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me Ishmael

　　从今天开始，米兰·昆德拉将跨入80后一代。　　C. Hélie / Gallimard

　　◆康慨 |  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大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今天（4月1日）迎来自己的八十大寿，其祖国捷克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将以研讨会、音乐会等方式向他致敬，但素来远避公众舞台的作家本人决不会出席。
　　1929年4月1日，昆德拉生于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在这里读完高中，才前往布拉格查理大学求学。今年5月27日，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将举办一场为期三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纵论昆氏作品及其影响，包括其作品的翻译与改编，主题是“米兰·昆德拉或文学何为”。
　　美国文艺工作者另辟蹊径。早在今年2月，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的几位高手，便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等地举办了名为“捷克对位：亚纳切克与昆德拉”的系列音乐会，不仅演奏捷克大作曲家亚纳切克的音乐，还请演员现场朗诵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片断。
　　之所以将亚纳切克与昆德拉“对位”，不仅由于许多人认为两人作品灵魂相通，亚昆两家也实有渊源。虽然在昆德拉出生前近八个月，亚纳切克便已去世，但昆德拉的父亲路德维克（昆德拉首部小说《玩笑》的主人公也叫这个名字）乃亚大师的学生，日后成长为捷克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并担任布尔诺亚纳切克音乐学院院长长达13年。昆德拉从小接受音乐训练，弹一手好钢琴，年轻时一度当爵士琴手赚外快。
　　3月26日，伽利玛出版社在法国推出了昆德拉的新著《邂逅》（Une rencontre），收入30篇文学随笔，继其前作《小说的艺术》（1986）、《被背叛的遗嘱》（1992）和《帷幕》（2005）之后，继续探讨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涉及拉伯雷、法朗士、培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法国大知识分子阿兰·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也在《新观察家》杂志刊出书评，称此乃昆德拉的“神殿”，系他再以此书向历代大师偿情，还债。

　　无论对1989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是此后的捷克，米兰·昆德拉的政治面貌都是个复杂的问题。1948年，19岁的昆德拉加入捷克共产党，两年后即因“反党行为”被开除。1956年他二度入党，但1970年再遭开除。对当代东欧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不难看出这些年代所对应的大事件。
　　乔迪·威廉森（Geordie Williamson）3月28日在《澳大利亚人报》撰文指出，西方评论界不假思索地认定昆德拉为异见者，指称他意在以小说反抗制度，但他本人不愿意承认这一外界强加的身份，尤其反对西方对其作品简单的政治解读。1985年，他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宣称：“当文化被简化为政治，其阐释便完全成了政治化的，以至于最终无人能理解政治，因为纯粹的政治思想根本解释不了政治现实。”
　　此前，他还对美国大作家菲利普·罗斯讲过：“政治揭示了个人生活的哲学，个人生活则揭示出政治的哲学。”
　　这种态度很难不让他在国内苦熬的作家同仁感到不平。他和瓦茨拉夫·哈维尔——真正的异见者——的关系一直不好，早在国内，两人便一度就路线问题爆发激烈争执。他温和，哈韦尔激进；他批评现状，但多以嘲讽而非上街的方式，哈韦尔则反对现状，其态度毫不妥协。1968年之后，昆德拉谋求在体制内渐进改革的梦想终告破碎，他甘愿退出斗争，自认只是小说家。1975年，他流亡法国，六年后获得法国国籍。他不仅抛弃家乡，而且抛弃母语，逐渐转向法语写作，宁愿以生硬的外语筑起与青春和故国之间的高墙，政治隐喻更多地被哲学思考所取代，他不再写活生生的同胞，不再为同胞们写作，也不再把同胞们当作读者。家乡那些盼着他为自己代言的人们又何尝不会失望。
　　捷克斯洛伐克长期禁止发行他的作品，后来解禁了，但昆德拉是个记仇的人，硬是不卖捷语版权。他最有名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直到2006年才在捷克出版，已是此书问世22年之后。此前，他的同胞只能以盗版书充饥。
　　中国读者远比捷克人幸运。早在1987年，韩少功由英文转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经面世，影响巨大。
　　昆德拉现隐居于巴黎第六区，在阅读、听音乐、严格选择的友情，以及与太太薇拉在家门口的小饭馆吃午餐之外，也乐于冷眼观察这个“畸媸”（Kitsch，媚俗）的、到处充满了故作感伤和自我愚弄的世界。他讨厌记者，已有20余年未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等一下，也许有一次例外。几年前，《世界文学》杂志主编余中先访法，以译者而非媒体工作者的身份拜访了昆德拉夫妇。回来后接受国内记者采访时，余先生详细描述了此番交谈的内容，算是一次非正式的、但难得一见的访谈。（《余中先：我所见到的米兰·昆德拉》，《北京青年周刊》2003年9月11日。）
　　昆德拉与评论界和新闻界的关系都不好。法国媒体批评他，他不高兴，照样用版权武器报复社会。2000年的《无知》先在别国出版译本：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英文版、德文版……围着法国边境，在外面转了一圈。三年后，他才批准法语原版隆重上市。

