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me Ishmael

找出十年前快乐的旧诗，祝朋友们从今天起，得到幸福和丰足的2007年：

哈瓦那的卡门

　　　　我睡下也能听到大雁的鸣叫
　　　　如此清晰，哪怕我睡在水底

　　　　我好像穿过了地球湿润的心脏
　　　　睡在哈瓦那一张雪白的床上

　　　　那些农民把马赶进船舱
　　　　弹起吉它，给她唱生育小马的民歌

　　　　那首歌的名字叫“爱情”
　　　　那条船的名字叫“流浪”
　　　　那匹马叫吉诃德

　　　　是啊，我的头发白了
　　　　皮肤像紫铜般黑亮
　　　　不能勃起
　　　　也没有力气把衣服穿上

　　　　海风把阳光吹得沙沙作响
　　　　我爱你
　　　　即使我躺着
　　　　泪水也会流进我的心房

　　　　by 康慨 November 20,1997/Peking

　　老宋兄回国，我再次见到老诗人米哈伊尔·布兹尼克（Михаил Бузник）。
　　半年过后，他眼疾更重，腿也浮肿，不喝酒，也不吃肉。他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手在胸前划完十字，便只用白米饭、白水煮白菜——蘸点麻酱，还有大半盘素烧茄子。饭后走回酒店，路过一家熟食店，他趴到橱窗上，盯着酱肘子们看了半天。
　　公园里灯光昏暗。路边有棵小树，树腰上横绑了块木牌子。米沙一走到那儿，就拖着腿奔过去，还问那是不是十字架。幸好他被及时喝止，才没有撞到灌木上。
　　他在巴黎长住过，我对他说不喜欢巴黎，太阴冷，是波德莱尔式的。他说，那是个诗歌的城市，但在北京，他绝不会有写诗的欲望。
　　我深有同感。
　　但我还是要写上两句：

米沙！米沙！
不要把什么都当做十字架。

附半年前我对他的采访：

后苏联时代，奴性犹在
独家专访俄罗斯著名诗人布兹尼克
康慨

　　俄罗斯有很多好诗人，能在中国见到的却并不多。大诗人沃兹涅先斯基说过，对俄罗斯诗坛来说，米哈伊尔·布兹尼克（Mikhail Khristoforovich Buznik）“就如同医学一样必不可少”。
　　这句话印在布兹尼克送给我的诗集封底。我想他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他作品的先锋姿态。
　　“所谓的俄罗斯诗歌传统就是一种灾难。”5月8日晚，58岁的布兹尼克在北京对我说，这句话一下子让我对他刮目相看。“因为自普希金以来，俄罗斯的诗人们一直在重复和模仿，模仿他的思维、笔法，甚至内容，阿赫玛托娃也算在内，都是在模仿。到了现代，又有一批人开始模仿布罗茨基。”
　　他说，他上大学的时候，恨的就是“诗歌”和“诗人”这两个词。因为在苏联时代，他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写诗，大家都认为自己会写诗，报纸上登的也都是诗。
　　“我也写，但我自认为写的不是诗歌，而只是个人感受。”
　　布兹尼克在大学攻读化学。1971年，有位乌克兰诗人把他推荐给了文学杂志《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结果后者敲着桌子，给了他一顿痛骂，说：“你写的这是什么狗屁东西，没有韵律，是不像诗的散文，不像散文的诗，我一个礼拜可以写出一车。”
　　35年后，布兹尼克对这一幕仍然记忆犹新，他用右手的指关节重重地敲着桌子，模仿着特瓦尔多夫斯基对他的训诫。
　　“他的意思是：年轻人，诗不能这么写。普希金的诗非常讲究格律，而我打破了这些限制，是聂鲁达式的自由体。”布兹尼克说，“在苏联时代，写这种自由体的诗，是可以判刑入狱的。苏联文坛对新诗非常排斥，对语言有着法律一样的规定。”
　　在勃烈日涅夫时代，他成了新人派，因而在国外受到欢迎。不久前去世的大诗人根纳季·艾基，也是在那个时候得到了法国的承认。

