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me Ishmael

工具书出版商Thomson Gale称今年3月为Women’s History Month，这里是该社提供的可供免费下载的主题月历牌（PDF格式，163kb，可打印），以及Windows和Mac两种格式的五张墙纸。
说到男女不和，找出两年前的这篇报道，回想一下怎样才是苦大仇深和刻骨之恨。男性不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但这不妨碍他从女权主义的号角声中得到灵感。原文最初还要长些，刊出前经自我和上级审查，已删去多处渲染两性不共戴天的仇恨性言论。因老宋兄而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能从宗教中得到什么？

安德丽娅·德沃金：恨男人恨到死？
康慨/刊于2005年《中华读书报》

　　自称为激进的女权主义战士、以女权力场诅咒色情文化最力、生前争议极大的著名美国女作家安德丽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2005年4月9日在华盛顿去世，终年58岁。

　　德沃金被目为“世界上最受非议的女权主义分子”，她所抱持的不妥协的女权主义立场，声调极为尖锐，这种“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的激烈姿态，从她197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女人恨》（Woman Hating）开始，便表露无遗。那一年她只有27岁。她宣称自己已立下大志，定要“捣毁父权，捣毁作为其根基的家庭，乃至它最隐蔽的形式：国家。”
　　她将满腔怒火倾泄于男性权力之上，她曾宣称“所有的男人都是纳粹”。更为惊世骇俗的是，为了形容男权社会如何对待女性，她甚至创出一个新词：“gynocide”——此词显然由genocide（种族屠杀）和gynoecy（女性，雌性）两词合成，汉语里无以对应，在这儿，姑且译作“奸绝”。
　　由此出发，她猛烈攻击色情出版物，其立场，与传统风化的卫道之士绝无相似。1981年，她在《色情文学：男人摆布女人》（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一书中写道：“色情文学是强奸的庆典，是对女性的凌辱；这就像一种强奸者的联盟，一种让强奸变得合法化，并使我们社会的男性霸权正式化的途径。”
　　此书的出版，使德沃金啸聚起众多女性同仁，如密歇根大学的法学教授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以性别岐视为由，在美国数座城市发动了声势迫人的反色情出版物运动，并促成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颁布了一项部分限制色情出版物的法令。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终以被裁定违宪而告终。

　　德沃金对性暴力怀有切身之痛和刻骨之仇。18岁那年，由于参加了反越战的示威，她被捕入狱，并受到两名男性狱医严重的性侵犯。1999年，52岁的她，在巴黎一家酒店的房间内，被人在一杯干白中下了迷药，之后惨遭蓄意的强奸。
　　在2000年出版的《替罪羊：犹太人、以色列和妇女解放》（Scapegoat: The Jews, Israel and Women’s Liberation）一书中，她甚至号召女性在受辱之后奋起复仇。
　　她曾写道：“我确信女人有权将强奸她的男人处死。”她亦曾断言：“所有的男人都是强奸犯。”关于浪漫，则是这样描述的：“作为引诱，强奸犯通常会费点力气，（给受害者）买瓶酒。” 在论及性关系时，她说：“性交保持着一种哲学上的含义，亦或就是这种含义，它使一个女人变得卑贱：一点一点地，让她领会自己的卑贱地位……不断地挤压和刺戳，直到她完全屈服。”她说，这个世界，正在建立在男人强奸和凌辱女人的能力之上。
　　在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德沃金站出来反对克林顿。她说：“该问一问的是：那只雪茄是点着的吗？”

　　《卫报》的讣闻写道，对那些持色情文化无害论的人来说，德沃金是个彻头彻尾的悲惨的仇男狂。而在她遍及世界各地的崇拜者眼中，她则是强大的灵感之源和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她生前出书13部，涵盖小说、评论和诗歌。但英国作家约翰·伯杰（John Berger ）曾称，德沃金是“西方世界被误读最甚的作家”。她写于2002年的《心碎：一个好战的女权主义者的政治回忆录》（Heartbreak: The Political Memoir of a Militant Feminist），在英国，竟然至今找不到一家愿意出版此书的出版商。
　　德沃金曾对友人分辩，说自己从未讲过“所有的性交都是强奸”一类的话，这纯属那些男作家们断章取义。她的本意是，虽然并非所有的性交都含有暴力因素，但是所有确实关乎暴力的性交，都必属强奸。换句话说，强奸是哲学意义上的，而非生物学甚或法律意义上的强奸。
　　2000年，她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撰文，讲述她在巴黎酒店被蓄意强奸的经过，当时质疑此事的大有人在，例如，她为什么不报警？甚至她凭什么会被强奸？——她那么胖，那么老，又那么丑。但她进行了回击，意思是说，那些作此想法的人始终抱有成见，仍然还认为强奸只与性有关，而不是权力。
　　德沃金受到的非议不只来自保守的男性阵营，一些温和的女权主义者也想方设方与她划清界限。这些无休止的争吵、攻击和反攻击，渐渐耗尽了她的健康。她当年的战友凯瑟琳·麦金农4月16日在《纽约时报》刊文指出：“这些评论对安德丽娅伤害颇重，就像所有女性所受的重伤一样。”
　　“如果今天连大屠杀都能被否认，那么，一个遭到强奸的女人还能怎样让人相信呢？”德沃金写道。

