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me Ishmael

康布谷同学看到这里，哇哇大哭。
最上面一幅是叔叔被处决的报纸，最下面是她的马克思上帝来安慰她，她让马克思滚蛋。
这一页取自法文版。我本来想用这四本书学法语来着，终未进行下去。再说吧。

康慨/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我在伊朗长大》（共四册），[伊朗]玛赞·莎塔碧著，马爱农、左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

　　感谢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和马吉德·马吉迪这样的电影大师，让我们不再对当代的伊朗一无所知。不过，银幕所展现的尽管也是有血有肉的具象生活，却仍然是乡村的，边远的，有时也许是极为隐晦的。而城市的，知识分子的，尤其是女性的生活状况，则仍然晦莫如深。1979年革命之后，外界通常以为，这个文明古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不复存在，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分子和急于求成的核技术工程师们成了我们唯一的想象。
　　玛赞·莎塔碧的《我在伊朗长大》或可扭转这一印象，这些黑白的方格漫画，恰如流动的电影画面，叙述着近三十年来德黑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悲欢离聚。
　　此书先以法语在巴黎出版，与同期在美国上市的另一本《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一起，轰动世界。后者是一位伊朗女教师关于阅读禁书经历的回忆录。在西方媒体对伊朗多年妖魔化报道的背后，我们终于有机会看到政治对抗大幕下一种典型的双重生活。那也许是不为外界所知的，却每天都在发生和继续。
　　《我在伊朗长大》也是自传体的。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大动荡之中，巴列维国王极权统治下的伊朗也不例外，街头示威和相随而来的屠杀日复一日。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国王。那一年玛赞九岁，少女时代在面纱的后面开始了。
　　《我在伊朗长大》共四本，分别以《面纱》、《安息日》、《流落奥地利》和《回家》为题。前两本叙述玛赞一家在革命后和两伊战争期间的遭遇，此后则是她本人为避战祸，十四岁那年孤身前往奥地利求学，四年后经历幻灭，万念俱灰时回到祖国，结婚又离婚，最后再度告别父母，怀一颗成熟与勇敢的心，赴欧洲求生。
　　《面纱》这一本描写了很多酷刑，忆及玛赞家族中很多身为共产主义者的前辈。她自已在幼年时代，同样对身边不公平的等级制度感到愤怒。在那一阶段的幻想中，白须白发的马克思总是以上帝的形象出现。到了奥地利以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点燃了她的叛逆性格。她先在一处修女管理的宿舍里寄宿，认识到“在每一种宗教里，你都能发现同样的极端主义者。”她努力寻找不仅仅是作为女性的，同时也是作为伊朗人的尊严。从最初拼命想与欧洲同化，不惜背叛自已的文化和出身，到最后大声喊出：“我是伊朗人，而且为此感到自豪！”期间痛苦的迷失，加诸于十几岁的少女，未免太过沉重。
　　她再回伊朗时，不得不重新穿回面纱，虽考上美术学校，却不断因言行叛逆而惹祸上身——头巾短了，裤子紧了，抹了口红，公然和男同学在街上走，或是那种地下生活——在家里偷偷地开Party，这些出格的行为不仅会遭到道德委员会的训诫，还会把革命卫队招上门，以至于一次次被关进监狱。
　　我的女儿也九岁了，看此书到中途，竟然在电梯上哇哇大哭，因为玛赞的阿努什叔叔被当作苏联间谍处决了。书中的很多事情，对她而言未免残酷。但我该阻止她吗？我不是一直希望，她将来能成为勇敢的，自强的，热爱生活，懂得节制，且不依附任何人的女性吗？
　　读此书时，她也会笑。是的，你我都会不时会心一笑。玛赞·莎塔碧有足够的幽默，也有同样多的宽怀，化解你对这本天才之作的怀疑——无论是关于政治企图，还是女权主义或宗教叛逆。没有，她只是在讲自己的故事，以漫画这种通灵的方式。

康慨 / 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红色少女日记》，张新蚕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49.80元

此乃旧文。刚才复信，谈到红卫兵日记，想起此文。
文章刊出后，意外接到此书作者辗转打来的电话，问我是不是不喜欢此书，我不知如何作答。其实，电话中听得出来，那是一位很好的女士。

