Call me Ishmael

中队长同学今天要主持六一联欢会，昨晚和我一起设计了测验题。祝大朋友、小朋友们和老朋友们六一快乐。

　　（展示贴画）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奖品：福娃贴画。
　　在我说“开始抢答”之后，举手举得最快，最高，又最有礼貌，并说出正确答案的同学，将得到一枚福娃贴画，作为奖励。
　　每一题有四个选择，但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
　　现在，我宣布一下最重要的竞赛规则：在我念完全部题目，并且说“开始抢答”之后，大家才可以举手回答，如果提前抢答，答对了也不算。

1, 被称为“现代奥运会之父”的法国人是：
a）顾旦拜博士
b）顾旦旦博士
c）大坏蛋博士
d）顾拜旦博士

2, 为中国夺得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是：
a）体操运动员郭晶晶
b）铅球运动员郎平
c）射击运动员许海峰
d）足球运动员周星驰

3, 下面四个答案中，最能表现奥运精神的口号是：
a）更大、更美、更帅
b）更香、更甜、更脆
c）跳得更高、跑得更快、扔得更远
d）更快、更高、更强

4, 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哪座城市宣布北京成为第29届奥运会举办城市？
a）莫斯科
b）悉尼
c）伦敦
d）张家口

5, 在雅典奥运会上为中国夺取了第一个田径男子项目奥运冠军的刘翔，是什么项目的运动员？
a）相扑运动员
b）跳高运动员
c）一万米跨栏运动员
d）110米跨栏运动员

6,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和游泳中心，又被形象地叫做：
a）雀巢和水族馆
b）鸟窝和水房
c）鸟笼和渔缸
d）鸟巢和水立方

7, 奥林匹克的五环标志象征着什么？
a）手拉手，心连心
b）五大球类运动
c）五大洲的团结
d）古希腊五大女神

8, 奥运会马拉松比赛时，运动员要跑多远？
a）42天或195公里
b）女运动员跑42公里，男运动员跑195公里
c）限速每小时195公里
d）42公里195米

9,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哪一天开幕，哪一天闭幕？
a）8月18日开幕，9月18日闭幕
b）8月8日开幕，8月24日闭幕
c）8月8日开幕，8月28日闭幕
d）9月8日开幕，2012年9月闭幕

10, 做为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你最有可能为奥运会做的贡献是：
a）参加比赛，哪怕拿不来金牌，也得拿银牌，铜牌
b）当志愿者，到奥运村里对外国运动员说：“Hello, can I help you?”
c）到和平门路口指挥交通
d）坐在看台上或电视机前，为运动员呐喊助威

　　琴声停止了，康布谷同学一脸愁容地走出来。
　　“爸爸，弹琴真是太枯燥了。”她宣布，“我决定了，还是去顶缸吧。”
　　三年前那个春天，我让她立志学一门手艺，而且正像我历来的做法一样，一切由她自己来选择，不过，范围上有一点小小的限制。
　　她可以选的是：(1) 钢琴；(2) 到吴桥去学顶缸。
　　她对钢琴不陌生，便详细询问了顶缸班的情况，尤其是缸的大小。
　　好女儿，缸不算大，但也有奶奶家酸菜缸的三倍，顶的时候，里面要装满水，还要有大人在里面洗澡。
　　她还得知，班主任赵志缸老师对她很感兴趣，而且已为她取好了艺名：司马缸。
　　赵老师40多岁，是顶缸界的前辈，但身高只有一米二，小腿没了，大腿直接和脚挤在一起，头顶和肩膀一般齐，和你说话的时候，要拉着自己的头发，把脑袋揪出来。这是毕生献身于顶缸事业的结果。
　　康布谷同学没有权衡太久，便选择了弹琴。
　　三年来，每当她喊累，我们就会提醒她，是你自己选择的哟。她后来学会了回嘴，有时说：“是啊，如果我选了顶缸，现在你们就可以把我带到西客站，在广场上表演了。我头上顶着大缸，妈妈在缸里洗澡，爸爸在地上敲锣收钱。”
　　每当她这样说的时候，我一定在微笑着倾听，那迥异于今的富足的卖艺生活，是多么地令人陶醉啊。
　　——画是康布谷同学画的，我上了点颜色，对她说：你把自己画得好神气。