　　德沃金1946年生于新泽西，曾两度结婚。第一个丈夫是个荷兰的无政府主义者，屡次毒打她，她离婚之后说过：自己决定离开他，“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会杀了我，而是因为，我认为我会杀了他。”
　　她绝对是今天大多数女性想成为的那种女人的反面：非常胖，多毛，从不化妆，亦因喜穿没有性别性征的特大号粗布工装背带裤和廉价的运动鞋而闻名——她甚至就这身打扮，到曼哈顿最豪华的馆子里去赴宴。虽然屡遭耻笑，但赞扬者却说，这正是她对充满隐性色情文化的当代社会的不妥协态度：不取悦媒体，更不取悦男人。虽然如此，可朋友们说，她从不恨男人。她恨的是男人施加于女人的暴力，无论这种暴力是关乎身体、性，还是仅仅存在于思想和社会文化之中。
　　她的后任丈夫约翰·斯托尔滕伯格（John Stoltenberg）和她共同生活了30年。他们于1998年成婚。夫妻俩都是同性恋，德沃金以“人生伙伴”赞之。
　　一生刀光剑影，死时却平静安详。2005年4月9日凌晨，安德丽娅·德沃金在自己家中的床上，于睡梦中悄然过世。

1月24日出版的英文日报Turkish Daily News，头条不寻常地采用土语和英语双标题：

　　Mınasparov Hrant Polorıs Hay Yenk
　　Goodbye Hrant, we are all Armenians
　　再见，赫兰特，我们都是亚美尼亚人

数千人为19日被刺杀的记者赫兰特·丁克送葬。
此前我的报道如下：

奥尔罕·帕慕克：我们都要为丁克的死负责

　　土尔其亚美尼亚裔记者赫兰特·丁克（Hrant Dink）1月19日下午遭少年枪手当街三弹射杀，曝尸伊斯坦布尔街头，引发该国新闻界和知识界强烈反响。土耳其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21日晚亲往丁克家中吊唁，并对在场记者表示，语辞已不能形容他的悲痛。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要为他的死负责。”帕慕克说，“但最该为此负责的，是那些仍然在捍卫土耳其刑法301条款的人。那些攻击他的人，那些把我们的这位同胞描绘成土耳其公敌的人，那些把他当成眼中钉的人，他们最该为此负责。而说到底，我们都有责任。”
　　53岁的丁克是土耳其语和亚美尼亚语双语周刊《Agos》的主编，因对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规模屠杀亚美尼亚人素来直言不讳，而招致土国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忌恨。
　　17岁的奥甘·撒马斯特（Ogun Samast）很快因杀人被捕，他供认不讳，亦声称决不后悔。
　　他说，丁克的文章“让我心烦。我决定杀掉他。”
　　13个月之前，由于301条款，奥尔罕·帕慕克曾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被送上伊斯坦布尔的法庭，起因是他曾对瑞士报纸公开谈到“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
　　此案后因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而不了了之。
　　如果此前我们还不了解，在遥远而陌生的土耳其，说句真话的后果有多严重，现在，至少丁克的死让我们看到，他们所面临的也许不仅是牢狱之灾，还有须臾而至的杀身之祸。（by 康慨）

康慨/2007年1月10日

　　战后德国最著名的新闻周刊《明镜》（Der Spiegel）1月4日迎来了创刊60周年纪念日，该刊特地推出纪念专号，做出大专题，每10年又分小专题，回顾60年历程。
　　这一期的封面，以过往封面人像拼接而成，从爱因斯坦到勃列日涅夫，从黛安娜王妃到本·拉登，从切·格瓦拉到格哈特·施罗德，济济一堂，颇有河东河西，时代鉴证之感。
　　1947年，《明镜》由时年23岁的记者鲁道夫·奥古斯坦（Rudolf Augustein）创办于汉堡，从此开创了德国新闻业调查性报道和批评式文章的新风。它一度至为重要，甚至垄断了德国的公共舆论，以揭发连桩丑闻立下英名，也曾引火烧身。
　　奥古斯坦当年用的办刊执照，原本得自英国新闻官员约翰·夏罗纳（John Chaloner）在占领区创办的杂志《本周》（Diese Woche），后者因为不断批评盟军占领机构而处境艰难，遂由奥古斯坦接手，改刊《明镜》，连其批判式的刊风也一并继承，并发扬光大。
　　德国之声（DW）英文版1月4日的报道说，在其黄金时代，《明镜》发行量迅速高攀至50万册，被称为“独立于政客们的良心”，从未让丑闻从指尖漏过。战后西德的多起政坛地震，震源都在《明镜》。
　　《明镜》60年的刊史上，最惊险，也是最荣耀的时刻，当属20世纪60年代轰动一时的“明镜事件”。
　　1962年，该刊引用北约秘密文件，报道了代号为“Fallex62”的军事演习，并在文中批评联邦德国国防军战备低劣，无以应对东欧威胁。此文引发阿登纳政府震怒。10月16日，36名警察在司法部长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查抄《明镜》编辑部，将奥古斯坦及其他三名编辑以“特嫌”罪名逮 捕。连正在西班牙度假的该文作者，也被联邦国防军逮 捕回国。事后证明，此乃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一手主使，越权所为。
　　但汉堡民众上街游 行，声援《明镜》，阿登纳内阁中也有五位部长辞职，抗议政府滥权。
　　次年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宣告《明镜》无罪的最终裁定，被视为德国战后新闻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明镜事件”导致斯特劳斯因侵犯新闻自由而辞职，阿登纳总理本人也受牵连，于1963年黯然下台。
　　奥古斯坦因此被称为战后德国的“新闻业第一人”，曾长期自任《明镜》发行人和主编。他于2002年以79岁去世。
　　1994年，斯特凡·奥斯特（Stefan Aust）接掌《明镜》主编，力图让杂志适应时代变革，当年便使《明镜》成为全世界首本上网的杂志。
　　但他的改革亦招致非议，最烈者，当属违背杂志从不结交权贵的铁律，与政客勾勾搭搭，亦被指过度追求耸人听闻，格调日渐低下。
　　但不管怎样，《明镜》还是《明镜》。每周一，它都会准时出现在大小报摊，以醒目的封面勾引着过往的读者，似乎期期都能给他们提供“全面的真相”，尽管它已经多年不曾揭出过大丑闻了。
　　《明镜》现在平均期发量为110万份，行销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
　　德国之声中文版说，今日《明镜》既非“民主的大炮”，也没有堕落到无足轻重。它建立于二战废墟，创办之初就给德国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有着盎格鲁撒克逊味道的新鲜空气吹进了死气沉沉的德国。从它诞生之日起，德国新闻业就有了全新的变革，不再是统治阶层的工具和传声筒，也不再对政坛达官要人毕恭毕敬。
　　文章说，《明镜》是反权威的和富有挑衅精神的，它只尊重一个东西，那便是事实。在《明镜》人看来，这个世界的表象十分可疑，新闻人的使命就是揭露，就是粉碎神话。