生活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作家过得不容易，可诗人又靠什么来生活？
　　布兹尼克说，在俄罗斯，专业诗人——即放弃一切来写诗的人不会超过25个。有两种原因使他们还活着——只能叫活着，而不是生活，把那句俄国成语“活着是为了生活”反过来说，便是“生活是为了活着”——有一部分人靠的是国外的文学基金，“比如我，靠的是法国的文学基金。这点钱虽然只仅我吃上面包，但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布兹尼克在法国有较高的知名度，曾于2002年在法国得到兰波奖。
　　另外一部分诗人倚靠的是俄罗斯本国的文学基金，一种是总统基金，另一种是大亨们建立的文学基金，当然，能享受这些基金的人很少。还有些边区的州长，也建立了作家津贴，一个月大概300美元，但在俄罗斯，这笔钱根本无法生活。
　　“诗歌与金钱完全不相容，”布兹尼克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勇气来当作家或诗人。赫列布尼科夫常到墓地去写诗，趴在墓碑上写。上有乌鸦，下有鲜花。
　　“我的情况也差不多，我经常是在半饥饿的状态下写诗。”他说，“现代人认为不需要诗歌了，因为他们都没有时间来思考死亡的问题，又怎么会去思索诗歌呢？现在，所有的人都在不停地做着两件事，一个是买，一个是卖，为此可以放弃一切。这正是人类极度空虚的表现，接近了精神死亡的边缘，所以也就不会有人再去理会诗歌了。诗歌无法再将他们呼唤回来。这是人类最终的悲剧。如果人还有正常的生活，那么他离不开诗歌，这就是我还存在的意义。”
　　我喜欢这样的表述，也要为此感谢旅俄中国作家和学者孙越，没有他出于极大友情和善意的精彩翻译，我便只有坐在这位诗人面前，徒然欣赏一通俄语美妙的音节而已。

时代
　　现在的俄罗斯读者怎样看待苏联时代的诗人，比如马雅可夫斯基，比如西蒙诺夫？
　　布兹尼克说，苏联作家的作品现在基本上都不出版了，只有一些描写伟大卫国战争的作品还在印行，如西蒙诺夫的某些诗歌。作品一直都在出版的苏联作家只有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斯塔姆。
　　中国学者张捷在所著《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1月）一书中提到，15年前，有位叫德鲁宁娜的女诗人因为对政治现实感到不满和失望自杀了。我问布兹尼克，这是诗人对现实所做的正确反应吗？诗人应该怎样处理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他说，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俄罗斯作家都出了国，但后来绝大部分又回来了，虽然很多人已经拿到了外国的国籍。“我想这是因为，一个作家离不开自己的母语环境，他不能长期在非母语环境中创作，也无法找到创作的灵感。”
　　他说：“不光你说的德鲁宁娜，也不光是诗人，很多俄罗斯作家都不能适应现在的状况。1991之后，作家们被从一个极端推向了另一个极端——生活的极端和政治的极端，完全没有一个中性和适度的选择。目前俄罗斯的整体状况，就像一个没有挣脱镣铐的人，却要去拥抱一种虚无的自由。俄罗斯人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奴性，（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奴性。在这种奴性还未消失的时候，写作便无法进入自由的状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了40年，这40年，便是人从肉体到精神完全摆脱奴性的过程。有奴性，就不可能有自由，有镣铐，就不可能有自由。尤其是在一个人不能解除精神镣铐的情况下，他将永远得不到自由。所以不能说打碎了过去，便获得了自由。”

中国
　　布兹尼克和中国还是有些渊源的。他的父亲是苏联有名的物理学家，曾有四本关于船舶制造的书在中国出版。
　　在中国，尽管对当代的俄罗斯诗坛所知不多，但还是有20世纪俄语诗人的诗集出版，有些还在不断出版，比如曼德尔斯塔姆，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去年我还买了一套新出的茨维塔耶娃文集，包括她的自传性随笔和诗集在内。
　　“在您看来，谁是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诗人？”我问道。
　　“赫列布尼科夫。”布兹尼克说。
　　他又补充道，我刚才提及的这些诗人，都属于普希金的传统。但最近十年，俄罗斯的诗人在继续前行，其中包括赫列布尼科夫（Velemir Hlebnikov），以及沃兹涅先斯基、凯德洛夫和他本人。沃兹涅先斯基原来的诗便已很好，但后来他的思考更为深刻。所以他认为中国应该多出版这些诗人的作品。
　　但他认为，俄罗斯文坛对中国也非常不了解，特别对当代作家更是一无所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有很多中国学生，他向他们问及中国当代的作家和作品，他们一个也说不上来。
　　“这很容易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中国要不然没有文学，要不然没有好的文学。”
　　他向中国的同行们发出了邀请：“我们非常希望邀请到真正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到俄罗斯去，我们之间可以进行一种有档次的交流，也希望通过俄罗斯的一些文学基金会，给他们提供驻市创作的条件。”