　　小风吹着，小朋友在身边灌溉花园的时候，我读完了查建英的长文：《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Enemy of the State: The Complicated Life of An Idealist）。
　　文章刊于4月23日的《纽约客》杂志，长达11页，讲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建国。
　　建国于1999年被捕，获刑九年，关押于北京第二监狱。建英回国后，每月一次去看他，至今。
　　建国早年是忠诚且狂热的红卫兵，插队内蒙20年，毛去世后，他继续服丧长达两年。
　　八九之后，他因贫穷回到北京，政治热情未减，终于参组新党CDP，任副主席，并公开前往登记。
　　查建英用相当的篇幅描述了中国社会，特别是精英知识分子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的精神变化——或为其《八十年代：访谈录》所带来的思考。
　　而建国等人“不仅未能把握政府容忍的底限，亦误判了国民的状态（national mood）。”查建英写道，“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乏任何特定群体做根基。”八九之后，中国迈入新时代，建国等人却短暂迷航。当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现在也将他们遗忘，包括那些海外团体。《纽约时报杂志》曾讥之为“无牙者”——无力亦无用，他们“写文章主要为了互相看看。”
　　“I felt like weeping. 我真想哭一场。”建英写道，“But I wasn’t sure whether it was because I was sorry for Jianguo or angry at him—for being such a fool. 可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因为生他的气——他怎么这么傻。While he sits in his tiny cell, day after day, year after year, the world has moved on. 他坐在小小牢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已经迈步向前。”
　　崔卫平说：“The officials think of us as moderates because of them. 因为他们，官方认为我们温和。They are the reason we are not in prison. 他们是我们不入监的原因所在。For this alone we are grateful. 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感激。”
　　建国告诉建英，08年出来后，他要和妹妹一起去看奥运。
　　在《纽约客》的官方网站上，这篇文章的全文还在。

　　我回来了，康德尔＋皮劳特——健康但疲劳。
　　让我们谈谈萨尔科齐吧……就像回到了巴黎。
　　在法国，第三条道路是没有市场的。右就是右，左就是左，连新左都没有。你因此爱法国，你因此恨法国。
　　萨尔科齐当然是个危险的家伙，但法国人恐怕愿意一试。
　　5月3日，在蒙彼利埃的集会上，萨科这样鼓动选民：“Il nous reste deux jours pour dire adieu à l’héritage de 68 / 我们还剩下两天，就能对68年的遗产说再见！”
　　远在经济全球化之前，已有革命的全球化。来自法国的Révolution，我们加上个culturelle，又还给法国。
　　后来不革命了，我们大搞资本主义，法国人却将密特朗送入爱丽舍，让社会党连坐14年总统。现在我们搞和谐，法国人又要回归市场了。
　　跟法国不同步，令人心安，也令人心酸。
　　必读书：《雷蒙·阿隆回忆录》(三联1992年版)。有新译本，没买。
　　留言不一一回复了，诸兄假日快乐，我们一道继续关注法国大选。
　　以下酒后文字写于2006年10月：

