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me Ishmael

　　对独裁者、暴君和杀人犯生出同情是不对的。
　　萨达姆的绞刑让我感到厌恶。
　　昨天下午接康布谷同学回家，搭车的校工问我绞刑过程是否有录像。我说有，但肯定不会播出，因为那样做违反人性。
　　我错了。
　　我尽量避免看到那些东西。
　　然后我很蠢地用鼠标画了一张画。我从未画过绞刑架。
　　暴君在黎明前被吊死了，伊拉克仍然是黑夜。
　　很失败。很沮丧。

　　几分钟前，看到Riverbend更新了她的Blog。
　　她说，2006年绝对是伊拉克人最糟的一年。伊拉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只剩下认尸，躲避汽车炸弹，或是留心哪位家人又被拘捕，被流放，被绑架。
　　她也写到萨达姆的死刑：

Why make things worse by insisting on Saddam’s execution now? Who gains if they hang Saddam? Iran, naturally, but who else? There is a real fear that this execution will be the final blow that will shatter Iraq. Some Sunni and Shia tribes have threatened to arm their members against the Americans if Saddam is executed. Iraqis in general are watching closely to see what happens next, and quietly preparing for the worst. 为何要坚持立即处决萨达姆，以使事情变得更糟呢？谁会从吊死萨达姆一事上受益？伊朗，当然，可还有谁？一种真切的恐惧是，处决会成为吹倒伊拉克的最后一口气。已有逊尼和什叶派部族发出威胁，如果萨达姆被处决，便要武装其成员以抗击美国人。伊拉克百姓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安静地为最坏的状况做着准备。

　　她的英文写得不完美，但不妨碍我们理解她的意思。她说，萨达姆已经什么都不是了，但美国的战争宣传机器及伊拉克傀儡非要把他说成是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代表和反抗的象征。对他的审判、裁决和行刑“百分之百是美国式的”，弄些伊拉克人做演员足矣，但这片子从导演到蒙太奇都是纯粹好莱坞式的（尽管成本很低）。
　　她说，美国人想撤出伊拉克，但很乐于在身后留下全面内战，因为如果他们走后形势得以好转，岂不是很不好看！
　　我想就此打住，但又想译出下面这两段话（我会随后写封邮件请求她的允准）。

Here we come to the end of 2006 and I am sad. Not simply sad for the state of the country, but for the state of our humanity, as Iraqis. We’ve all lost some of the compassion and civility that I felt made us special four years ago. I take myself as an example. Nearly four years ago, I cringed every time I heard about the death of an American soldier. They were occupiers, but they were humans also and the knowledge that they were being killed in my country gave me sleepless nights. Never mind they crossed oceans to attack the country, I actually felt for them. 2006年临近终点，我很悲伤。不单纯是为了国家的状况而悲伤，而是为了我们伊拉克人的人性状况。我们全都或多或少地失去了怜悯和斯文，四年前，我认为正是这些令我们与众不同。以我自己为例，四年前每次听闻美国兵的死讯，我都会感到惶恐。他们是占领者，但也是人，意识到他们在我的国家被杀死，夜里我就无法入睡。我意识不到他们跨洋来攻打我的国家，我真心为他们牵挂。

Had I not chronicled those feelings of agitation in this very blog, I wouldn’t believe them now. Today, they simply represent numbers. 3000 Americans dead over nearly four years? Really? That’s the number of dead Iraqis in less than a month. The Americans had families? Too bad. So do we. So do the corpses in the streets and the ones waiting for identification in the morgue. 如果不是把这些焦虑依序记录在这一blog里，此时我真难以相信曾做此感想。今天，他们仅仅代表着数字。过去四年里有3000个美国人死了吗？真的吗？这只是不到一个月里伊拉克人的死亡数字。那些美国人有家人吗？太糟了。我们也是。还有那些街上的尸体，那些在太平间等着认领的陈尸。