语言
　　他右眼有些失明，话至酣处，眼压升高，又疼起来，却阻止我们为他寻医，自己请一位中国朋友咚咚咚跑下楼去为他买药了。
　　进入21世纪，进入现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英语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用英语写作的作家因此独具先天优势。那么，俄语或汉语作家是否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呢？
　　“我认为网络和英语对诗歌不会有多大影响。”布兹尼克说，他举了普希金曾用法语写诗，却写得一塌糊涂的例子，“语言是诗歌的形式，诗歌是语言的内容，两者不可分割。我这里说的语言指的是母语，而非外来语。诗人属于哪种母语，就应该用也只能用这种母语来创作。因为每一层语言的含意，都是通过一个词自然地过渡到下一个词，而这种过渡不是通过外来语便可以完成的。”
　　诗歌呢？诗歌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
　　“没有诗歌，人类就会死亡。”布兹尼克斩钉截铁地回答，“当诗歌消失的时候，这个社会也便快要消失了。眼前一切物质的东西，定神思索，都是浮华。”
　　这正是我想要的来自诗人的美妙答案，不是吗？

　　前一个雨夜，我邀赋闲中的彦纯兄回家。夜深，我们喝白酒，吃儿童版的榨菜——只有这个下酒了。聊起这十八年。他讲山林中的行伍日子，我讲那些黑帮般的岁月。有些人在很远的城市里死了，更多的在白天被改变，某晚入睡前如果忘记变回来，第二天可以轻松出门，第三天就会在鞋里蜕掉全身的旧皮，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新人。
　　找出一首旧诗，单纯，不过叶芝也如此。我在伊盟农村仅两月，“它即将成为我们的青春”，它已经成为我们的青春。

　　我乡村的青春岁月
　　康慨

　　我不再记得乡村有过黑夜
　　有过比那匹瘦马更安宁的春天
　　没有耕种的日子，因为雪还在下
　　只有我和窗纸后的少女
　　感到安全，神奇和新鲜

　　我的幻想是变成一个老人
　　老而不死，夜夜无眠
　　不要诗书宝马，不要醇酒美人
　　只要这样的春天，炉火淡淡的温暖
　　大雪覆盖着北方的田园

　　它即将成为我们的青春，美丽而永远
　　它使我们远离污秽，远离
　　死神头上飞来飞去的尘埃
　　让一场大雪掩埋睡梦中的怀念
　　烧掉浪费过的生命，烧掉死去的昨天

　　June 9,1997/P.K.