回到巴黎
　　由南向北，回到巴黎。阴冷的天，下着雨，果然没让我失望——我心目中的巴黎永远是波德莱尔式的。
　　此乃星期日晚上，完全如雷吉斯事前所料，通往巴黎的道路拥挤不堪。我们的最后一顿晚餐定在八点，但迟到再次成为必然。
　　“Mr. Goodnight！”雷吉斯在喊我。
　　车停在路上，眼前一片红色尾灯的海洋。我穿过昏睡的车厢，走到驾驶座后。
　　他提醒我，再过一会儿，我将在右手方向看到雷诺车厂为F1特设的一个大广告牌。
　　我问他是否知道了巴西大奖赛的结果。他说太太刚刚打来报告战况的电话，阿隆索跑在第一位，舒马赫第四。我祝贺了他。虽然还未完赛，但舒米已经没有机会。
　　车流又动了，我坐回自己的座位。右侧窗外，高高的地方，一面巨大的霓虹灯板闪过，红色的大字映在车窗上：“雷诺，冠军！”
　　终于到了。与拥堵的高速公路相比，巴黎竟然显得空空落落。那些晚归的人都去了哪里？
　　再往下走，便传来蔡榕快乐但沙哑的声音：协和广场，市政厅，荣军院……

“城堡”中的晚餐
　　晚餐不得不推迟到10点钟才开始。雨小了很多，但还在淅淅沥沥。我们来到紧邻香榭里舍大道的一条小街上，一进入达尼埃尔酒店（Hotel Daniel），便仿佛突然置身于电影布景中。窄小的空间，局促的走廊与楼梯，倒也处处显露着豪华与奢靡，但对我而言，这里故弄玄虚的“东方”装饰又是那样的古怪。这大概便是法国人生造出来的“异国情调”。
　　雨果在《九三年》里写道：“巴黎就这样来来回回，像是巨大的文化钟摆，从这一端摆到那一端……”
　　但有人喜欢这种调调，特别是美国人。我在门厅的留言簿上看到了大歌星莱昂内尔·里奇的感言，他用了两个“great”，来描述留宿在此的好心情。
　　我们端着香槟，参观了一间空着的客房，腥红的色调——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爱用的那种红（我称之为库布里克红，暗示着某种超现实的恐惧和欲望）。它只有十平米不到，里奇睡过的大概不是这一间，否则，他恐怕连一个“great”都写不出来了。
　　达尼埃尔酒店隶属专司特色经营的法国“庄园与城堡”酒店集团（Relais & Chateaux），仅有26间客房，加一个餐厅。厕所设在地下室里，有着同样精致的装修。
　　餐厅就在一楼。黑衣男侍收去香槟的空杯，我们个个带着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挤坐进临时拼出的三张餐桌旁，满满地占去了餐厅的全部。我有幸紧邻今晚的女主人，她坐在我的右侧，我左边靠着一根颜色暧昧的东方柱子，所以只好尽量将头朝着美丽的、女性的方向。
　　一如即往，我没等上菜就请教了这位中年女士的芳名：努尔·德马尔凯特（Nour Damarquete），并立刻恭维她，约旦王后（现在是王太后了，不过英语中都一样）也叫这个名字，她高兴地说：“所以这是个王室名字喽”。
　　她是这里的公关主管。我庆幸她能讲很好的英文，而且也不必再深入讨论葡萄汁的发酵时间和进不进大木桶的问题，因此无需劳驾蔡榕插坐在我们中间。事实上，离开了葡萄酒区，我尽可以东拉西扯。
　　努尔不是个典型的法国名字。她点头称是，自述出生在黎巴嫩。啊，她当真有一张黎巴嫩人的面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儿。
　　我竭尽所能，从记忆里快速检索有关黎巴嫩的一切，从腓尼基字母，直到纪伯伦和仍然活着的大诗人阿多尼斯。她睁大眼睛说：“我对你所言印象深刻。”我嘿嘿笑答：你看到了，中国人对黎巴嫩并不陌生。
　　和18世纪的东方情调一样，“小”也是达尼埃尔酒店的特色。这里从上到下，只有员工20人。我打探到莱昂内尔·里奇住的房间，每晚要价600欧元。但是，“这并不昂贵，这是个非常合理的价格，”努尔说，在巴黎，到处都是那种千篇一律的连锁酒店，而这种城堡式的，紧邻着香榭里舍的，提供优质法国美食的家庭化酒店，可是别具特色，绝无分号。两年来，达尼埃尔赢得了很多奖项。
　　现实的话题是刚刚结束的黎巴嫩战争和尼古拉·萨尔科齐。
　　“如果你一定要问，”努尔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支持尼古拉·萨尔科齐。”
　　她说，高福利政策让社会停滞不前，使年轻人变得懒惰。法国必须要有所改变，而萨尔科齐许诺会带来改变，
　　她是这样教导自己的孩子的：“生活是艰辛的。生活并非可以轻易得到。”