　　老宋兄回国，我再次见到老诗人米哈伊尔·布兹尼克（Михаил Бузник）。
　　半年过后，他眼疾更重，腿也浮肿，不喝酒，也不吃肉。他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手在胸前划完十字，便只用白米饭、白水煮白菜——蘸点麻酱，还有大半盘素烧茄子。饭后走回酒店，路过一家熟食店，他趴到橱窗上，盯着酱肘子们看了半天。
　　公园里灯光昏暗。路边有棵小树，树腰上横绑了块木牌子。米沙一走到那儿，就拖着腿奔过去，还问那是不是十字架。幸好他被及时喝止，才没有撞到灌木上。
　　他在巴黎长住过，我对他说不喜欢巴黎，太阴冷，是波德莱尔式的。他说，那是个诗歌的城市，但在北京，他绝不会有写诗的欲望。
　　我深有同感。
　　但我还是要写上两句：

米沙！米沙！
不要把什么都当做十字架。

附半年前我对他的采访：

后苏联时代，奴性犹在
独家专访俄罗斯著名诗人布兹尼克
康慨

　　俄罗斯有很多好诗人，能在中国见到的却并不多。大诗人沃兹涅先斯基说过，对俄罗斯诗坛来说，米哈伊尔·布兹尼克（Mikhail Khristoforovich Buznik）“就如同医学一样必不可少”。
　　这句话印在布兹尼克送给我的诗集封底。我想他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他作品的先锋姿态。
　　“所谓的俄罗斯诗歌传统就是一种灾难。”5月8日晚，58岁的布兹尼克在北京对我说，这句话一下子让我对他刮目相看。“因为自普希金以来，俄罗斯的诗人们一直在重复和模仿，模仿他的思维、笔法，甚至内容，阿赫玛托娃也算在内，都是在模仿。到了现代，又有一批人开始模仿布罗茨基。”
　　他说，他上大学的时候，恨的就是“诗歌”和“诗人”这两个词。因为在苏联时代，他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写诗，大家都认为自己会写诗，报纸上登的也都是诗。
　　“我也写，但我自认为写的不是诗歌，而只是个人感受。”
　　布兹尼克在大学攻读化学。1971年，有位乌克兰诗人把他推荐给了文学杂志《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结果后者敲着桌子，给了他一顿痛骂，说：“你写的这是什么狗屁东西，没有韵律，是不像诗的散文，不像散文的诗，我一个礼拜可以写出一车。”
　　35年后，布兹尼克对这一幕仍然记忆犹新，他用右手的指关节重重地敲着桌子，模仿着特瓦尔多夫斯基对他的训诫。
　　“他的意思是：年轻人，诗不能这么写。普希金的诗非常讲究格律，而我打破了这些限制，是聂鲁达式的自由体。”布兹尼克说，“在苏联时代，写这种自由体的诗，是可以判刑入狱的。苏联文坛对新诗非常排斥，对语言有着法律一样的规定。”
　　在勃烈日涅夫时代，他成了新人派，因而在国外受到欢迎。不久前去世的大诗人根纳季·艾基，也是在那个时候得到了法国的承认。