《时间的玫瑰》，北岛，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33元
康慨

　　北岛的这本书是有问题的。主要问题在于他的姿态。
　　《时间的玫瑰》收录了北岛对20世纪的九位大诗人——洛尔伽、曼德尔施塔姆、里尔克、特拉克尔、策兰、帕斯捷尔纳克、特朗斯特罗默、艾基和狄兰·托马斯其人其作的评述性随笔，原陆续刊于《收获》杂志，后结集为本书。
　　在北岛看来，“20世纪（尤其上半叶）是人类诗歌历史上最灿烂的黄金时代。”理由是，“其间，诗歌作为一种极高的文学样式，它冲破了国家种族和语言的边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视野和与之相应的国际影响。”暂且不论这一判断是否有值得商榷之处，诗人评诗，且细致到词、句、语序、意象，自然颇具吸引力。北岛又将诗人的生平逸事，他与这些诗人、诗作的交往——无论是神交，还是面对面的交情（如特朗斯特罗默和艾基），以及对诗歌在中国大盛的七、八十年代的回忆，揉合一处，本该非常好看。
　　但是，这些东西浅尝辄止，相反，他以更多的笔墨，罗列、抨击了他人的译作。其形式通常是这样的：抄录一两种他所称的劣译，紧跟着是他自己更准确、更传神、更具诗意，也更自信的优质版本。他甚至将冯至译的里尔克的《秋日》，只改动廖廖数字，便作为自己的新译。连他自已也承认，他的版本是“在冯译本的基础上‘攒’成的”。
　　冯译是这样的：“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北岛的新译如下：“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这样的两种译文之间，有什么真正的区别吗？我没有发现。相反，北岛“攒”成的新译，倒有刻意求异之感。
　　北岛只通英语，但书中所涉及的九位诗人，除狄兰·托马斯外，均以俄语、德语和瑞典语写作。因此，不管北岛宣称参考了多少种英译本，弄的毕竟还是二手货，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译诗是“瞎子领瞎子”。虽然是瞎子摸象，可他在以自己的转译，去抨击别人的直译时，仍然理直气壮。
　　二十多年来很多我们熟悉的中青年译者，都被他拿来做了反面教材。
　　他对诗人和翻译家王家新的批评几近于贬损，在论及策兰作品的汉译时，北岛写道，王家新等人“把诗歌降到连散文都不如的地步”。我以为，这样去评判别人是不公平的，以这样的方式去贬低同行，显然也不够厚道。其根源也许在于，北岛根本没把这些人看成同行。
　　其实，就外国诗歌的译介而言，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王家新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北岛。
　　“我为中国的诗歌翻译界感到担忧，”北岛哀叹道，“如今，眼看着一本本错误百出、诘屈聱牙的译诗集立在书架上，就无人为此汗颜吗？”
　　我们知道，汉译文学的质量问题始终存在，其中诗歌翻译的问题，因其天然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也许还要更大一些。北岛不是第一个指出这些问题的，却是方式最为刻薄的。有些时候，刻薄也许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话语方式，但北岛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姿态，远远不能服人，也暴露出他仍然缺乏伟大诗人应该具备的胸怀、涵养与自知之明。
　　书中文章的写作，也给人以仓促之感，不够严谨——叙述诗人生平时，北岛引用了大量我们似曾相识的资料，看不到太多新鲜的东西。今年年初，我们介绍过北岛的另一本随笔集《失败之书》，那本书的质量要远远好过这一本。(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失败之书》，北岛著，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28元
康慨

　　很多人会忘记诗人的年龄，更有些人，会浪漫而且固执地认为，诗人永远年轻。但在这本书中，暂时告别了诗歌的北岛，不免让你轻易记起，他已是55岁的“老人”。虽然在浪迹天涯多年之后，他还是一如即往地消瘦。但今天的北岛，已经不是《今天》的那个北岛了。
　　《失败之书》是北岛的散文集，述及他的漂泊历程——从1989年到1993年，他住过七个国家，搬家十五次。他称之为一种互文关系下的“散文语境”。他为此自序：“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我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漂泊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经历无边的虚无才知道存在有限的意义。”这些话是典型的诗人呓语，翻译成普通话，我想，大概是说，他仍然是诗人，用孤悬在异族语境里的中文写作的诗人。
　　诗人难为。他们是语言上的贵族，在生活上，却往往是失败者。北岛笔下的这些诗人朋友，也大抵如此。其中既有金斯堡、帕斯、特朗斯特罗默这样的大诗人，也有我们从未听说过姓名的穷诗友。他以常人的眼光看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的生活常态，那并非是豪情盖天的、义无反顾的，而往往是犹疑的、局促的。
　　他写已故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大诗人帕斯：
　　“朗诵会开始前不久，帕斯跟艾略特一些起挑选朗诵的诗，他突然慌了神，对艾略特说，‘我该念什么？它们都不怎么样，真的……’此时此刻，帕斯成了另一个，更接近我通过阅读认识的那个《街》中的帕斯，他疑心重重，在黑暗中摸索，跌倒了又爬起来。最后还是艾略特稳住了他。”
　　他也写到海外的中国人，他们大多成了文化孤儿；写自已的吃喝拉撒，有趣而坦然。“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切从头开始——做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
　　旅程中途，他也间或回忆起自已的前半生。文革时，赵振开（北岛本名）在北京当建筑工人，“唱的是毛主席诗词，背的是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人应该这样走，路应该这样行！’”
　　文革后，诗歌大盛，他突然成为形形色色的新诗运动的教父。“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北岛在《朗诵记》一文中反思过去，“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已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天下人皆知北岛的诺贝尔奖情结，但2000年高行健的获奖，意味着这一奖项在至少十年之内再颁给中国人的机率几乎降至为零。我们很难揣度北岛内心深处的感受，也很难说这就是原因之一，使他调整了自己的政治姿态。流亡结束了。他想家了。他不是政客，他是诗人。他总算又可以回到祖国，而我们又可以读到他的文章和诗集了。
　　我们离开诗歌太久，或许是因为，我们在太长的时间里缺少一个真正有份量的诗人作为参照。北岛的复归，给了我们一个正视诗歌的机会，让我们认识到，诗歌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不是以运动的轰轰烈烈，而是以生活的日常方式。
　　他写诗人艾伦·金斯堡的死。“诗人之死，并没有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暗中影响着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我真心喜欢这句话。(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康布谷同学的名字直接得自1997年年初我做的一个梦，梦见的就是华滋华斯的这首诗——在一个婚礼上，我焦急地站在台上，背不出它的原文。
　　原诗写于1804年，至2004年，为200周年。这是我当时的新译。
　　原为隔行押韵，但最后四句实在没辙了。