谁来保卫这门将死的艺术
　　在法国，尼古拉·萨尔科齐的脸无处不在：电视新闻、报纸头版，图书封面……
　　我在布赫山丘（Côtes de Bourg）遇到了很多不喜欢萨尔科齐的人，他们都是纯朴的酒农。当地酒业年轻的总监迪迪埃·贡捷（Didier Gontier）在酒后对我宣布：“萨尔科齐是布什在法国的代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法国。”
　　也许他们更需要保护而不是市场。这些庄园、手艺和酒农，在21世纪的今天，也要面对很多剧烈的变化。全球化、麦当劳、加利福尼亚或澳洲的葡萄树，和萨尔科齐一样，也许都是近在咫尺的威胁。
　　那么，法国葡萄酒是一门将死的艺术吗？
　　“绝对是。”迪迪埃·贡捷说，“看看他。”
　　他指着坐在另一端的老庄主，后者正急得满脸通红，像划拳一样用手语和英语单词跟佟强絮叨着自己的婚姻经历。“他本来可以到大城市去过更轻松的生活，现在却在这儿守着葡萄园。”迪迪埃·贡捷说。
　　他有些激动了，瞪起有血丝的眼睛：“我们是这门将死艺术的保卫者！”
　　第二天早晨，在布赫小城的咖啡馆吃早餐时，我和一堆老汉坐到了一起，这都是本地的庄园主。他们告诉我，现在自己最大的担忧，便是不知道死后将葡萄园交给谁。这些庄园无一例外，仍然沿用着古老的家庭化经营方式。但他们的子女，多数对葡萄没有太大的热情，甚至平时也不住在这里。他们长居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各有完全不同的生计。
　　老头子们忧心忡忡。不消他们说，这一路上，我们听到过的葡萄园败落的故事，甚至比那些成功的经历还要多呢。
　　生活是艰辛的。生活并非可以轻易得到。

　　Photo by Jonas Bendiksen / PARIS REVIEW

　　Kibera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郊区的超级贫民窟，面积仅与纽约中央公园相当，却有至少一百万居民，半数人不满15岁，而所有人都住在一室无厅无卫的泥草棚中。
　　自2005年春天起，摄影师Jonas Bendiksen受联合国资助，前往Kibera租屋长往，拍摄穷邻起居。
　　2006年冬季号的《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杂志刊出了这些照片中的一部分。我意外从中看到《中国日报》（China Daily）被醒目地糊在民居的墙上，脆弱的同情心马上给强烈的好奇让了位。
　　这家的主人Charles Arori有五个孩子，同居10平方尺的泥草屋。他请来访者看他的墙，上面是他们一直在读的报纸：The Standard和The People Daily（人民日报？原文如此）。
　　“我用这些报纸来装饰我家——它们很美。这让房子看起来很美，而且它能让你看清任何东西——比如小强。报纸糊上去，你从远处就能看见它，这是只小强哟。或者那个，那是只蚂蚁。这样一来，你就能保护自己了。”
　　Arori先生说得不错，但我建议他不要把小强杀死在报纸上，因为那上面有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大会的照片。

　　这一期的《巴黎评论》还刊出了廖亦武做的异类访谈录。

Tips：a) 《巴黎评论》不是法国而是美国杂志。 b) 《巴黎评论》不是政治出版物，是一份文学杂志。 c) 小强是蟑螂的中文别名，原文使用的是cockroach。