生活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作家过得不容易，可诗人又靠什么来生活？
　　布兹尼克说，在俄罗斯，专业诗人——即放弃一切来写诗的人不会超过25个。有两种原因使他们还活着——只能叫活着，而不是生活，把那句俄国成语“活着是为了生活”反过来说，便是“生活是为了活着”——有一部分人靠的是国外的文学基金，“比如我，靠的是法国的文学基金。这点钱虽然只仅我吃上面包，但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布兹尼克在法国有较高的知名度，曾于2002年在法国得到兰波奖。
　　另外一部分诗人倚靠的是俄罗斯本国的文学基金，一种是总统基金，另一种是大亨们建立的文学基金，当然，能享受这些基金的人很少。还有些边区的州长，也建立了作家津贴，一个月大概300美元，但在俄罗斯，这笔钱根本无法生活。
　　“诗歌与金钱完全不相容，”布兹尼克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勇气来当作家或诗人。赫列布尼科夫常到墓地去写诗，趴在墓碑上写。上有乌鸦，下有鲜花。
　　“我的情况也差不多，我经常是在半饥饿的状态下写诗。”他说，“现代人认为不需要诗歌了，因为他们都没有时间来思考死亡的问题，又怎么会去思索诗歌呢？现在，所有的人都在不停地做着两件事，一个是买，一个是卖，为此可以放弃一切。这正是人类极度空虚的表现，接近了精神死亡的边缘，所以也就不会有人再去理会诗歌了。诗歌无法再将他们呼唤回来。这是人类最终的悲剧。如果人还有正常的生活，那么他离不开诗歌，这就是我还存在的意义。”
　　我喜欢这样的表述，也要为此感谢旅俄中国作家和学者孙越，没有他出于极大友情和善意的精彩翻译，我便只有坐在这位诗人面前，徒然欣赏一通俄语美妙的音节而已。

时代
　　现在的俄罗斯读者怎样看待苏联时代的诗人，比如马雅可夫斯基，比如西蒙诺夫？
　　布兹尼克说，苏联作家的作品现在基本上都不出版了，只有一些描写伟大卫国战争的作品还在印行，如西蒙诺夫的某些诗歌。作品一直都在出版的苏联作家只有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斯塔姆。
　　中国学者张捷在所著《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1月）一书中提到，15年前，有位叫德鲁宁娜的女诗人因为对政治现实感到不满和失望自杀了。我问布兹尼克，这是诗人对现实所做的正确反应吗？诗人应该怎样处理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他说，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俄罗斯作家都出了国，但后来绝大部分又回来了，虽然很多人已经拿到了外国的国籍。“我想这是因为，一个作家离不开自己的母语环境，他不能长期在非母语环境中创作，也无法找到创作的灵感。”
　　他说：“不光你说的德鲁宁娜，也不光是诗人，很多俄罗斯作家都不能适应现在的状况。1991之后，作家们被从一个极端推向了另一个极端——生活的极端和政治的极端，完全没有一个中性和适度的选择。目前俄罗斯的整体状况，就像一个没有挣脱镣铐的人，却要去拥抱一种虚无的自由。俄罗斯人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奴性，（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奴性。在这种奴性还未消失的时候，写作便无法进入自由的状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了40年，这40年，便是人从肉体到精神完全摆脱奴性的过程。有奴性，就不可能有自由，有镣铐，就不可能有自由。尤其是在一个人不能解除精神镣铐的情况下，他将永远得不到自由。所以不能说打碎了过去，便获得了自由。”

中国
　　布兹尼克和中国还是有些渊源的。他的父亲是苏联有名的物理学家，曾有四本关于船舶制造的书在中国出版。
　　在中国，尽管对当代的俄罗斯诗坛所知不多，但还是有20世纪俄语诗人的诗集出版，有些还在不断出版，比如曼德尔斯塔姆，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去年我还买了一套新出的茨维塔耶娃文集，包括她的自传性随笔和诗集在内。
　　“在您看来，谁是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诗人？”我问道。
　　“赫列布尼科夫。”布兹尼克说。
　　他又补充道，我刚才提及的这些诗人，都属于普希金的传统。但最近十年，俄罗斯的诗人在继续前行，其中包括赫列布尼科夫（Velemir Hlebnikov），以及沃兹涅先斯基、凯德洛夫和他本人。沃兹涅先斯基原来的诗便已很好，但后来他的思考更为深刻。所以他认为中国应该多出版这些诗人的作品。
　　但他认为，俄罗斯文坛对中国也非常不了解，特别对当代作家更是一无所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有很多中国学生，他向他们问及中国当代的作家和作品，他们一个也说不上来。
　　“这很容易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中国要不然没有文学，要不然没有好的文学。”
　　他向中国的同行们发出了邀请：“我们非常希望邀请到真正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到俄罗斯去，我们之间可以进行一种有档次的交流，也希望通过俄罗斯的一些文学基金会，给他们提供驻市创作的条件。”

语言
　　他右眼有些失明，话至酣处，眼压升高，又疼起来，却阻止我们为他寻医，自己请一位中国朋友咚咚咚跑下楼去为他买药了。
　　进入21世纪，进入现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英语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用英语写作的作家因此独具先天优势。那么，俄语或汉语作家是否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呢？
　　“我认为网络和英语对诗歌不会有多大影响。”布兹尼克说，他举了普希金曾用法语写诗，却写得一塌糊涂的例子，“语言是诗歌的形式，诗歌是语言的内容，两者不可分割。我这里说的语言指的是母语，而非外来语。诗人属于哪种母语，就应该用也只能用这种母语来创作。因为每一层语言的含意，都是通过一个词自然地过渡到下一个词，而这种过渡不是通过外来语便可以完成的。”
　　诗歌呢？诗歌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
　　“没有诗歌，人类就会死亡。”布兹尼克斩钉截铁地回答，“当诗歌消失的时候，这个社会也便快要消失了。眼前一切物质的东西，定神思索，都是浮华。”
　　这正是我想要的来自诗人的美妙答案，不是吗？