　　Whatever happens, HAPPY NEW YEAR, Riverbend. 无论如何，祝你新年快乐。

　　天地翻覆后的政治审判有两大作用：复仇和新生——让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得到补偿，也要清算过去，开创未来。
　　26年前，对“四人帮”的纽伦堡式大审判，多多少少也兼有这两种功用。
　　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写到，审判四人帮时，邓小平主张枪毙江青和张春桥，陈云则说：“如果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
　　我记得宣判在1981年春节前做出，全国广播。大审判与随后通过的《决议》，是中庸之道的胜利，辅以大规模的平反作为补偿，虽不是南非式的和解，也仍然让国家在风浪中前行至今。
　　继续关注萨达姆的死刑——不知他能否活过今年？
　　《纽约时报》昨天刊出社论：The Rush to Hang Saddam Hussein，称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公平审判，本可成为造就伊拉克光明未来的良机，但是：

It could have, but it didn’t. After a flawed, politicized and divisive trial, Mr. Hussein was handed his sentence: death by hanging. 它本可以，却未做到。在一场漏洞百出、政治化的和分裂的审判之后，侯赛因先生得到了判决：以绞刑受死。
……
Toppling Saddam Hussein did not automatically create a new and better Iraq. Executing him won’t either. 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未曾自动创立一个又新又好的伊拉克。处死他也不会。

　　昨晚，CCTV·焦点访谈的主题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而新闻节目一直在滚动播出邱兴华当天上午被执行死刑的消息。
　　陕西高院在死刑复核权被上收前五天做出了二审也即终审裁定。
　　邱在被枪决前，没有得到此前学界强烈呼吁的精神病鉴定。

　　萨达姆·侯赛因也在等待绞刑，尽管谁也不认为他是精神病患者，但仍然有很多人呼吁免他一死。
　　在我读到的多篇针锋相对的争论中，奥利佛·迈尔斯（Oliver Miles）的观点值得注意。
　　他说，萨达姆的死刑问题要与地区文化和背景结合起来考虑。死刑在所有阿拉伯社会都是本身并无争议的既存事实，它得到伊斯兰律法的承认，也植根于部落文化。

……capital punishment is an established fact in all or virtually all Arab societies, and is not in itself controversial. It is recognised in Islamic law, and it is deeply rooted in tribal culture - and even though many or most Arabs today live largely outside tribal structures, they remain influenced by them.

　　迈尔斯相信，绞死萨达姆，是比监禁或流放他更好的选择。
　　但这是一个无比现实主义的判断，像所有那些就这一问题争执不休的观点一样。
　　我是死刑的反对者。雨果的哲学于我有重大影响。我希望对萨达姆免死，脱离而不是屈从于当地的现实土壤，或可凭此举生出理想主义的，近乎宗教奇迹的力量。
　　临照人心，从而改变现实。
　　这是值得一试的。
　　邱兴华的死刑案亦然。为他呼吁的医生和法律学者，都是意欲改变强大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些看似不合国情的、失败的、徒劳无功的呼吁，理当归入2006年最有价值的论争之列。
　　欧洲而不是美国，历来站在理想社会追求者的前列。对于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正在执行所谓的“欧III”标准，何时引入人权的“欧III”呢？
　　行刑队的枪声之后，死者由11人升至12人。而杀人者原本只有一人，现在恐怕我们都不能免责——如果对这结果表示认同或欢呼。
___________

关于萨达姆的死刑判决，还可阅读愤怒的巴格达留守女士Riverbend的Blog：Baghdad Burning，写于11月5日的When All Else Fails…是她两个半月来唯一的一篇日志。新年到了，祝她平安和幸福。