　　春天到，屋里却凉了，暖气在死去。寒夜，在书中读到EB·怀特的随笔《一头猪的死亡》，十分锥心。熬到天亮，腿也麻木。在早餐桌上向康布谷同学推荐这本《这就是纽约》。她不肯读，也不好好吃鸡蛋。我说：你知道EB·怀特是谁吗？她随口报出三本书名：《夏洛的网》、《精灵鼠小弟》，还有一本我听也没听过。
　　我不甘心失败：“你知道吗？怀特并不完全是个童话作家，或者说，童话只是他很小很小的一个方面。”
　　“我不管。”康布谷同学说。
　　不过，上了车，她还是读了《一头猪》，一边听着丁杨唱片公司出品的《放牛狂的春天》。在学校门口，我把整本书都借给她。她一转眼就跑不见了。
　　天阴着，我回家喝茶，看到老克留言索歌，才想起这欢乐的爱尔兰酒歌——

　　The Clancy Brothers现场演唱的《蒂姆·芬尼根的守灵》（Tim Finnegans Wake）。
　　大意是，酒鬼芬尼根喝多了，爬梯子摔破头。同伴以为他死了，扶尸守灵，连吃带喝，又哭又闹，乱了，酒瓶子倒在芬尼根头上，死人活过来。芬尼根的守灵多快活！
　　歌词版本不一，我重新校对一遍。不过，“gob”是什么意思——“give her a belt in the gob”？还有“Thanum an Dhul”？戴博士有空儿指点一二可好？

Tim Finnegans Wake

(chorus)
Tim Finnegan lived in Watling Street,
A gentle Irishman — mighty odd –
He’d a beautiful brogue so rich and sweet,
To rise in the world he carried a hod
You see he’d a sort of a tipplin’ way,
With a love for the liquor poor Tim was born
To help him on with his work each day
He’d a drop of the crater every morn’!

Whack fol-de-dah now dance to your partner,
Welt the floor, your trotters shake!
Wasn’t it the truth I told ya?
Lots of fun at Finnegan’s Wake!

One morning Tim was rather full,
His head felt heavy, which made him shake;
He fell from the ladder and broke his skull,
And they carried him home his corpse to wake.
They rolled him up in a nice clean sheet,
And laid him out upon the bed,
With a bottle of whiskey at his feet,
And a gallon of porter at his head!

(…chorus)

His friends assembled at the wake,
And Mrs Finnegan called for lunch.
First they served in tea and cakes,
Then pipes, tobacco, and whiskey punch.
The Biddy O’Brien began to cry,
“What a nice, clean corpse did you ever see?
Tim avourneen, why did you die?”
“Arrah hold your gob!” says Billy Magee.

(…chorus)

The Meggy O’Connor took up the job,
“Arrah! Biddy”, says she, “You’re wrong, I’m sure.”
But Biddy then gave her a belt in the gob,
That left her sprawling on the floor!
Then the war did soon engage:
‘Twas woman to woman and man to man
Shillelah Law was all the rage –
And a row and a ruction soon began!

(…chorus)

Then Mickey Maloney raised his head,
When a bottle of whiskey flew at him.
It missed him, falling on the bed,
The whiskey scattered over Tim!
My God, he revives! See how he rises!
Timothy rising from the bed!
Say, “Whirl your whiskey around like blazes!
Thanum an Dhul, do ye think I’m dead?”

(…chorus)

《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戴从容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28元
康慨/刊于2007年3月5日《中国新闻周刊》，略有改动