　　2008年10月，布拉格极权主义研究院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根据警方档案，在捷克新闻周刊《Respekt》上撰文，指控昆德拉1950年曾向当局告发同学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切克为西方特务，导致后者被判刑22年，并处罚款1万克朗及财产充公。警方报告明确显示，线人名叫“米兰·昆德拉，学生，生于1929年4月1日。”
　　此事引发轩然大波，但昆德拉断然否认上述指责：“我的记忆不会骗我，我没有为秘密警察工作过。”他打破沉默，要求《Respekt》道歉，后者拒绝。而捷克有关部门随后否认了前述警方报告系伪造的可能。
　　当年的旧事实在扑朔迷离。德沃拉切克与昆德拉的确素不相识，他秘密潜回布拉格后，寄住于一位朋友的前女友伊娃·米利特卡的学生宿舍，后者当时正与同学伊万·德拉斯克约会，德拉斯克认识昆德拉。警方报告称，米利特卡告诉德拉斯克，德沃拉切克回了布拉格，德拉斯克又告诉了昆德拉，昆德拉则报告了警察。
　　德沃拉切克在劳改营服刑14年后出狱，并活到了现在。他告诉捷克媒体，他始终相信是伊娃·米利特卡背叛了自己。他妻子也质疑了针对昆德拉的“所谓证据”。另一位捷克文学史学者则指称：德拉斯克才是本案中真正的告密者，并相信他是怕恋人米特利卡受“破坏分子”德沃拉切克牵连，才向警方告发的。
　　但此事的关键证人德拉斯克已于20世纪90年代去世，死无对证。
　　“昆德拉事件”的真相至今不明。今年3月号的《立场》（Standpoint）杂志刊出迈克尔·魏斯（Michael Weiss）的长篇特写，以《悲伤与遗忘的故事》为题，极为详尽地回顾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其描摹与推理，宛如一篇侦探小说，不仅论到嫉妒与虚荣，恐惧与卑劣，亦兼及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特殊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氛围，甚至从昆德拉本人的作品——包括《玩笑》——中找出蛛丝马迹，以此揣测他与此事的关联，是我所见对昆德拉事件最为详尽的描述。文章也不忘提到昆德拉强悍的个性、深居简出的生活，以及他与捷克媒体交恶的历史，皆丝毫无助于他的辩白。魏斯最后指出：“作为一个保守自己秘密的大师，现在昆德拉面临的指控是，他深藏着同代人可能隐藏的最肮脏的秘密之一。”
　　结论呢？没有结论。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要向昆德拉先生道贺，为他八十年的丰富人生，为他硕果累累的文学成就。二十多年来，他的书一本接一本在中国出版，无数的中国读者尽管对他本人所知甚少，对他的作品却总是如数家珍。这个人难道不是有恩于我们吗？
　　Bon anniversaire, Monsieur Kundera! 昆德拉先生，生日快乐。

　　林沛理在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撰文：《选择改革还是革命？》，称，“如果美国流行文化可以反映美国人的社会价值，那么奥巴马与希拉里之间胜负已分。”
　　林教授对美国电影大有心得。纵论美国电影和剧集中众多成功的黑人总统形象，如摩根·弗里曼和《24》，而女总统却不受欢迎。但“ABC播出过一套以美国第一位女总统治国做卖点的电视剧《三军统帅》（Commander-in- Chief），但只播了一季就被腰斩，不论口碑或者是收视率皆远远落后于播足七季、讲一个男性总统在他的一班幕僚辅助下治国的《白宫群英》（West Wing）”。
　　林教授说：

　　由此观之，流行文化已经为美国人作好了心理准备，由一个黑人而非女人去扮演美国总统这个至为重要的角色。美国总统当然是一个角色，否则的话，该如何解释二零零四年美国总统大选最关键的一个吊诡——大半生在父荫中靠特权过活、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打仗的布殊，被认为比曾经在越战中奋勇杀敌的克里更能保家卫国。谁可以忘记布殊穿著战机机师的军服，登上航空母舰林肯号，宣布“解放”伊拉克的任务完成时那副顾盼自豪、君临天下的模样？牛仔巨星尊荣（约翰·伟恩，John Wayne）最炉火纯青的演技，大概也不过如此。奥巴马与希拉里在选举中皆强调自己是改革的使者(change agent)，但实情是：要选民接受奥巴马，只是要他们迎接一种“已经发生的改变”（the change that has already come）；要他们选希拉里做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却是要他们发动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看过林教授的趣文，我想说一句：巴拉克·奥巴马没有看上去的那么黑。Barack Obama is not So Much Black Obama!
　　我完全不是指他的混血出身，而是他政治上的黑白混血。
　　他的准则表述的清晰无误：不论黑人白人，不论西裔亚裔，大家都是美国人。
　　前几天，我看了BBC的一个专题节目——《美国为黑人总统做好准备了吗？》（Is America Ready for a Black President？）。
　　BBC政治节目的风格，总是让人不太舒服，这一次也是如此，很快演变成对种族和宗教问题咄咄逼人的探讨。如果是美国的电视公司，很难想像也会做出这样的节目。
　　镜头深入南方腹地，探访南卡罗莱纳——昔日罪孽深重的奴隶州，指出奥巴马并不真正理解历史。
　　而在路易斯安那的Jena，黑人六少年被控试图谋杀白人，黑人社区因此发起全国关注的抗议种族歧视和司法不公的风潮，奥巴马却在此时选择置身事外。他认为Jena事件是“美国的问题，而非种族问题”。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于是批评他“表现得过于白了”。

　　片中一位政治心理学家说，白人尽管很少公开谈论种族问题，但内心仍对非裔美国人存有偏见。而奥巴马代表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那种黑人：有思想，漂亮， 完全不象电视上常见的，老式的，危险的黑人汉子。有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You know what? Race doesn’t matter.”
　　杰克逊当年竞逐白宫，借助的是民权运动的尾潮。如今时代大变，斗争不再是主流，偃旗息鼓，刀枪入库。有法案做保证，表面上的和谐压倒一切，社会问题被回避，中产黑人雨后春笋，光鲜亮丽，草根黑人蓬头垢面，更遭遗忘。白人不再隔离黑人，但也不再把他们当成黑人，大家都做美国人好了。奥巴马字正腔圆，噪音优美，令人愉悦，而破屋里草民黑人讲的英语，我只能听个稀里糊涂。