［12月28日自按］我接受了道歉。文章暂时不撤，但隐去当事人姓名（包括留言中的字样），使免生持久困扰。故文中只余事，不针对人。

　　我很不喜欢别人盗用我的文字。先看四天前的这一篇：

《断背山》原著引进内地 收录在安妮·普鲁小说集《近距离》中
2006-12-21 9:10:38 · 来源： 新京报
　　本报讯（记者隐去署名）电影《断背山》为李安摘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大奖，如今，其小说原作终于姗姗来迟。该篇作品收录在美国作家安妮·普鲁的短篇小说集《近距离》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
　　《近距离》收录了安妮·普鲁创作的11篇作品，故事均以怀俄明州为背景，作者以锐利的笔法剖开牛仔粗野狂放的生活方式背后的生活激情与渴望，用诗一般的语言在残酷、粗粝的题材中表现出美和希望。安妮·普鲁说：“我热爱地方历史，多年来收集了北美多地生活的回忆录与叙述，在俄怀明，最不奇思异想的状况，是在这片艰苦的大地靠农场维生的决心。”《断背山》1998年获得过欧·亨利奖，在被搬上荧幕前，读者鲜有问津，如今却成了畅销书。责任编辑姚翠丽表示，单纯从情节上看，《断背山》是个并不复杂的爱情故事，倘若放在男女之间，便更无出奇之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普鲁克斯的节制。虽也写到周围的歧视，却惜墨如金，从不越界，以免跨入虚妄的社会批判——另一种滥情。“虽然《近距离》错过了畅销的最好时机，但由于作者关注的是怀俄明州牛仔的生活，题材出奇制胜，相信会是一本有生命力的书。”姚翠丽说。
　　据悉，安妮·普鲁获普利策奖的长篇小说《船讯》引进出版后，已经卖出2万多册。

　　有些话好眼熟。2006年1月25日，我写有一文《〈断背山〉：从短篇小说到巨奖大片》，约1900字，刊于《中华读书报》，相关段落如下：　　

“单纯从情节上看，这是个并不复杂的爱情故事，倘若放在男女之间，便更无出奇之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普鲁克斯的节制。虽写爱情，却绝无琼瑶式的低俗滥情。虽也写到周围的歧视，却也惜墨如金，从不越界，以免跨入虚妄的社会批判——另一种滥情。 ”

　　虽然只有不多的几句话，但也占去那篇报道字数的五分之一，况且不打招呼，不标出处，何以乱拿我的东西？又张冠李戴，把我的评论安到出版社编辑口中，也有做假之嫌。
　　一年前，我尚未听到英语新闻里讲Annie Proulx的发音，故此名均依其形，译为不准确的“安妮·普鲁克斯”，抄袭者无脑，前面连串普鲁，后面突作普鲁克斯。
　　我与姚翠丽女士相熟，无需问她，也知道她绝不会这样说话；另一个原因，是我对新京报这位记者的职业操守已多次领教，可以肯定这一次的问题照样出在她身上。
　　我不愿影响年轻记者的职业声誉，但这样的劣行在同一个不自爱的人身上不断发生。
　　我只提一个前例。6月30日，新京报刊出隐去署名的专访，“受访者”是今年普利策小说奖的得主杰拉尔丁·布鲁克斯，以新京报问，受访者答，标准的一问一答式专访体例见报。但据我所知，这样的专访从未发生。文中以一对一的采访者、甚至对话者面目出现的记者，充其量只是作为旁观者参加了一次座谈会。
　　无论按哪个国家的标准，这都是杜撰采访，也是新闻造假。
　　她也必须明白，这样的行为会伤及他人。
　　我尽管不在一线做采访，但深知我的同事们的辛劳。这些假专访不断见报，难免不让我们那些采访了同一事件，但回来后老老实实写稿子的记者感到压力、不平，乃至灰心。
　　而读者被蒙在鼓里，不知道那是比不正当同业竞争更恶劣的行为，是造假和欺骗。
　　对这样的杜撰和造假行为，我已在报社内部会议上，通过领导多次反映，但没有结果。
　　这次我很生气，干脆自己说出来好了。当然文责自负。

　　我们有一棵圣诞树，不是真树，而是可以反复使用的环保代用品。昨天早晨，我们把它从康布谷同学的木床下拖出来，擦去灰尘，立在客厅里，挂上彩灯和许多五彩袜子、糖果与铃铛。又一年要结束了，祝亲爱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原图由Dave Hogan拍摄。