　　致布谷
　　200周年新译本
　　[英]华兹华斯(1804)　康慨译(2004)

　　噢欢快的新来者！我已然听到，
　　　听到了你，因而充满快乐。
　　噢布谷！我该叫你鸟儿，
　　　还是一种歌声，在漫游漂泊？

　　当我躺在草地上
　　　听到你的鸣叫呼应回旋，
　　从山岗向山岗，仿佛在传唱，
　　　忽而远了，忽而又近在耳畔

　　虽然你只向着山谷呢喃，
　　　那里遍洒阳光和花朵，
　　你却带来了故事一篇
　　　给我多少梦幻的时刻。

　　三倍地欢迎你啊，春天的宠儿！
　　　你对于我而言，
　　只是一种无形，甚至不是鸟儿，
　　　只是一种天籁，难以言传；

　　我在学童的日子
　　　也曾听到这叫声
　　让我成千次地寻觅
　　　在矮丛，高树，和天空

　　为了寻找你，我时常远行
　　　穿过树林，走过草原
　　你总是一种希望，一种恋情
　　　总是让人充满渴求，却从未出现

　　我还是能够把你聆听
　　　能够躺在原野上
　　听啊，直到我再一次唤醒
　　　那金色的时光

　　噢幸福的鸟儿！我们走过的大地
　　　仿佛又成为
　　一处缥渺的幻境
　　　那正是为你准备的家园！

　　我坐在无轨电车上做梦
　　梦见在教书的农村收割
　　那一年的生产没有收获

　　我们在草原上赶夜路
　　躺在铁轨上唱歌
　　火车从头顶飞过
　　那一年的爱情没有收获

　　后来一个鬼魂追我
　　我搭上了别人的灵车
　　在天国的医院躺着
　　等着有人过来，给我草草缝合

　　我梦见自己死后的复活
　　有房子，有金币，有名气
　　开着比邻居更好的车
　　我的女儿大了，美丽活泼

　　而我呢？
　　只想躺在妈妈怀里
　　听她唱早年的情歌

　　康慨  November 20, 1997 / Peking

公路上的朝圣者。远景是新建的铁路大桥 / Getty

　　今天，火车将载运着成千的游客，从北京进西藏。这样的运输和涌入，从此将每天发生。
　　十五年前，我乘火车、汽车，加上步行，去了西藏。那是我唯一的一次藏区之行。
　　十五年后，我不知那里是什么样子了，我在拉萨的朋友们也久已失去联络。
　　再过十五年，将更加无法想象。

　　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到达格尔木，听说西藏的戒严尚未解除，很多人受阻在此。
　　我去了长途汽车站，已打算绕行新疆。但运气好，上级部门通知，戒严结束了。我顺利买到第二天开往拉萨的车票。