　　距离南卡罗莱纳的初选只有两天，奥巴马必须在此获胜。
　　如果连南卡也赢不下，那么他未来“黑人总统”的形象便会倾刻间瓦解。对他而言，那将是一场灾难。
　　我希望，也相信他能够在南卡胜出——尽管黑人对克林顿夫妇从无恶感，但投票时仍然会被黑白问题困扰，驱使他们为奥巴马投下一票。
　　越到需要做出重大选择的时刻，情感越会战胜理性。
　　我也希望他最终入主白宫。可美国总统跟我、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说不清楚。选举是如此幼稚的低能游戏，外交又是如此赤裸裸地利益至上，但如果真能发生些“CHANGE”——英语中所有同义词中最简单的一个——为什么不有所期待呢？

　　好莱坞女星卡梅蓉的鸭子（Cameron Diaz）昨天为下面这张照片中的场景，向广大秘鲁人民“诚挚道歉”。
　　
美联社新闻图片，水印是我加的。请勿转载。

　　问题在于她背的那个军挎。以及她和军挎所在的地点：秘鲁。
　　红五星和毛泽东的题词，为当地人深恶痛绝。该国的毛泽东思想游击队是在册的恐怖组织，所发动的数十年内战已造成69000人死亡。
　　卡梅蓉小姐说，军挎是她在中国旅游时买的。她还表示，自己“无意打开现在才知道的这个国家历史上的痛苦伤口”。

"I’m sorry for any people’s pain and suffering, and it was certainly never my intention to reopen what I now know is a painful wound in this country’s history."

　　卡梅蓉的鸭子军挎历险记告诉我们，去秘鲁旅游时不要穿红挂绿，不要崔健的一块红布，不要艾敬的绿军装，赵本山的毛式服装也很危险，小心秘鲁人民的石头。为中国人民服务好了，不要为秘鲁人民服务。
　　卡梅蓉小姐到玛丘碧丘（Machu Picchu）山区录制电视节目，她大概是抽空读了伟大的聂鲁达关于这一地区激情昂扬的大诗，才立志为人民服务的：

　　玛丘碧丘，你曾将岩石
　　放在岩石上面，地基却是破烂的布片？
　　将煤放在煤上，底部却是泪水？
　　将火放在黄金上，其中却颤动着
　　殷红的血滴？
　　请还给我你所埋葬的奴隶！
　　请从地上摇落穷苦人坚硬的面包
　　并将奴隶的衣服和窗户拿给我瞧。
　　告诉我，当他活着的时候，怎样睡觉。
　　告诉我，他的梦是不是带着酣声，
　　半张着口，犹如疲劳在墙上挖掘的黑坑？
　　墙，墙！每层岩石是不是压着他的梦，
　　他倒在梦乡，上面压着岩石，是不是像压着月亮！
　　　　——节选自巴勃罗·聂鲁达《玛丘碧丘之巅》，赵振江译

　　墙，墙！我也要喊上两声。由于政府在奥运会一年前成功地封锁了Flickr，此处图片已全部挂掉，以正常浏览方式一概无法显示。
　　我非常奇怪，Flickr上也有色情图片吗？哪个色情狂会到Flickr上看色情图片呢？Yahoo为了配合我国安全部门，几年来已遭致重大形象损失，到头来还是没有糖吃。
　　有网友咒骂：F**k the Great Fire Wall，我不主张这样做，从生理上也不可取，而且，那是一道变态的和肮脏的墙。
　　老宋兄也不要用Flickr了，我已转用不好用的Picasa。

　　小风吹着，小朋友在身边灌溉花园的时候，我读完了查建英的长文：《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Enemy of the State: The Complicated Life of An Idealist）。
　　文章刊于4月23日的《纽约客》杂志，长达11页，讲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建国。
　　建国于1999年被捕，获刑九年，关押于北京第二监狱。建英回国后，每月一次去看他，至今。
　　建国早年是忠诚且狂热的红卫兵，插队内蒙20年，毛去世后，他继续服丧长达两年。
　　八九之后，他因贫穷回到北京，政治热情未减，终于参组新党CDP，任副主席，并公开前往登记。
　　查建英用相当的篇幅描述了中国社会，特别是精英知识分子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的精神变化——或为其《八十年代：访谈录》所带来的思考。
　　而建国等人“不仅未能把握政府容忍的底限，亦误判了国民的状态（national mood）。”查建英写道，“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乏任何特定群体做根基。”八九之后，中国迈入新时代，建国等人却短暂迷航。当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现在也将他们遗忘，包括那些海外团体。《纽约时报杂志》曾讥之为“无牙者”——无力亦无用，他们“写文章主要为了互相看看。”
　　“I felt like weeping. 我真想哭一场。”建英写道，“But I wasn’t sure whether it was because I was sorry for Jianguo or angry at him—for being such a fool. 可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因为生他的气——他怎么这么傻。While he sits in his tiny cell, day after day, year after year, the world has moved on. 他坐在小小牢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已经迈步向前。”
　　崔卫平说：“The officials think of us as moderates because of them. 因为他们，官方认为我们温和。They are the reason we are not in prison. 他们是我们不入监的原因所在。For this alone we are grateful. 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感激。”
　　建国告诉建英，08年出来后，他要和妹妹一起去看奥运。
　　在《纽约客》的官方网站上，这篇文章的全文还在。