　　看到摄影师Dave Hogan为麦当娜拍摄的高分辨率肖像一张，那项链很让我好奇，是一串文字：MESHUGGENAH。
　　“卖树根呢”。这是个单词吗？
　　查考一下。是的，meshuggenah是意第绪语，意思是“疯丫头”。
　　麦姐近年来在研究喀巴拉（Kaballah），还当了作家，想必也学了些新外语。
　　但喀巴拉的教主很不喜欢她——喀巴拉历来不收女弟子。麦姐不听劝，执意在全世界宣讲教义。
　　有人用意第绪语叫她“疯丫头”，挺合适。

　　一年半之前，麦当娜五本童书出齐，我写过一个小消息：

　　歌后麦当娜所著五部系列童书的最后一部《旺财》（Lotsa de Casha）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发售。
　　至此，麦当娜的童书计划全部完工。以一位此前只出版过裸体写真集的女歌手而言，此事可谓功德圆满。
　　“旺财”二字乃我取其形而意译，未必准确。像前四本一样，此书延续了麦当娜一贯的风格，插画好漂亮，文字没几个。总之，要以小故事讲大道理。
　　当然，还要以小书卖大钱。《旺财》只有48页，定价19.95美元。
　　书里讲的大道理是“金钱买不来欢乐”。
　　“旺财是这个国家里最有钱的人。他拥有一切钱能买到的东西。”本书如此开篇，“可是呢，有个小小小小的小问题。不管旺财有多少钱，他都不快乐。”
　　故事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你学会了分享，那么你找到的不仅是欢乐，还有朋友。”
　　麦姐年轻时曾自称“物欲女郎”（Material Girl）——最近几年则改作“物欲妈妈”。不知道她是否因为年纪大了，多少开始自省人生了呢？

这个小玩意儿（有道男女）宣称可以测出Blog作者的性别倾向（请注意，不是性别取向）。
我的自测结果在下面：

这说明我绝大部分是个男的，不算太坏，而且老实说，我也挺喜欢那7%的。但下面这个是不是有点儿多了？

马蒂纳酒庄位于波尔多附近的Côtes de Bourg，此君即庄主斯特凡纳·东泽。 / 摄影：吕丽红

　　斯特凡纳（Stéphane Donze）开一辆脏兮兮的大众帕萨特，出来不到两百米就说轮胎有问题，把车拐到路边空地停下，果然右前胎尽瘪。
　　换胎是我强项。借着中午的酒劲儿，我们只用两分钟便再次上路。
　　我失去方向感，只觉夕阳在前，忽上忽上，忽左忽右。
　　斯特凡纳，你知道吗，十五年前，我在伊克昭盟农村下乡，赶着马车到乡里开会……
　　“你开的什么车？”他高兴地打断我。
　　“马车，斯蒂芬。国产马车。”
　　斯蒂芬/斯特凡纳喝的不比我少，但他对内蒙古的兴趣绝非仅仅出于礼貌。在中午的酒桌上，我们已经推杯换盏，言谈甚欢。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将是我今晚的房东。

　　十五分钟飞驰的酒精路，止于一幢外表朴实的农舍——不是你想象中的城堡。
　　在被介绍给女主人之前，我先与庄主家的大狗维罗娜打了招呼。
　　露西（Lucie Donze）是斯特凡纳的漂亮太太。他们有两个孩子：从柬埔寨收养的五岁女儿易玛，和从越南收养的六岁儿子帕杰马，都长着漂亮的大眼睛，羞涩但明亮。
　　斯特凡纳夫妇是布赫（Côtes de Bourg）的外乡人，六年前才来到此地。
　　“我刚来那会儿，这儿什么都没有，除了这两扇大门。”当我们站在他的酒窖里时，斯特凡纳骄傲地说。
　　他的车里遍布油渍，后箱杂乱不堪。停车时，要扒开许多可怕的东西，才找得到我的背包。可他的酒窖一尘不染，开灯后更显光鲜亮丽。
　　他从橡木桶汲出去年的酒。我们喝了一吸管。再开一瓶2004年的Château Martinat（这也是他酒庄的名字），我们又喝下多半瓶。他讲自己的创业史，讲他的酒如何在很短的几年间，便在英国和美国打开了市场。
　　露西加入进来，于是我们改谈家庭、气候、狗和旅行。
　　天还没黑。当走出酒窖，我问他有多大面积的葡萄园时，斯特凡纳手一挥，大声说：
　　“凡你目力所及。”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天也黑了。