汉娜·阿伦特（1906-1975）    图片据汉娜·阿伦特协会（纽约）

　　公开见报的文章，只能避实就虚，顾左右而言他，但尚可借此机会表达敬意。
　　由于杀伤力太大，汉娜·阿伦特的著作在国内至今没有系统的出版和评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孙传钊编《〈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一书（不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原书，仅收入阿伦特原著的结语）前言所附的“注释”，详列此前在国内出版过或零星见于报刊的阿伦特文章，可算一个小小的指南。

作者：康慨   
　　10月14日是已故著名德裔美国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遍及世界各地的追思活动提醒人们，这位死去已有31年的女哲，在21世纪混乱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汉娜·阿伦特协会”（Hannah Arendt Organization）统计，德国、法国、瑞士、瑞典、美国、澳大利亚，乃至秘鲁、韩国和科索沃等地，都将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
　　所有这些活动都不脱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阿伦特对当下世界的意义。今年12月将在纽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的名称，再恰当不过地说明了这一主题：“汉娜·阿伦特此时此刻”（Hannah Arendt Right Now）。刚刚在耶鲁大学结束的一次学术座谈，也以“我们共和政体的呼号”（Crises of Our Republics）为题。
　　阿伦特生前的女弟子和其传记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艾尔（Elisabeth Young-Bruehl）的新著《为何阿伦特至关重要》（Why Arendt Matters），也于本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阿伦特仍然是解读当代世界的重要思想工具。

她飘荡在别处
　　汉娜·阿伦特1905年10月14日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在柯尼斯堡长大，此地乃康德故乡。她后来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1928年获颁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二战期间移民美国，长期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学院。
　　阿伦特的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人类的状况》（一译《人的条件》）和《论暴力》等。
　　在蔡英文译的繁体中文版《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被写做好看的“鄂兰”。
　　今年，阿伦特的两本著作——《精神生活》和《黑暗时代的人们》在中国内地出版。此二书虽非她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却有助于我们抛弃过去不见原著，只谈她与海德格尔不伦私情的大量庸俗文章，并有机会深入其思想深处。已经开始的系统译介，也算对她百年诞辰的一份好的纪念。
　　阿伦特具有一种“让哲学充满生机并使它完成预定目标的能力，”耶鲁大学教授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10月4日对《纽约太阳报》说。她作为召集人，主持了前述“我们共和政体的呼号”研讨会。
　　不过，即便在西方，对阿伦特的误解也是长期存在的。正如前文所说，阿伦特难以为主流接纳，且多争议。
　　“你不能用左派或右派来给她归类，”多伦多大学教授贝纳尔（Ronald Beiner）说，阿伦特既非左，亦非右，“她飘荡在别处。”

美国将成为警察国家吗？
　　《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于1951年，此前，从没有任何一本著作，能以如此透彻的语言和完整的理论架构，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到极权主义的全部过程和手段。
　　《纽约时报》10月9日的报道说，阿伦特生前是非主流的哲学家，如今却更像我们时代的典型哲人。在她死后30余年，人们之所以还在如此谈论其重要性，是因为伊拉克和恐怖主义总是能与她笔下的主题——权力和暴力，以及无国家状态（statelessness）和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
　　美国会变成极权国家吗？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个荒诞的问题，但阿伦特的确有过这种担忧——她一度为麦卡锡会在1956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前景而焦虑。现在，左派知识分子旧事重提，以此警告人们当心布什的滥权。
　　更应警惕的是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所提出的“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一个纳粹体制内平平常常的小小官僚，没有理论热情，亦无明显的爱憎，这样的公文机器，却将数百万犹太人送入死亡的绝地。她的言下之意是，这平庸的大恶可以在任何一地生发。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名不断加强警察化进程，削弱公民个人权利的立法冲动，已经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引发了深刻担忧。
　　“我感到美国的共和政体正处在我所经历的最深重危机之中，”作家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对《纽约时报》说，“我们已经到了（极权主义）深渊的边缘。”

1968年，奥莉阿娜·法拉奇在墨西哥城。她在此身中三弹，几乎丧命。 

康慨/刊于9月20日《中华读书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内，有一篇采访录。提问者一开始便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答：“永远要保留下去。”
　　我们不要忘记，这次采访发生在1980年。刚刚走上正轨的中国，很多问题等待着回答。这一问一答，传达出了太多的信息。
　　采访邓小平的女记者名叫奥莉阿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那一年她51岁，作为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女记者，正处事业的巅峰。她对许多世界领袖的访谈合集，后来以《风云人物采访记》为名，多次在中国出版，成为80年代中后期那一批大学新闻系学生的课外圣经。那时，我们怀着极大的敬意，学习着所谓“法拉奇的采访艺术”——一针见血，内力惊人，有时不免愤世嫉俗，甚至言语放肆，刻意挑衅。
　　法拉奇小姐因癌患不治，于9月15日病逝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老家，终年77岁。