　　我回来了，康德尔＋皮劳特——健康但疲劳。
　　让我们谈谈萨尔科齐吧……就像回到了巴黎。
　　在法国，第三条道路是没有市场的。右就是右，左就是左，连新左都没有。你因此爱法国，你因此恨法国。
　　萨尔科齐当然是个危险的家伙，但法国人恐怕愿意一试。
　　5月3日，在蒙彼利埃的集会上，萨科这样鼓动选民：“Il nous reste deux jours pour dire adieu à l’héritage de 68 / 我们还剩下两天，就能对68年的遗产说再见！”
　　远在经济全球化之前，已有革命的全球化。来自法国的Révolution，我们加上个culturelle，又还给法国。
　　后来不革命了，我们大搞资本主义，法国人却将密特朗送入爱丽舍，让社会党连坐14年总统。现在我们搞和谐，法国人又要回归市场了。
　　跟法国不同步，令人心安，也令人心酸。
　　必读书：《雷蒙·阿隆回忆录》(三联1992年版)。有新译本，没买。
　　留言不一一回复了，诸兄假日快乐，我们一道继续关注法国大选。
　　以下酒后文字写于2006年10月：

回到巴黎
　　由南向北，回到巴黎。阴冷的天，下着雨，果然没让我失望——我心目中的巴黎永远是波德莱尔式的。
　　此乃星期日晚上，完全如雷吉斯事前所料，通往巴黎的道路拥挤不堪。我们的最后一顿晚餐定在八点，但迟到再次成为必然。
　　“Mr. Goodnight！”雷吉斯在喊我。
　　车停在路上，眼前一片红色尾灯的海洋。我穿过昏睡的车厢，走到驾驶座后。
　　他提醒我，再过一会儿，我将在右手方向看到雷诺车厂为F1特设的一个大广告牌。
　　我问他是否知道了巴西大奖赛的结果。他说太太刚刚打来报告战况的电话，阿隆索跑在第一位，舒马赫第四。我祝贺了他。虽然还未完赛，但舒米已经没有机会。
　　车流又动了，我坐回自己的座位。右侧窗外，高高的地方，一面巨大的霓虹灯板闪过，红色的大字映在车窗上：“雷诺，冠军！”
　　终于到了。与拥堵的高速公路相比，巴黎竟然显得空空落落。那些晚归的人都去了哪里？
　　再往下走，便传来蔡榕快乐但沙哑的声音：协和广场，市政厅，荣军院……

“城堡”中的晚餐
　　晚餐不得不推迟到10点钟才开始。雨小了很多，但还在淅淅沥沥。我们来到紧邻香榭里舍大道的一条小街上，一进入达尼埃尔酒店（Hotel Daniel），便仿佛突然置身于电影布景中。窄小的空间，局促的走廊与楼梯，倒也处处显露着豪华与奢靡，但对我而言，这里故弄玄虚的“东方”装饰又是那样的古怪。这大概便是法国人生造出来的“异国情调”。
　　雨果在《九三年》里写道：“巴黎就这样来来回回，像是巨大的文化钟摆，从这一端摆到那一端……”
　　但有人喜欢这种调调，特别是美国人。我在门厅的留言簿上看到了大歌星莱昂内尔·里奇的感言，他用了两个“great”，来描述留宿在此的好心情。
　　我们端着香槟，参观了一间空着的客房，腥红的色调——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爱用的那种红（我称之为库布里克红，暗示着某种超现实的恐惧和欲望）。它只有十平米不到，里奇睡过的大概不是这一间，否则，他恐怕连一个“great”都写不出来了。
　　达尼埃尔酒店隶属专司特色经营的法国“庄园与城堡”酒店集团（Relais & Chateaux），仅有26间客房，加一个餐厅。厕所设在地下室里，有着同样精致的装修。
　　餐厅就在一楼。黑衣男侍收去香槟的空杯，我们个个带着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挤坐进临时拼出的三张餐桌旁，满满地占去了餐厅的全部。我有幸紧邻今晚的女主人，她坐在我的右侧，我左边靠着一根颜色暧昧的东方柱子，所以只好尽量将头朝着美丽的、女性的方向。
　　一如即往，我没等上菜就请教了这位中年女士的芳名：努尔·德马尔凯特（Nour Damarquete），并立刻恭维她，约旦王后（现在是王太后了，不过英语中都一样）也叫这个名字，她高兴地说：“所以这是个王室名字喽”。
　　她是这里的公关主管。我庆幸她能讲很好的英文，而且也不必再深入讨论葡萄汁的发酵时间和进不进大木桶的问题，因此无需劳驾蔡榕插坐在我们中间。事实上，离开了葡萄酒区，我尽可以东拉西扯。
　　努尔不是个典型的法国名字。她点头称是，自述出生在黎巴嫩。啊，她当真有一张黎巴嫩人的面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儿。
　　我竭尽所能，从记忆里快速检索有关黎巴嫩的一切，从腓尼基字母，直到纪伯伦和仍然活着的大诗人阿多尼斯。她睁大眼睛说：“我对你所言印象深刻。”我嘿嘿笑答：你看到了，中国人对黎巴嫩并不陌生。
　　和18世纪的东方情调一样，“小”也是达尼埃尔酒店的特色。这里从上到下，只有员工20人。我打探到莱昂内尔·里奇住的房间，每晚要价600欧元。但是，“这并不昂贵，这是个非常合理的价格，”努尔说，在巴黎，到处都是那种千篇一律的连锁酒店，而这种城堡式的，紧邻着香榭里舍的，提供优质法国美食的家庭化酒店，可是别具特色，绝无分号。两年来，达尼埃尔赢得了很多奖项。
　　现实的话题是刚刚结束的黎巴嫩战争和尼古拉·萨尔科齐。
　　“如果你一定要问，”努尔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支持尼古拉·萨尔科齐。”
　　她说，高福利政策让社会停滞不前，使年轻人变得懒惰。法国必须要有所改变，而萨尔科齐许诺会带来改变，
　　她是这样教导自己的孩子的：“生活是艰辛的。生活并非可以轻易得到。”