　　我曾经是心比天高的文艺青年，或许虚荣使然，而不愿放过任何一个以求知为名进行精神自虐的机会，面对塔尔科夫斯基、斯特拉汶斯基和维特根斯坦时，亦曾赤膊上阵，奋勇向前。人家说《尤利西斯》是天书，我毫不退缩。只看故事，戒除联想，天书原也简单。旋即闻听乔伊斯另有一部《芬尼根的守灵》，难度更在《尤利西斯》之上，至今无中译，于是抱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壮志，置《英华大词典》于手边，意欲死磕，结果读得浑身发痒，五心烦燥，终至万念俱灰，方信《守灵》之难读，果非浪得恶名，若无专家指引，贸然入读，必不得要领，甚至完全找不到进入那可憎迷宫的入口，
　　新年伊始，得到新书一部：《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如获至宝。书由复旦大学年轻的“乔学家”戴从容博士写成，由词汇、情节、语体等细节入手，进而论及天书的后事与前生。书中还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收入了戴从容对《守灵》的百余页摘译。
　　“河水流淌，经过夏娃与亚当教堂，从凸出的河岸，到凹进的海湾，沿着宽敞的循环大道，把我们带回霍斯堡和郊外。”
　　这便是《芬尼根的守灵》著名的开篇，连缀着本书的最后一句，由此形成无尽的循环往复。小说由爱尔兰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完成于1939年，分为四书，主体故事非常简单，即都柏林酒馆老板叶尔委克一家子的一夜惊梦，但情节、人物和文体均十分混乱，语言亦极晦涩。乔伊斯使用了全部的欧洲语言，加上中文、日文乃至梵语，计50种语言。书中6万余词，作者自造的、在任何字典中都查不到的单词，便占去近一半——在此书第一页，你便会赫然见到一个由100个字母组成的超级单词。阅读起来自然障碍重重，似乎每词背后，都深藏着多义的陷阱，又似乎每一个情节，都将你导向迷宫中的死路。
　　然而，问世70年来，《守灵》一直引动着众多作家、学者和普通读者的研读狂热。对《守灵》的解读，亦是所谓“乔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捧者称颂此书涵盖了人类全部的历史，甚至自成宇宙。但不管怎样，它绝非乔伊斯心血来潮时捉弄世人的文字游戏，而是筹谋已久，野心勃勃的文学巨制，由《都柏林人》始，经《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尤利西斯》，可见乔伊斯艺术追求的清晰线路，到历17年苦行而写成的《芬尼根的守灵》，终于成就了戴博士所称的“自由之书”。
　　《自由之书》的著与译，耗去戴从容近十年之功，是到目前为止中文学者在解读《守灵》一事上所做的最大努力。我无力更多妄言其学术意义，但它毫无疑问带给我这样的普通读者以莫大的阅读之乐。在许多篇章里，你会获得类似侦探小说般的阅读感受，不断沿着乔老爷留下的蛛丝马迹逶迤前行，穿行于纷繁庞杂的迷宫，共同破解着一个又一个的语言、宗教和历史的谜题，忽而豁然开朗之时，便要既感叹那做局者的匠心，也要为解谜者的高妙而叫绝了。   
　　这当然是一部学术著作，但未必不能达于大众。晦涩难懂的是乔伊斯，戴从容的解读却是学术书少有的流畅与通达。她还不时飞离于具体的文本之外，几番梳理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和美学源流，尤其是几代艺术家对自由化境的不懈追求。爱智之人有福了，有此书做向导和指南，便不会再像我那样，孤独而悲惨地承受《守灵》的文虐。

阅读参考：
《芬尼根的守灵》（Finnegans Wake）英文版全文
部分研读著述的汇集：The James Joyce Scholars’ Collection (Edited by David Hayman) 
老克：《岁首年终：芬尼根的守灵夜》

工具书出版商Thomson Gale称今年3月为Women’s History Month，这里是该社提供的可供免费下载的主题月历牌（PDF格式，163kb，可打印），以及Windows和Mac两种格式的五张墙纸。
说到男女不和，找出两年前的这篇报道，回想一下怎样才是苦大仇深和刻骨之恨。男性不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但这不妨碍他从女权主义的号角声中得到灵感。原文最初还要长些，刊出前经自我和上级审查，已删去多处渲染两性不共戴天的仇恨性言论。因老宋兄而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能从宗教中得到什么？

安德丽娅·德沃金：恨男人恨到死？
康慨/刊于2005年《中华读书报》

　　自称为激进的女权主义战士、以女权力场诅咒色情文化最力、生前争议极大的著名美国女作家安德丽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2005年4月9日在华盛顿去世，终年58岁。