　　周扒皮，黄世仁——我们怎能用这样的大坏蛋来形容一位万民景仰的桂冠诗人？不幸的是，按照最新出版的一部传记所言，特德·休斯可能一点儿都不冤。
　　书中称，休斯视情妇如贱佣，不仅施以肉体和精神剥削，还伴有种种匪夷所思的控制手段。
　　休斯曾为英国桂冠诗人，亦为自杀身死的美国天才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丈夫。
　　此书乃休斯情妇之一阿茜娅·魏韦尔的传记，题《不讲理的情人：阿茜娅·魏韦尔的悲情生死》（A Lover of Unreason: The Life And Tragic Death of Assia Wevill），两位作者耶胡达·可仁（Yehuda Koren）和埃拉特·内盖夫（Eilat Negev）均来自以色列，据称历15年研究，方告成书。
　　该书称，1963年普拉斯放煤气自杀后仅两天，休斯便与魏韦尔女士在亡妻房内同床寻欢。
　　更令人震惊的是，据魏韦尔女士的说法，休斯待她如暴君，白天驱遣为佣，入夜则待之如妓。
　　休斯令魏韦尔女士精心服侍他以及他与普拉斯婚生的一子一女——弗丽达与尼古拉斯，且规定极细，甚至特地为此在1967年编写出一份《临时约法》（Draft Constitution），详列情妇的行为规范，诸如不得睡懒觉，不得在家中穿晨衣，不准白天打盹儿小睡等，赫然在目，亦包括每周必须做一道休斯此前从未吃过的新菜，并负责给孩子教授德语。
　　魏韦尔女士曾告诉朋友，休斯在行房时极为粗暴，“在床上，他就像一个屠夫”。
　　阿茜娅·魏韦尔做休斯情妇六年。1969年，在发现休斯另有新欢之后，她开煤气毒死了自己和4岁的女儿舒拉，时年42岁。在死前的日记里，她诅咒道，是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幽魂缠住了她，让她和负心情夫的亡妻以同样惨烈的方式走上不归之路。
　　《不讲理的情人》是关于魏韦尔女士的首部传记。《卫报》称，以往的传记家，多聚焦于休斯和普拉斯轰轰烈烈的婚姻，而无暇旁顾。
　　如果书中所述属实，那么休斯实在是个混蛋。但此书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我们知道，休斯早因风流成性，并被认定应对普拉斯的死负有主要责任，而遭到女权主义者的多年围攻。他于1998年10月去世。
　　而两位作者自称采访过魏韦尔的亲朋70余人，包括她的三任前夫，并摘录有其个人日记和书信。
　　《卫报》9月9日采访了女作家菲·韦尔顿（Fay Weldon），她与这桩三角关系中的三人都相熟。
　　韦尔顿拒绝说休斯的不是，相反，她认为：“阿茜娅就是那种想当能干女佣的人。”至于那份荒唐的《临时约法》，她说，休斯大概想提供些指导，便坐下来写了些意见而已。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比60年代任何一个男人更像暴君。”韦尔顿说，“这对特德似乎非常不公平。”（康慨）

康慨/刊于9月6日《中华读书报》
　
　　整个8月份，读书报密切关注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病况，并两次刊出消息，一次说他已有好转，8月30日的报道又再告病危，就在那一期报纸出版的当天，马哈福兹便因内脏出血不治，在开罗警察医院去世，终年94岁。

1
　　马哈福兹是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亦是阿拉伯世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他生前光环夺目，死后亦备极哀荣。
　　按照宗教传统，他在第二天下葬。葬礼在紧邻开罗的纳赛尔城拉什丹清真寺举行，军乐队鼓乐齐鸣，六匹马拉着他的棺车，里面躺着他瘦小枯干的肉身。棺覆绿布，上书金字：“除安拉外，别无神灵。”告祭之后，马哈福兹之棺再覆以埃及国旗，在严密保安下，78岁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步行亲自为他扶棺送葬。
　　此情此景，不免让人记起他在所著《自传的回声》中所写：“我伤感地闭上眼睛，却看见为我出殡的队伍正在行进，我走在队前，手执一只斟满生命醇酿的大杯。”

2
　　马哈福兹并不总是这个国家的宠儿。因为呼吁宗教宽容，他成为极端主义势力的眼中钉。诺贝尔文学奖给他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的巨大名望，反而令他身陷危境。
　　1994年，一刺客在开罗马哈福兹家所住的公寓大楼外对他施以夺命突袭，而后钻入汽车逃遁。马哈福兹刀伤在颈部，虽侥幸保住性命，但伤及右臂神经，手几乎完全拿不住笔，写作能力因此大遭破坏。他当时请来的助理发现，马哈福兹写在纸上的东西，“上蹿下跳，全不成行，实在难以辨清”。
　　警察随后提议为他配备保安，但他坚拒不受，警方只好在马宅外加强巡逻。生命中最后几年，马哈福兹更乐于每日东跑西颠，美联社说他那时大概一个礼拜有六晚不着家，出门找老友谈天吹牛，交换笑话、小说构思和小道消息。
　　他患有糖尿病，几致全盲，因而写作渐稀，但仍旧凭口授，让来为他读报的朋友代笔，这些小说以短篇为主，有时短到只有几个段落。他生前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描写来世的短篇小说集《七重天》（2005）便是这样写成。
　　在他死后，穆巴拉克总统发布声明，称“马哈福兹乃一道文化的辉光……让阿拉伯文学走向世界。他以创造力带给众人的价值标准，充满了启迪精神与拒斥极端主义的宽容品质”。
　　《纽约时报》的讣闻强调他以人为本的风格，称颂他对普通人的精妙刻画，如小职员、小官僚、杂货商、店老板、民工、穷男怨女，毛贼、妓女以及被传统礼教压迫的女性，通过他们的遭遇，将埃及尘沙满眼和动荡不息的20世纪展现于笔端。他笔下的开罗，被比作狄更斯的伦敦，左拉的巴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
　　他一生写有长篇小说33部，短篇集13本，另有戏剧若干，外加30部电影剧本。1988年，瑞典学院因其“普适全人类的阿拉伯叙事艺术”，而授予他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3
　　1911年12月11日，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生于开罗老城的加马利亚区，父亲是公务员，育有七子女，纳吉布最小。
　　他的童年时代，埃及民族主义者反抗英帝国的行动已日益加强。《自传的回声》之首篇《祈祷》是这样写的：