　　在上马高酒庄（Château Haut-Macô）的晚宴上，我没有和他坐在一起。因为喝多了的迪迪埃·贡捷（Didier Gontier）已经拿我们开起了下流玩笑——我们年龄相仿且性别相同，在所有的队员与房东关系中，殊显异类。斯特凡纳在另一张桌子，挨着陈立平坐，听这位被酒儿染红了双颊的中国女士讲好听的美音英语，在微笑的间隙，不停地喝酒。
　　那顿晚餐像是狂欢，酒农们高声谈笑，喧闹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乡间。不断有年轻人碰倒酒瓶子，老头儿把扇子般大小的烤肉掉到裤子上。一位地区联盟的头面人物还坐碎了一张玻璃桌子，跌倒在地，划伤了手掌。
　　我喝了太多的酒，变得出奇的健谈，从内蒙古生产的马车直到尼古拉·萨尔科齐的自传，甚至拉住端着盘子从身边走过的女主人，问她：“你喜欢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吗？”
　　“她是我的最爱！”她跳着脚，欢喜地叫道。
　　“也是我的。”一个六十多岁的秃顶法国大爷在我身后说。
　　我和摇摇晃晃的斯特凡纳是最后离开上马高酒庄的。之前，我们几个男人站在酒窖二楼的露台上，看着繁星似锦的夜空，抽着我带来的中国香烟。如此安静，又如此高远，我一点儿也不想再喊“法兰西万岁”了。有那么几分钟，我们都不愿意再说话，只是不约而同，把杯中的残酒，用力泼向院子里烤过肉的果木灰烬。（by 康慨）

　　我宁愿让狗咬十口，也不想去咬狗一下。
　　狗咬人不稀奇，但人咬狗很恐怖。人咬狗的社会，必是病态的和疯狂的社会。
　　轰轰烈烈的2006打狗运动渐趋平复，但始终无人确切知道运动的直接起因，无法领会运动的方向，更不知道它将来是否会重演。
　　说打就打，不容辩驳的运动化方式，也投射下很多阴影。比起咬人的狗，它更让公民没有安全感。
　　“国家打狗”不仅破坏了人与狗的和谐，也在某些方面加剧了人与人，政府与民众的紧张关系，反与和谐图景不利。
　　做好日常的管理和服务，显然强于急风暴雨、打打杀杀的运动。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中，天地和谐只在终极阶段才会出现。我们灌输了那么多年的矛盾论，现在突然和谐起来，不容易。

　　朋友们出书，我绝少写评论。为避嫌，更怕因此得罪朋友。在这方面我有深刻教训。这正如向朋友借钱一样，是不可为之事。我也因此远离业内的圈子，少与作家勾连。我乐得只做读者。
　　伊夫兄是个例外。2002年，他出书《独走江湖》，我写过一篇很短的评论。原因有二：一、我们没有业务往来，他从未赐稿给我，也不是我的编辑。二、过去九年来，我们只见过一次面，而且是邂逅——六年前在美国使馆的一次活动中不小心撞见。年头太久了，如今他甚至辨不出我苍老的长相。几天前我在这儿贴出法国酒窖里的合影，他竟然留言，问我自己为何不在里面。可我当然认得出他，哪怕他戴上牛仔的帽子。他是明星记者，书里书外，网上网下，照片满天飞。
　　看过《独走江湖》，比起他写的明星访谈，我更喜欢他的经历，以及他以乐观主义者（尽管是如此的愤世嫉俗）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喜欢这个有骨气又善解人意的人。   
　　出书也是一次谢幕，预示着他将从此告别演艺圈。
　　依我的见解，他是被这个圈子淘汰的。文艺圈变成了娱乐圈，新一代娱记们登台亮相，精力旺盛，无牵无挂，伊夫这样的老派记者已无生存空间。“炒作”成为新的规则，媒体被“眼球”俘虏，记者被红包雇佣，人的道义和新闻的原则被所谓的影响力和发行量所抛弃，当全社会义无反顾地迈入娱乐至死的时代，伊夫这样的人还有容身之地吗？
　　在新时代，伊夫式的生产方式亦显原始。面对面的现场采访被成本更低的道听途说、添油加醋所取代，采访双方的互相尊重让位给了相互提防，甚至相互诋毁。网络变得无处不在，奉行强盗逻辑的抄袭式转载方式，亦使他通过传真机向全国媒体发稿的作坊式作法成为历史，“伊夫通讯社”不得不关门大吉。
　　他是这个行业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自由撰稿人”。