　　“毛主席他老人家是多么热爱人民关心人民呀，当我们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他老人家却说人民万岁！他老人家多么谦逊啊！”
　　上述文字不是出自后现代小说，而是一个少女的日记，时间是1966年7月28日。日记的主人叫张新蚕，时年14岁，是吉林省四平市一个干部家庭的孩子。从14岁到18岁，也就是从1966年到1971年的五年间，张新蚕记下了相对完整的日记，并保存至今，公开出版。
　　这五年，对中国历史来说，是不堪回首的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大串连，武斗，下乡插队；对一个少女来说，本该是用“花季”二字形容的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美好时期，然而，这段时间却绝非张新蚕的花季──至少从日记中看不到，从头至尾，它记录的只是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学校、家庭、乡村里无处不在的政治斗争，以及时刻不会忘记的对自我的强迫性的教育和改造。
　　日记本来是最个人化，最具私密性的文体（当然也有日记是专门写给别人看的），但在这本日记中，是看不到什么“绝对隐私”的，读者潜意识里的窥探欲断然得不到满足。我们看到了太多红色的而不是粉红的──少女的东西，尽管全书是以花花绿绿的彩纸印成。除了空泛的解放全世界人民的信念，我们看不到她对自己未来的憧憬，看不到她的成长，看不到她对爱情的渴望，以及由此而来的烦恼。
　　北大的张颐武教授等人在本书的序言中大力推崇其“真实”，甚至把它和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的日记相提并论。然而，必须看到，这种“真实”仅仅是对一个巨大的虚妄所做的简单而片面的记录。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的自我表白往往令人难辨真伪——你不能仅仅因为某些话出自说话人的真心，就断言他的言辞合乎事实。正如日后人们所了解的那样，当整个社会都被无数谎言所严密包裹，当政治的力量以纯洁道德的名义，深入到个人最隐秘的角落，真实的自我将再无容身之地。我们从中看不到“我”，而只是一个以“我”的面目出现的“她”。
　　这是一个既幼稚又世故的少女，她已经学会了怎样欲言又止，已经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即使面对的是自己的日记本。当然，由于雷锋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无处不在的强大影响，这样写日记的方式在当年甚为流行，政治挂帅，集体至上，上纲上线，以及无处不在，近乎苛刻的自我批评，正是当年的青少年日记八股文的最大特点。有时你会感到，读这些文字的感觉正像今天重看样板戏一样——在新世纪的年青人眼中，说不定真有文革如戏的感觉。
　　日记中还是偶尔有些令人动容的记录。下面这段记于1967年1月23日：

　　今天上午我带领5个小伙伴从外县雄纠纠气昂昂地返回了四平市。当走到离地委大院不远的一条大街的时候，我看见几十名干部正戴着高帽游街，不远处还有一群孩子在向他们投掷石块，还有人挥动扫帚不停地抽打他们的头，迫使他们不得不弯下腰来躲闪。忽然，我发现了母亲也在其中。她的脖子上挂满了鞋子、袜子和抹布，头顶上还拖着一根长长的一直到地的白布条，上面写着“母老虎”、“母夜叉”等肮脏的字眼……
　　见状，我的心仿佛被一粒子弹击中。我惊呆了，痴呆了……

　　这是整本日记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幕，与托尔斯泰所说完全相反，在那个时代，不幸的家庭似乎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样的段落在日记中实在太少了。
　　我们当然不能以今人对文革的结论去苛求一个十几岁的少女，随着年龄渐老，我们这些正在或已经堕入回忆的人，都是那个时代的当事者，无论身心，都有着相似的遗产。在这15万字的日记中，红色少女只是我们共有的那段记忆的一个缩影，而她本人始终面目模糊，就像书中印刷糟糕的那些照片一样。几乎就在我合上这本书的一瞬间，她便立刻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留下来的，还是那个黑洞──文革就像一个黑洞，它吞噬掉一切，个性，春情，欲望，冤魂，甚至记忆。
　　这本书也有几个古怪之处，首先，张颐武先生的点评非常罕有地直接混排在正文中，不仅有些蛇足，而且往往非常粗暴（请原谅我使用这个词）地打断阅读。其次，过分张扬的包装再一次反映出目前以时尚异化历史的潮流，在这股潮流中，对“史无前例”的回忆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也许是无奈的审美体验。

康慨
《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2003年，上影厂拍了一部名为《永不分手》的电影，看片名似乎是部爱情片，其实讲的是陈毅和陈丕显长达一生的友谊。这部电影我想大多数人都没看过，我也一样。但我对它有印象，因为有一期《上影画报》说，片中的陈毅太胖了。再看剧照，反倒感觉扮演陈丕显的演员太高大，好像比陈毅还高出了半头。
　　1989年，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采访了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后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到陈丕显给他留下的印象：“他身着军装式样的橄榄绿服装，身材瘦小，外表整洁。”
　　陈丕显是老红军，13岁就参加革命，人称“红小鬼”。长征开始后，他随陈毅留守南方打游击，抗战时任新四军主要领导人，1965年11月出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文革开始后不久，即在所谓的“一月革命”中被打倒。1967年1月，陈丕显被王洪文逮捕，秘密关押长达八年。
　　陈丕显去世近10年后，他的第四部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终于在上海出版。离职的国家领导人——如李鹏、钱其琛和李岚清等撰写的回忆录，近来多有出版，但以陈丕显的高位，又兼当年所处惊天变故的心脏地带，著书回忆文革全程，在中国内地，不仅实为罕见，意义亦相当非凡。正如他所言，“我是这场大浩劫的幸存者”，写作此书，是要“给自己一个总结，给后人一个鉴戒，给历史一个交代。”
　　王、张、江、姚构成的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均发迹于上海。此著的回忆，也始自文革前江青在上海的一连串秘密活动。陈丕显作为地方领导，对这位“怀有‘神圣使命’的女客人”，自然有所接待。因此，他在书中较为详细地写到了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的勾结过程，以及随后“揭竿而起”的王洪文的发迹史，对“四人帮”的野心与权术，都有较为细致的观察和描写。
　　文革狂风一起，便迅速由北京吹至上海。内有王洪文等工人造反派的冲锋，外有南下红卫兵的鼓噪，加上张春桥等人的政治投机，终使造反夺权之路不可逆转。陈丕显虽然百般婉转，多方回拒，甚至委曲求全，力求一方平安，但以当时的政治环境，亦终难抵御。
　　通过作者的叙述，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自始至终主导着上海风暴的方向，也决定着陈丕显个人的命运。张春桥到上海解决造反派阻断国际列车的“安亭事件”，私自冒险做出全面妥协的决定，却为毛泽东首肯。《解放日报》遭围攻，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江泽民为本书题写了书名。1996年第11期《大江南北》杂志发表陈毅次子陈丹淮的文章《从“阿丕”的称呼谈起：记陈毅与陈丕显的友情》，提到一段往事：