　　我还不到七岁时，就曾经为革命祈祷。
　　有一天早晨，我由女仆陪着去上学。我走着，好像被人押赴监狱一般。手里拿着作业本，眼中露出忧愁，心里盼望着出点乱子。寒风吹来，刺痛我短了一截的裤筒下面几乎裸露的小腿。校门关闭着，工友扯着大嗓门说：“今天有游行，又停课了！”
　　一阵喜悦袭上心头，几乎让我飞抵幸福之岸。
　　我从心底里祈求真主，愿革命永远进行下去。

　　年轻的马哈福兹上开罗大学学哲学，1932年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期间大量阅读文学经典，重点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普鲁斯特、卡夫卡、托马斯·曼、乔伊斯、尤金·奥尼尔、萧伯纳、易卜生和斯特林堡。
　　他开始在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1938年出版了首部小说集《疯语》，一年后，首部长篇《命运的嘲弄》也告印行，从此时起进入他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借古寓今，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底比斯之战》。
　　他借历史小说闯入文坛，但大放异彩仍需等到1956到1957年出版的现实主义宏篇大作“开罗三部曲”。它由《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街》（均取自开罗街名，但最近有个版本叫《两宫间》、《思慕宫》和《怡心园》，我未见到书，不知为何这样译）组成，历12年写作才告完成，以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三代人的生活为主线，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一直写到1952年法鲁克国王被政变推翻，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埃及社会的风云变幻，至今被视作当代阿拉伯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
　　他此后文风摇摆，作品多具实验意味，有些带有明显的意识流风格，并更多掺杂了对当政的纳赛尔政权的冷嘲热讽。但即便如此，在不少文人坐牢的情势下，马哈福兹却从未因言获罪，相反还被调进文化部工作，分管过电影审查。在此期间，他自己倒有数十部作品被搬上银幕，也使他一度遭到本国知识分子的抨击。
　　他的大麻烦出在1959年出版于贝鲁特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身上。这部描写精神求索的小说，因为对神、穆圣、耶稣和摩西的人性化描写，而在埃及被禁至今，亦是他1994年遇刺的遥远背景。
　　1989年，他与全球众多知名作家一道，声援被霍梅尼追杀的印裔英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但仅三年，便回头批评拉什迪渎神——尽管他仍然不赞同霍梅尼的死刑令。
　　他支持萨达特总统与以色列缔结和约，为此遭到国内民族主义者的谴责。但他又是巴勒斯坦事业始终如一的同情者，在得到诺贝尔奖39万美元的奖金（如今该奖得主的进账早已超过百万美元）之后，他将钱款一分为四，分别给了自己的妻子阿提亚特－阿拉，以及两个女儿欧姆·寇透姆和法蒂玛，自己的那份则捐与巴勒斯坦慈善机构。

4
　　马哈福兹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当代阿拉伯作家，早在他获诺贝尔奖之前，其作品便已有数部被译介入国内。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无论出版商还是读者，都像现在的人们追逐畅销书一样追逐着文学，只要它身上贴着那两个字的标签。
　　除“开罗三部曲”之外（已出过不止一个版本），马哈福兹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有中文版面世，包括《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作《世代寻梦记：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命运的嘲弄》、《底比斯之战》、《自传的回声》，甚至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集。
　　（文中《自传的回声》引文据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1月版，译者薛庆国。）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令人震惊地公开向报界承认自己曾为臭名昭著的纳粹党卫队（Waffen SS）效命，从而招致文学界、评论界、史学界和政坛人士的强烈批评，并使其传记作者哀叹这位大作家的“道德权威”就此终结。