伊夫和他的敌人们
《独走江湖》，伊夫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4月，22元
康慨/2002年·新闻周刊

　　1989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因而值得长久记忆。对当年北京机床电器公司一个35岁的普通工人陈子堃而言，也是如此。那一年多事的春天，他被八、九个工友簇拥着，在天安门广场拍下了一张欢笑中的合影。十几年后的今天，这照片被他收入自己出的第一本书——多少有些自恋的《独走江湖》中，配以说明：“在工厂最后的日子里，我和我的朋友们度过最后一个春天。”很快，他将要离开这群日后认定他的确“与众不同”的同伴，离开他日后百般嘲弄而又一度不得不委身其中的“体制”，投身于光怪陆离的演艺圈，开始了他的“独走江湖”之路。
　　经人介绍，“小陈”先到一个电影摄制组里打短工，虽是搬道具拽钢丝一类的体力活儿，但好奇心加上善与人沟通的本领，也令他得以接近几个当时没啥大名气今天更已被人遗忘的年轻演员。剧组解散后，他开始给报纸投稿，介绍他接触到的几个演员，竟获刊用。两篇不足3000字的“花絮”文章一经发表，再见到那几个曾对他吆来喝去的剧组头头，情形竟然大不一样。在这个圈子里，小陈头一回尝到了受人尊重的滋味，也使他意识到，或可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36岁的小陈离开了工厂，骑着自行车，顶风冒雨，一个个地采访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明星。勤奋，天生的善良，温柔的语调，对个人隐私守口如瓶的“职业自律”，使他很容易赢得演员们的好感。随着文章不断见报，取“伊夫”为笔名的小陈在圈子里终于有了些小小的名气。
　　但是，真正让他出名的却不是这些花絮文章，而是他对某些事件的报道和直言评论惹来的几起官司。这些通常以恐吓和泄愤为目的的官司大多有头无尾，有惊无险，却把伊夫从幕后推到台前，使他本人成为主角。与此同时，他名片上印着的“自由撰稿人”（后改作“独立撰稿人”）的“头衔”，也开始引起开放过程中的媒体的注意——“自由”和“独立”，这两个洪水猛兽般的字眼儿，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传媒界的新鲜事儿。自此，开始有人谈起“伊夫现象”——指其体制外生存，“伊夫品牌”——说他的杀伤力，还有“伊夫通讯社”——大概是说他的“一稿百投”。
　　姑且不论“品牌”的大小和有无，但“现象”是存在的。这样一个标榜“自由”和“独立”的人，一旦掌握了话权的权力，足以令那些习惯了被人捧臭脚的大腕儿小腕儿们忌惮不已。伊夫将娱乐圈形容为“江湖”，实不为过，看看他书中记录的那些明星人物被人揭了疮疤之后，气急败坏，污言秽语的流氓嘴脸，便可知一二。
　　在《独走江湖》中，伊夫回忆了他头一回进剧组的经历，我以为是书中最为生动的记述。那个《血染寡妇亭》剧组，实在是这个圈子无趣、混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的绝佳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