谁来保卫这门将死的艺术
　　在法国，尼古拉·萨尔科齐的脸无处不在：电视新闻、报纸头版，图书封面……
　　我在布赫山丘（Côtes de Bourg）遇到了很多不喜欢萨尔科齐的人，他们都是纯朴的酒农。当地酒业年轻的总监迪迪埃·贡捷（Didier Gontier）在酒后对我宣布：“萨尔科齐是布什在法国的代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法国。”
　　也许他们更需要保护而不是市场。这些庄园、手艺和酒农，在21世纪的今天，也要面对很多剧烈的变化。全球化、麦当劳、加利福尼亚或澳洲的葡萄树，和萨尔科齐一样，也许都是近在咫尺的威胁。
　　那么，法国葡萄酒是一门将死的艺术吗？
　　“绝对是。”迪迪埃·贡捷说，“看看他。”
　　他指着坐在另一端的老庄主，后者正急得满脸通红，像划拳一样用手语和英语单词跟佟强絮叨着自己的婚姻经历。“他本来可以到大城市去过更轻松的生活，现在却在这儿守着葡萄园。”迪迪埃·贡捷说。
　　他有些激动了，瞪起有血丝的眼睛：“我们是这门将死艺术的保卫者！”
　　第二天早晨，在布赫小城的咖啡馆吃早餐时，我和一堆老汉坐到了一起，这都是本地的庄园主。他们告诉我，现在自己最大的担忧，便是不知道死后将葡萄园交给谁。这些庄园无一例外，仍然沿用着古老的家庭化经营方式。但他们的子女，多数对葡萄没有太大的热情，甚至平时也不住在这里。他们长居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各有完全不同的生计。
　　老头子们忧心忡忡。不消他们说，这一路上，我们听到过的葡萄园败落的故事，甚至比那些成功的经历还要多呢。
　　生活是艰辛的。生活并非可以轻易得到。

工具书出版商Thomson Gale称今年3月为Women’s History Month，这里是该社提供的可供免费下载的主题月历牌（PDF格式，163kb，可打印），以及Windows和Mac两种格式的五张墙纸。
说到男女不和，找出两年前的这篇报道，回想一下怎样才是苦大仇深和刻骨之恨。男性不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但这不妨碍他从女权主义的号角声中得到灵感。原文最初还要长些，刊出前经自我和上级审查，已删去多处渲染两性不共戴天的仇恨性言论。因老宋兄而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能从宗教中得到什么？

安德丽娅·德沃金：恨男人恨到死？
康慨/刊于2005年《中华读书报》

　　自称为激进的女权主义战士、以女权力场诅咒色情文化最力、生前争议极大的著名美国女作家安德丽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2005年4月9日在华盛顿去世，终年58岁。

　　德沃金被目为“世界上最受非议的女权主义分子”，她所抱持的不妥协的女权主义立场，声调极为尖锐，这种“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的激烈姿态，从她197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女人恨》（Woman Hating）开始，便表露无遗。那一年她只有27岁。她宣称自己已立下大志，定要“捣毁父权，捣毁作为其根基的家庭，乃至它最隐蔽的形式：国家。”
　　她将满腔怒火倾泄于男性权力之上，她曾宣称“所有的男人都是纳粹”。更为惊世骇俗的是，为了形容男权社会如何对待女性，她甚至创出一个新词：“gynocide”——此词显然由genocide（种族屠杀）和gynoecy（女性，雌性）两词合成，汉语里无以对应，在这儿，姑且译作“奸绝”。
　　由此出发，她猛烈攻击色情出版物，其立场，与传统风化的卫道之士绝无相似。1981年，她在《色情文学：男人摆布女人》（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一书中写道：“色情文学是强奸的庆典，是对女性的凌辱；这就像一种强奸者的联盟，一种让强奸变得合法化，并使我们社会的男性霸权正式化的途径。”
　　此书的出版，使德沃金啸聚起众多女性同仁，如密歇根大学的法学教授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以性别岐视为由，在美国数座城市发动了声势迫人的反色情出版物运动，并促成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颁布了一项部分限制色情出版物的法令。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终以被裁定违宪而告终。

　　德沃金对性暴力怀有切身之痛和刻骨之仇。18岁那年，由于参加了反越战的示威，她被捕入狱，并受到两名男性狱医严重的性侵犯。1999年，52岁的她，在巴黎一家酒店的房间内，被人在一杯干白中下了迷药，之后惨遭蓄意的强奸。
　　在2000年出版的《替罪羊：犹太人、以色列和妇女解放》（Scapegoat: The Jews, Israel and Women’s Liberation）一书中，她甚至号召女性在受辱之后奋起复仇。
　　她曾写道：“我确信女人有权将强奸她的男人处死。”她亦曾断言：“所有的男人都是强奸犯。”关于浪漫，则是这样描述的：“作为引诱，强奸犯通常会费点力气，（给受害者）买瓶酒。” 在论及性关系时，她说：“性交保持着一种哲学上的含义，亦或就是这种含义，它使一个女人变得卑贱：一点一点地，让她领会自己的卑贱地位……不断地挤压和刺戳，直到她完全屈服。”她说，这个世界，正在建立在男人强奸和凌辱女人的能力之上。
　　在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德沃金站出来反对克林顿。她说：“该问一问的是：那只雪茄是点着的吗？”