　　那次旅行，对我影响重大，大概使我过早衰老，或未老先衰。王力雄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藏民族追求的是快乐和轻松，而不是把自己当成工作的奴隶，这更接近生活的本质。”他们内心里回避竞争，但现代社会要因此而改造或抛弃他们了。

　　很多人在谈论青藏铁路对藏区自然生态的影响，我却对那里的文化生态感到担忧。
　　我的西藏深藏在心底。它可能即将不复存在，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它是我一处精神上的逃亡之地，亦锻造出我的许多诗歌。它也是我精神上的脆弱之地，我不愿意人家说它坏，甚至也不喜欢别人说它好——我担心它会被垂涎者野蛮地夺去。有一次，听到某位朋友奢谈青海湖的美丽与壮阔后，我脱口反问：你知道青海湖边到处都是死婴吗？

　　附诗一首，写于九七年四月八日，北京。

　　我爱草原，我爱西藏

　　你这个白衣的外乡人啊
　　──民歌

　　1

　　风声像鼓声，拥着火焰之舞
　　落日掠过都兰的大路
　　我从未看过的美景

　　穿过黄昏高原的悲凉
　　我只知道向西而没有左右
　　像去寻找一生的幸福

　　想到幸福我就温暖
　　就要歌唱，歌唱如火的夕阳
　　它给我镀上周身的荣光

　　2

　　少女的格桑央宗啊
　　父母如此担心你的美貌
　　当你坐在草地深处的古城墙上
　　看顾着自家的群羊，谁能看见
　　你从温暖的午睡轻轻起飞
　　飞向众神休憩的大湖
　　聆听他们的仙乐呢？

　　我是一个从下面来的汉人
　　除了为你而作的献诗
　　我没有别的好礼物

　　3

　　湖水的浩大与深蓝
　　足以将整个草原的花香埋葬
　　水中的飞鸟紧随我的影子
　　从黑马河到安多，就像影子的影子一样

　　曾经，我像她群羊中的一只
　　温柔而且无力，那夕阳中的花香
　　足以把我埋葬，那幸福深处的忧伤
　　就像曾经的天堂午夜的光亮

　　所有的好词语，唯一的好姑娘
　　所有的好地方，唯一的好故乡
　　我要幸福，也要忧伤
　　我爱草原，我爱西藏

　　April 8,1997/P.K.

　　九岁的康布谷同学今年3月写下人生第一首诗。我觉得她写得当真很好，感觉很对，尤其是厌恶“自己的面貌”和“别人的衣裳”。
　　一字未改，抄录在下面。
　　有意思的是，她无意中正好写了十四行。
　　我把这首诗给朋友们看，为她赢得很多赞扬。
　　但我不再鼓励她继续。
　　前些日子，小聪伯伯送她艾米莉·狄金森诗选。她读完，问狄为何总爱写死亡。我说，那未必实写，那两个字可以代表很多情绪，而且不一定是坏情绪。

忧郁之歌

作者：康布谷

　　我要像蝴蝶那样自由自在地飞在花丛，
　　我要像小鸟那样快快乐乐地寻找小虫。
　　我向往它们幸福的生活，
　　因为忧伤的乌云已经向我靠拢。

　　虽然我的生活非常舒适，
　　但镀金的笼子也是牢笼。
　　虽然这个家非常温暖，
　　但我却感到异常寒冷。

　　我开始厌恶所有的东西，
　　厌恶自己的面貌，
　　厌恶别人的衣裳，
　　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陌生。

　　所以，我只能静静躺着，
　　等待忧郁的冰雪慢慢消融。

　　2006年3月13日

康慨
九年前的一首旧诗，彼时想起已死的童年玩伴，写于内蒙

我把你的伞骨
埋在泥水的地里
我烧了你的衣服
把灰里的扣子捡出
我拿起你坟前的花朵
连同四月潮湿的新土
装在我的杯子里远走

我在路上睡了
像南风中的杨柳，我听见
雨神在你的头发里痛哭
我梦见春天很快就过去了
你的骨肉穿过杯中黑暗的泥土

不要轻易离开我们
不要错过秋天的夜晚
不要即兴歌唱，尽情醉酒
不要遗忘梦境
关于我们，几个生前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