　　1995年8月23日，昊苏（陈毅长子）陪同一个外国友好代表团等候江总书记的接见。江总书记进来后看见昊苏就心情沉重地说：“阿丕今天去世了，你知道吗？”
　　昊苏吃惊地说道：“不知道。还没有得到消息。”
　　江总书记嘱咐说：“你要赶快去看看谢志成阿姨（陈丕显夫人）。你们两家的关系是不一般的。”

　　顺便说一句，这篇文章附登了一幅陈毅与陈丕显在解放初期的并肩合影，可见陈丕显要稍矮一点。所以倘若吹毛求疵，我觉得本文开头提到的那部电影的演员没选好。但愿经由本书，我们能记住一个真实的陈丕显——作为红小鬼、阿丕和浩劫幸存者的陈丕显。

康慨
《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月，38元
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八十年代虽历历在目，却恍如隔世，近几年更成为知识界追怀或反思的对象。这本访谈录适时出版，约谈十一人，多为时代弄潮儿：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和田壮壮。
　　那一代人特征鲜明，虽有“重归理性”的旗帜，但即将被埋葬的理想主义依然高昂，坐而论，起而行。李陀说：“那时候人人都相信自己对历史有责任。”
　　“八十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陈平原说，“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
　　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第一期，即刊出《读书无禁区》的头条，问道：“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这种提问方式自然也属于八十年代。再回首，真有些“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浪漫情怀。
　　对八十年代的留恋是显而易见的。朱健国三年前在《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刊发的一篇《想念八十年代的书桌》，一度唤起许多人的共鸣。他慨叹：“那张真正的书桌已没有了——没有人静静相坐的书桌，没有写下充满理想的文字的书桌，还能叫书桌么？”
　　那张书桌上，摆放着萨特、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加西亚·马尔克斯……隔绝数十年的现代思潮忽喇喇一骨脑地涌进，造成知识的“恶补”与思想的大振荡。处处大是大非，大喜亦大悲。出版界和学术界的这种短暂繁荣，后有学者冠以“新启蒙运动”的称号。尽管不可否认的是，那同时也是一个激情与幼稚共处，肤浅与深刻并存，急于求成却不求甚解的时代。
　　我庆幸自己是八十年代的遗腹子。我当年搭上的那趟末班车，造就了我今日的骨与血。1988年，我进入大学，转年初夏即逢大动荡，社会和人生在此清晰断代，此前此后，一切迥然有别。
　　学者郭小聪在不久前出版的随笔集《说什么，怎么说》中写道：“八十年代我们感觉到很高昂的那种东西，到九十年代，整个社会也变化了，就遭到报复，嘲笑理想，躲避崇高。”
　　李陀则从生活细节入手，具体谈到八十年代的文人之交，认为友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绝不能忽视。”那时的朋友之间，可以直言不讳，可以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且相信朋友不会对此介意，亦觉得这争论有意义。而如今，“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他说：“不管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被紧紧织进一个天罗地网一样的功利主义的网络里头，朋友的意义和作用也完全变了。”
　　李陀所讲，乃书中最有系统性的一篇。看全书，虽立意高远，却显零乱，很多地方接近漫谈，随意性过强，成了没有距离感的聊天实录，流于家常与泛泛，而缺乏必要的再整理、增删、核对与校订。不过，可以多看些性情话语，也好吧。
　　在对八十年代的普遍留恋之中，陈丹青是个例外。那十年他基本上全在国外，是旁观者，自以为清，不免颇多微辞。“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自以为正确，现在自以为错了，”他说，“那时他们非常想引领时代，现在又唯恐跟不上时代。”
　　话似乎说重了。陈丹青回国后，看到了太多官场上的阴暗面，他看不到的是那些远离了舞台，自甘沉寂的人，看不到还有许许多多这一时代文化的不合作者。当然了，这个话题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