　　德沃金被目为“世界上最受非议的女权主义分子”，她所抱持的不妥协的女权主义立场，声调极为尖锐，这种“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的激烈姿态，从她197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女人恨》（Woman Hating）开始，便表露无遗。那一年她只有27岁。她宣称自己已立下大志，定要“捣毁父权，捣毁作为其根基的家庭，乃至它最隐蔽的形式：国家。”
　　她将满腔怒火倾泄于男性权力之上，她曾宣称“所有的男人都是纳粹”。更为惊世骇俗的是，为了形容男权社会如何对待女性，她甚至创出一个新词：“gynocide”——此词显然由genocide（种族屠杀）和gynoecy（女性，雌性）两词合成，汉语里无以对应，在这儿，姑且译作“奸绝”。
　　由此出发，她猛烈攻击色情出版物，其立场，与传统风化的卫道之士绝无相似。1981年，她在《色情文学：男人摆布女人》（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一书中写道：“色情文学是强奸的庆典，是对女性的凌辱；这就像一种强奸者的联盟，一种让强奸变得合法化，并使我们社会的男性霸权正式化的途径。”
　　此书的出版，使德沃金啸聚起众多女性同仁，如密歇根大学的法学教授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以性别岐视为由，在美国数座城市发动了声势迫人的反色情出版物运动，并促成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颁布了一项部分限制色情出版物的法令。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终以被裁定违宪而告终。

　　德沃金对性暴力怀有切身之痛和刻骨之仇。18岁那年，由于参加了反越战的示威，她被捕入狱，并受到两名男性狱医严重的性侵犯。1999年，52岁的她，在巴黎一家酒店的房间内，被人在一杯干白中下了迷药，之后惨遭蓄意的强奸。
　　在2000年出版的《替罪羊：犹太人、以色列和妇女解放》（Scapegoat: The Jews, Israel and Women’s Liberation）一书中，她甚至号召女性在受辱之后奋起复仇。
　　她曾写道：“我确信女人有权将强奸她的男人处死。”她亦曾断言：“所有的男人都是强奸犯。”关于浪漫，则是这样描述的：“作为引诱，强奸犯通常会费点力气，（给受害者）买瓶酒。” 在论及性关系时，她说：“性交保持着一种哲学上的含义，亦或就是这种含义，它使一个女人变得卑贱：一点一点地，让她领会自己的卑贱地位……不断地挤压和刺戳，直到她完全屈服。”她说，这个世界，正在建立在男人强奸和凌辱女人的能力之上。
　　在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德沃金站出来反对克林顿。她说：“该问一问的是：那只雪茄是点着的吗？”

　　《卫报》的讣闻写道，对那些持色情文化无害论的人来说，德沃金是个彻头彻尾的悲惨的仇男狂。而在她遍及世界各地的崇拜者眼中，她则是强大的灵感之源和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她生前出书13部，涵盖小说、评论和诗歌。但英国作家约翰·伯杰（John Berger ）曾称，德沃金是“西方世界被误读最甚的作家”。她写于2002年的《心碎：一个好战的女权主义者的政治回忆录》（Heartbreak: The Political Memoir of a Militant Feminist），在英国，竟然至今找不到一家愿意出版此书的出版商。
　　德沃金曾对友人分辩，说自己从未讲过“所有的性交都是强奸”一类的话，这纯属那些男作家们断章取义。她的本意是，虽然并非所有的性交都含有暴力因素，但是所有确实关乎暴力的性交，都必属强奸。换句话说，强奸是哲学意义上的，而非生物学甚或法律意义上的强奸。
　　2000年，她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撰文，讲述她在巴黎酒店被蓄意强奸的经过，当时质疑此事的大有人在，例如，她为什么不报警？甚至她凭什么会被强奸？——她那么胖，那么老，又那么丑。但她进行了回击，意思是说，那些作此想法的人始终抱有成见，仍然还认为强奸只与性有关，而不是权力。
　　德沃金受到的非议不只来自保守的男性阵营，一些温和的女权主义者也想方设方与她划清界限。这些无休止的争吵、攻击和反攻击，渐渐耗尽了她的健康。她当年的战友凯瑟琳·麦金农4月16日在《纽约时报》刊文指出：“这些评论对安德丽娅伤害颇重，就像所有女性所受的重伤一样。”
　　“如果今天连大屠杀都能被否认，那么，一个遭到强奸的女人还能怎样让人相信呢？”德沃金写道。