迟到的供述
　　78岁的格拉斯告诉上周日出版的《法兰克福汇报》，他将在下月出版的自传《剥洋葱》（Beim Hauten der Zwiebel）中，承认自己曾身为党卫队队员的历史。
　　此前，外界仅知他曾在二战期间被抓丁而应召进入德国防空部队短暂服役。
　　在自传中，格拉斯还透露，他15岁时为了逃离家庭，曾主动要求参军，以求加入德军潜艇部队，但因年幼而未果。不过第二年他即被招入党卫队第10装甲师“Frundsberg”。
　　“我想再次澄清当时的情况，尤其是与我本人有关的事情。”格拉斯对《法兰克福汇报》说，“这些年来我的沉默，也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因之一。我需要说个明白。”
　　此事除了自己的妻子，他从未道与任何人。
　　他还对《法兰克福汇报》坦承，直到纽伦堡审判，他还愚蠢地相信德国未曾犯下那些恶行，一切皆出于敌人的宣传。
　　但他又说，当年加入党卫队非其本人所愿，且后来他为此感到“罪恶与羞耻”。
　　他辩解道，他加入党卫队后始终未发一弹，所在部队便被击溃，他的上司让他赶紧脱掉那身恶名昭彰的制服，以求保命。
　　1945年，格拉斯在战场上负伤被俘，先被美军关押在巴伐利亚南部的战俘营，囚于此地的还有一位名叫约瑟夫·拉津格的青年，即现任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
　　党卫队好比希特勒的近卫军，非纳粹的青年精英不得入选，在出身和思想上均有严格的挑选标准。丹尼斯·冈塞尔（Dannis Gansel）2004年的电影《Napola》（有汉译名《希特勒的男孩》），对此教育和洗脑过程有很好的描述。

忏悔是否晚了？
　　长期以来，格拉斯便是德国左翼知识分子阵营的旗帜性人物。去年，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之际，格拉斯在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刊出长文，指责德国政治家忘本。我当时亦曾详细介绍了这篇文章。
　　“家丑一洗了之（Dirty linen was quickly washed clean），”格拉斯写道，“人们很快变得清清白白。造假者忙于赶制新的说辞，并大力传播。无条件的投降变成了‘崩溃’。”德国人的集体罪行，则被表述为某个独夫“以德国人民的名义所犯的不义之举”。更多当年助纣为虐的国社党员，则摇身一变，继续在政界、商界和学术教育界呼风唤雨。
　　呜呼！如此振聋发聩的道德责问，今天看来，却不幸成为对发问者自身的可悲讽刺。
　　德国文坛对此一片哀惋之声。作家沃尔特·科波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直言，格拉斯的忏悔来得“有点晚了”。
　　他的传记作者米夏埃尔·于尔格斯（Michael Jürgs）则“深感失望”，并认为这标志着“一个道德权威的终结”。他对《星期日泰晤士报》说：“如果他早一些便和盘托出，说他17岁加入了党卫军，没人会在意的，但是现在，从道德角度出发，人们已对他所说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
　　该报还追根溯源，指出格拉斯的父亲也是1936年入党的老纳粹党员。
　　专栏作家赫尔穆特·伯格尔（Helmut Boeger）认为：“格拉斯在供认之后，尽管仍然是德国最重要的在世作家，但他已经失去了道德权威的身份。他不会因曾身为党卫队员而遭到猛烈批评……但他会因为就此事撒谎60年而受到抨击。”
　　身为犹太人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沃尔夫松（Michael Wolffsohn）说：“格拉斯作为道德说教者的一生，已经因为他持久的沉默而贬值了。”
　　另一位身为犹太人的德国作家拉尔夫·乔达诺（Ralph Giordano）却呼吁人们不要去责难格拉斯，而是应该对他迟到的忏悔表示欣赏与赞扬。
　　但当年深受纳粹之苦的东欧国家，却不肯宽容格拉斯。波兰前总统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瓦文萨已公开要求格拉斯放弃自己获得的波兰城市格但斯克的荣誉市民身份。此城原名但泽，曾隶属东普鲁士，乃格拉斯的老家。而作为工会领袖，瓦文萨当年也是在此起家。
　　另据德国《世界报》（Die Welt）本周一的报道，捷克笔会正在考虑是否收回1994年颁给格拉斯的恰佩克（Karel Capek）奖。

我们的疑问
　　格拉斯本周一开始发起反击，称自己受到了“恶毒攻击的侮辱”，他对德通社说：“我还确信某些人正试图使我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对于那断不光彩的历史，他补充道：“我知道那是耻辱，我也把它视为耻辱，60年来一直如此，并力图修得善果。它定义了我后来作为作家和公民的行为方式。”
　　我们不应对格拉斯忏悔的道德勇气表示怀疑，但这一忏悔时机的选择却值得关注。
　　格拉斯的自传将于下月上市，此时正是促销的最佳时机。歌星在推出新唱片时，往往会在此时故意放出绯闻，交由媒体炒作。格拉斯会有这种商业考虑吗？
　　或者，他只是想提前有所披露，减缓新书上市时再曝丑闻的压力？
　　又或者，他低估了公众对此事的关切程度？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他在7年前就承认了自己的党卫队生涯，那么，他还会是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吗？
　　有人会说，诺贝尔奖重文学，远政治。但世人皆知此非事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果真如此，则那一年的冬天，穿着黑色礼服在斯德哥尔摩受奖的那个人，一定不会是君特·格拉斯。
　　他为什么用“剥洋葱”来做自传的书名呢？我们斗胆猜一下，他大概是在意指往事何其辛辣，以致老人家泪水涟涟。
　　《铁皮鼓》仍然是伟大的小说，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享有崇高的文学地位，即使其作者曾经是个17岁的党卫队员。但是，如果他继续对我们大谈历史责任，呼吁反战，并时刻不忘谴责全球化的罪恶时，我们还会像过去那样，屏息而仰视他吗？（康慨/刊于《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