　　《卫报》的讣闻写道，对那些持色情文化无害论的人来说，德沃金是个彻头彻尾的悲惨的仇男狂。而在她遍及世界各地的崇拜者眼中，她则是强大的灵感之源和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她生前出书13部，涵盖小说、评论和诗歌。但英国作家约翰·伯杰（John Berger ）曾称，德沃金是“西方世界被误读最甚的作家”。她写于2002年的《心碎：一个好战的女权主义者的政治回忆录》（Heartbreak: The Political Memoir of a Militant Feminist），在英国，竟然至今找不到一家愿意出版此书的出版商。
　　德沃金曾对友人分辩，说自己从未讲过“所有的性交都是强奸”一类的话，这纯属那些男作家们断章取义。她的本意是，虽然并非所有的性交都含有暴力因素，但是所有确实关乎暴力的性交，都必属强奸。换句话说，强奸是哲学意义上的，而非生物学甚或法律意义上的强奸。
　　2000年，她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撰文，讲述她在巴黎酒店被蓄意强奸的经过，当时质疑此事的大有人在，例如，她为什么不报警？甚至她凭什么会被强奸？——她那么胖，那么老，又那么丑。但她进行了回击，意思是说，那些作此想法的人始终抱有成见，仍然还认为强奸只与性有关，而不是权力。
　　德沃金受到的非议不只来自保守的男性阵营，一些温和的女权主义者也想方设方与她划清界限。这些无休止的争吵、攻击和反攻击，渐渐耗尽了她的健康。她当年的战友凯瑟琳·麦金农4月16日在《纽约时报》刊文指出：“这些评论对安德丽娅伤害颇重，就像所有女性所受的重伤一样。”
　　“如果今天连大屠杀都能被否认，那么，一个遭到强奸的女人还能怎样让人相信呢？”德沃金写道。

　　德沃金1946年生于新泽西，曾两度结婚。第一个丈夫是个荷兰的无政府主义者，屡次毒打她，她离婚之后说过：自己决定离开他，“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会杀了我，而是因为，我认为我会杀了他。”
　　她绝对是今天大多数女性想成为的那种女人的反面：非常胖，多毛，从不化妆，亦因喜穿没有性别性征的特大号粗布工装背带裤和廉价的运动鞋而闻名——她甚至就这身打扮，到曼哈顿最豪华的馆子里去赴宴。虽然屡遭耻笑，但赞扬者却说，这正是她对充满隐性色情文化的当代社会的不妥协态度：不取悦媒体，更不取悦男人。虽然如此，可朋友们说，她从不恨男人。她恨的是男人施加于女人的暴力，无论这种暴力是关乎身体、性，还是仅仅存在于思想和社会文化之中。
　　她的后任丈夫约翰·斯托尔滕伯格（John Stoltenberg）和她共同生活了30年。他们于1998年成婚。夫妻俩都是同性恋，德沃金以“人生伙伴”赞之。
　　一生刀光剑影，死时却平静安详。2005年4月9日凌晨，安德丽娅·德沃金在自己家中的床上，于睡梦中悄然过世。

　　去年某日，我去俄罗斯大使馆参加新闻发布会，坐在第一排。代办先生首先致辞，以很好听的中文开口说道：“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我一下笑起来，声音不仅很大，且孤绝而空旷。
　　代办先生停止了讲话，局促地看着我，我一定使他感到尴尬。
　　其实我同样尴尬。我本以为他是要幽上一默，此时不笑便有失礼貌。但我错了。
　　他随后认真地解释以“同志”相称的用意，的确，这仍然是个正式的尊称。
　　不久前，老宋兄又邀我去俄使馆，之前特意嘱咐，此番致辞者是大使先生，若再以“同志们”开腔，拜托我一定不笑。我向斯大林同志保证，一定不会了。

我们身上的“苏联文学后遗症”
《回眸莫斯科》，蓝英年著，文汇出版社，2004年7月，29元
康慨/刊于2004年

　　什么是“苏联文学”？它该怎样界定？以70年的苏联时代？以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辽阔疆土？还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亦或如某些人认为的，只有苏联的作品，而无苏联文学；只有苏联作家，而无苏联的知识分子？
　　随着苏联的消失，这些问题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有评论说，无论苏联文学，还是苏联作家，在今日的“前苏联”地区，都正在或已经被飞速地遗忘。但是，它们真的被遗忘了吗，还是人们有意不想提起？
　　与朋友们吃饭，有时我会借着酒兴，在饭桌上背诵《列宁在一九一八》中他遇刺前在米黑尔索那工厂的演讲，连男女工人甲乙丙的插话也不会漏过，到最后的“我们让——资产阶级们去发疯吧，让那些——无价值的灵魂去哭泣吧……”，此时每每感到口内生津，意气风发，恍惚间，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幽灵附了体，于昂扬中回到了童年。
　　这是我身上的时代烙印，没法子抹得掉。过去看苏联电影，读苏联小说，现在也不会放过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和新版的爱伦堡回忆录，以及蓝英年先生忆述苏联作家的这本最新的随笔集《回眸莫斯科》。
　　但是，“苏联文学后遗症”绝不足以解释我对此书的喜爱。其中的文章，考据极细，绝少空谈，却又有十足的故事性，其笔下诸人，读来栩栩如生，过去在杂志上读个一两篇，总不过瘾，见了结集出版的新书，一定毫不犹豫地买下。
　　我仰慕他的博学，更敬重他的严谨。蓝英年清晰地看出，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各派政治势力斗得你死我活，为了吹捧自己，打击对方，编造出各式各样耸人听闻的事件。虽‘有趣’并‘吸引人’，但绝不能使用。”
　　在他的笔下，有不少当年的“作家官员”，如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肖洛霍夫、考涅楚克和费定等人，他们趋炎附势，或直接为害，或随声附和，帮凶告密。蓝英年指出了“苏联社会市侩化，知识分子市侩化”的普遍现象。这些人同时是虚假宣传和文化暴政的双重工具，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和恐怖相辅相成”。
　　蓝英年也写到市侩文坛中的异类，如特里丰诺夫、利季娅·邱科夫斯卡娅、爱伦堡、格罗斯曼、阿扎耶夫、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也有未直接记述的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和索尔仁尼琴等人。他们是苏联作家中的极少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怀疑者，讲真话的坚持者和专制体制的受害者，在黑暗的时代，闪耀着些许微光，成为良心和人性弥足珍贵的证明。
　　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苏联文学后遗症”的存在，不是一代人，而是从鲁迅时代开始直至1980年代的几代人。所幸，这种后遗症在大多数人身上发作起来，不过是随口掉出几句“让列宁同志先走”，“布哈林是叛徒”，或是“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尚属口舌之疾。倘如某些重症患者，已经达到精神疾病的程度，便要掩人之口，夺人之笔，为祸社会了。
　　蓝英年是1950年代初的大学生，那时激奋人心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苏联已不复存在，书中提到的这些作家，即便在其祖国，也大多被遗忘殆尽。今天的俄罗斯，不会再有什么“红色经典”。俄罗斯人宁愿在一场集体休克之后，将他们彻底忘却，权当“苏联文学史”是一段长达70年的空白。一场恶梦过后，其内容是什么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梦中的人醒来了。