　　德沃金1946年生于新泽西，曾两度结婚。第一个丈夫是个荷兰的无政府主义者，屡次毒打她，她离婚之后说过：自己决定离开他，“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会杀了我，而是因为，我认为我会杀了他。”
　　她绝对是今天大多数女性想成为的那种女人的反面：非常胖，多毛，从不化妆，亦因喜穿没有性别性征的特大号粗布工装背带裤和廉价的运动鞋而闻名——她甚至就这身打扮，到曼哈顿最豪华的馆子里去赴宴。虽然屡遭耻笑，但赞扬者却说，这正是她对充满隐性色情文化的当代社会的不妥协态度：不取悦媒体，更不取悦男人。虽然如此，可朋友们说，她从不恨男人。她恨的是男人施加于女人的暴力，无论这种暴力是关乎身体、性，还是仅仅存在于思想和社会文化之中。
　　她的后任丈夫约翰·斯托尔滕伯格（John Stoltenberg）和她共同生活了30年。他们于1998年成婚。夫妻俩都是同性恋，德沃金以“人生伙伴”赞之。
　　一生刀光剑影，死时却平静安详。2005年4月9日凌晨，安德丽娅·德沃金在自己家中的床上，于睡梦中悄然过世。

　　康布谷同学十岁生日前某日，从外回来，家里热，我让她换掉外面的长裤。
　　她回头对我说：别动我的裤子。
　　我说：不要这样对爸爸说话。
　　她说：我是在对一个男人说话。
　　我说：爸爸不是“男人”。
　　她看了看我，然后说：你这个人妖。

　　康布谷同学生在邓小平去世两天，她太姥姥去世一天之后，与WH·奥登同日出生。

　　前不久，我接她从合唱班下课回家，她坐在后座，突然问我：爸爸，一个试管要多少钱？
　　我说不会太贵，并问她干嘛用？
　　她说：我想生个试管婴儿。
　　我说：孩子啊，试管婴儿可不是只有试管那么简单。
　　她说：我知道，不就是得再弄一颗受精卵嘛。
　　天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她说：我不想要丈夫，他们大多数都很坏，喝酒，打骂。
　　她一定是看了太多十九世纪的小说。
　　我说：我也是做丈夫的，我就很好啊。
　　她说：你是个例外。

　　CCTV-6将于今晚（2月27日/周二）7:35播出马俪文的电影《我们俩》（金鸡奖最佳导演，东京电影节最佳女演员）。主演：金雅琴。
　　故事：四合院/孤身老太/ 租房女孩/禁忌/青春/疾病/死亡/生活……
　　戴新伟兄在电影院里看过此片，请读他的温情评论《和老太太在一起》（此文下面的第一句留言是我写的）。
　　想起多年前我租住在后鼓楼苑的日子，对面房中的张大妈下雨时一定帮我收晾晒在院中的衣服，晚上叠得整整齐齐送过来，一日她屋中忽然举丧，原来丈夫在澡堂子里意外过世。
　　在剧院看到这样的电影不容易。马俪文的上一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黄素影、斯琴高娃），我也是在电视上看的。
　　春节期间终于找到时间看了贾彰柯的《世界》，很喜欢。
　　——让我们去乌兰巴托吧。
　　还有奥斯卡奖，马丁·斯科塞斯如愿以偿。四十天前，我们谈过他的愿望：《那个愤怒的人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