　　曾经，《东方红》是我的圣歌，呼儿嗨哟是我的哈利路亚。
　　我的小学课本第一课，课文只有一句话：“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
　　这像是一句祷辞，如“Our father in heaven……”，又如“There is no god but God”。
　　这曾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我们学习经文，背诵语录，摘抄最高指示。我们忏悔，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有圣徒，雷锋的爱与恨也是我们的爱与恨。
　　1976年，我家仍然住在报社的老家属院里。9月的那一天中午，隔壁印刷厂的大喇叭突然响起哀乐，我妈妈一听就哭了，抹了一把眼泪，说：我得回报社。
　　她把我撇在家里就跑掉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那些年里，她几乎天天上夜班，似乎每天都有大新闻，政治风云如急风骤雨，最高指示须臾便至。但下午如果没有政治学习，她应该和我呆在一起。
　　我不吵闹。我知道，毛主席没了。
　　我历来很不同意所谓的睛天霹雳说。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而且越来越近了。
　　人们心照不宣，他们只是在等待。
　　很快便是满街的黑纱，白花，哀乐。
　　我第一次看电视，也是那些日子，在印刷厂的会议室里，全是人，一台老的东欧产黑白电视机，屏幕很大，摆放在很高的位置。
　　看的是毛主席的追悼会。
　　观众全都站着。哭啊，哭啊。
　　我们几个小孩子到处钻，还笑。结果被赶出来。
　　天晚了，路上黑漆漆，我一个人，被一个中学生拦下，他推倒我，抢走了我的军帽。
　　我浑身是土，哭着回家。
　　家里没人，爸爸妈妈也在更远的地方，和更多的人站在一起，低着头哭。
　　我坐在门槛上，等着家人。天很冷，我把青鼻涕擦在袖口上。胡同里一个人都没有，街上的大喇叭里仍然是哀乐。全城都在服丧。
　　此时，我才感到毛主席的离去带来的空虚和恐惧。
　　我想念我的军帽。它很大，我在里面垫了一圈报纸。还有帽子正中的那颗红五星，它的棱角已被磨白，但那是真正的解放军的红五星。
　　毛主席一定不喜欢我，所以派人抢走了我的军帽。
　　这梁子一直扎在我内心深处。粉碎四人帮时，我也拿了小旗子，跟着队伍游行到红旗广场。我心里想，也许那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四人帮干的，打倒王张江姚就好了。但十年后，我排队进了毛主席纪念堂，看到他老人家红光满面地躺在那里，还是想起了那顶旧军帽。再十年，我到韶山冲吃毛氏红烧肉，被几个盛情男女灌得烂醉，防线大乱，又把这秘密掏出，忏悔了一番。
　　如今又是十年过去了，这感觉还在：我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我不配戴红五星、绿军帽。
　　呼儿嗨哟，哈利路亚，纪念毛主席去世30周年，愿老人家安息，安息，安安息，amen。
　　（图片为《时代》周刊1976年9月20日的封面。）

　　菲德尔·卡斯特罗本周因肠道出血做了大手术。古巴的国营媒体说，年近八十的卡斯特罗坚持要医生只麻醉其下半身，以便在手术进行的几个小时内也能保持清醒。
　　他仍然是强人。但是，一个对权力几个小时也不能放弃的人，害怕的又是什么呢？
　　答案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他害怕反攻倒算，害怕佛罗里达的古巴还乡团最终得逞，害怕革命果实毁于一旦。
　　因为他就是古巴稳定的基石，而非一个制度，甚至不是一个“领导集体”。他不只是革命领袖，他本人就是革命。
　　强人过强，又掌权太久，成为病夫后，接班人便是大问题，危机难免，先例不少，如毛、铁托和阿拉法特。

　　卡斯特罗重新成为同志的时间并不算很长。
　　我小的时候，在我们的官方媒体上，卡斯特罗形象十分不佳，他是社会帝国主义控制和侵略非洲的马前卒。他向非洲——特别是安哥拉——派出数以万计的军事顾问，因而提及古巴，我们必以雇佣军和苏修“豢养的打手”称之。
　　他总算再获同志的尊称。1991年，苏联崩溃，古巴经济濒临破产。中国式的市场改革给了他启发。他访问了中国，也在国内牛刀小试，但有报道说他内心深处并不喜欢那种资本主义的东西。中国人却对他好感甚多：一个强人，一个以小搏大的斗士，一个不屈服的革命者，最后一个浪漫的社会主义领袖，以及——很重要的一点，一个朋友加同志。
　　在古巴，他深受爱戴。奥利弗·斯通在纪录片《Comandante》里不断展示的“Fidel! Fidel!”的集体欢呼，恐非宣传部门的刻意安排。至于古巴的清贫，则多半被归于美国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封锁和N年自然灾害——这是实情。
　　在集体向左转的南美，他也绝非美国人营造出的妖魔。半年前，《纽约书评》刊出描写乌戈·查维斯治下委内瑞拉的长篇特写，分两期连载，读来十分过瘾。文中写查维斯的社会主义为全民提供免费医疗，在各个小诊所里坐诊的，便是查维斯用石油换来的古巴赤脚医生。
　　中国人爱卡斯特罗，显然是超现实主义的；国内的古巴人爱他们的菲德尔，也许是美国和卡斯特罗共同封锁的结果；南美人爱他，是出于对美国强权和本地区右翼统治之血腥历史的不满；知识分子爱他，则是天性使然。

　　1991年，我在呼和浩特看了《生于七月四日》，原版拷贝，我坐第一排，真是难忘的经历。后来又看《JFK》、《天生杀手》、《萨尔瓦多》，都喜欢。到这部描写卡斯特罗的纪录片《Comandante》，实在大失所望，《亚历山大》甚至懒得去看了。
　　斯通在片中以极为奇怪的姿态出现，他不仅是导演、访问者，还摆出卡斯特罗老友的样子，与老头儿有说有笑，勾肩搭背，既谄媚，又得意而猖狂，非常小人，亦从最不好的方面验证了政治家与艺术家丑陋的互相利用。

　　程映虹的《卡斯特罗传》是颇具参考价值的中文读物，曾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二十世纪最后的革命家》之名，由外文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书在美国写成，资料和素材皆出英文，观点是美国化的，右。程还有分析共产主义如何改造人的一组文章，值得一读。

　　8月13日是卡斯特罗的八十大寿。还有正好一周，提前说一声：¡Feliz cumpleaños camarada Fidel!，并真诚地祝你健康，但不是中国人过去常说的“永远健康”。

康布谷同学看到这里，哇哇大哭。
最上面一幅是叔叔被处决的报纸，最下面是她的马克思上帝来安慰她，她让马克思滚蛋。
这一页取自法文版。我本来想用这四本书学法语来着，终未进行下去。再说吧。

康慨/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我在伊朗长大》（共四册），[伊朗]玛赞·莎塔碧著，马爱农、左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

　　感谢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和马吉德·马吉迪这样的电影大师，让我们不再对当代的伊朗一无所知。不过，银幕所展现的尽管也是有血有肉的具象生活，却仍然是乡村的，边远的，有时也许是极为隐晦的。而城市的，知识分子的，尤其是女性的生活状况，则仍然晦莫如深。1979年革命之后，外界通常以为，这个文明古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不复存在，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分子和急于求成的核技术工程师们成了我们唯一的想象。
　　玛赞·莎塔碧的《我在伊朗长大》或可扭转这一印象，这些黑白的方格漫画，恰如流动的电影画面，叙述着近三十年来德黑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悲欢离聚。
　　此书先以法语在巴黎出版，与同期在美国上市的另一本《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一起，轰动世界。后者是一位伊朗女教师关于阅读禁书经历的回忆录。在西方媒体对伊朗多年妖魔化报道的背后，我们终于有机会看到政治对抗大幕下一种典型的双重生活。那也许是不为外界所知的，却每天都在发生和继续。
　　《我在伊朗长大》也是自传体的。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大动荡之中，巴列维国王极权统治下的伊朗也不例外，街头示威和相随而来的屠杀日复一日。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国王。那一年玛赞九岁，少女时代在面纱的后面开始了。
　　《我在伊朗长大》共四本，分别以《面纱》、《安息日》、《流落奥地利》和《回家》为题。前两本叙述玛赞一家在革命后和两伊战争期间的遭遇，此后则是她本人为避战祸，十四岁那年孤身前往奥地利求学，四年后经历幻灭，万念俱灰时回到祖国，结婚又离婚，最后再度告别父母，怀一颗成熟与勇敢的心，赴欧洲求生。
　　《面纱》这一本描写了很多酷刑，忆及玛赞家族中很多身为共产主义者的前辈。她自已在幼年时代，同样对身边不公平的等级制度感到愤怒。在那一阶段的幻想中，白须白发的马克思总是以上帝的形象出现。到了奥地利以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点燃了她的叛逆性格。她先在一处修女管理的宿舍里寄宿，认识到“在每一种宗教里，你都能发现同样的极端主义者。”她努力寻找不仅仅是作为女性的，同时也是作为伊朗人的尊严。从最初拼命想与欧洲同化，不惜背叛自已的文化和出身，到最后大声喊出：“我是伊朗人，而且为此感到自豪！”期间痛苦的迷失，加诸于十几岁的少女，未免太过沉重。
　　她再回伊朗时，不得不重新穿回面纱，虽考上美术学校，却不断因言行叛逆而惹祸上身——头巾短了，裤子紧了，抹了口红，公然和男同学在街上走，或是那种地下生活——在家里偷偷地开Party，这些出格的行为不仅会遭到道德委员会的训诫，还会把革命卫队招上门，以至于一次次被关进监狱。
　　我的女儿也九岁了，看此书到中途，竟然在电梯上哇哇大哭，因为玛赞的阿努什叔叔被当作苏联间谍处决了。书中的很多事情，对她而言未免残酷。但我该阻止她吗？我不是一直希望，她将来能成为勇敢的，自强的，热爱生活，懂得节制，且不依附任何人的女性吗？
　　读此书时，她也会笑。是的，你我都会不时会心一笑。玛赞·莎塔碧有足够的幽默，也有同样多的宽怀，化解你对这本天才之作的怀疑——无论是关于政治企图，还是女权主义或宗教叛逆。没有，她只是在讲自己的故事，以漫画这种通灵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