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me Ishmael

　　孙越同志3月底受邀赴俄罗斯Мир（蜜儿/世界）电视台，参加该台的时事辩论节目Слово за слово（孙译：话赶话，我译：以牙还牙），话题为俄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
　　“吵了一架，痛快！”达瓦里什孙事后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
　　节目完整录像在此：Слово за слово，亦可下载至本地后观看：flv格式，时长54:29，约259M。
　　我完全听不懂，但他一定在捍卫。卫东。
　　截图一幅。字幕为：

　　Сунь Юэ
　　孙越
　　ПИСАТЕЛЬ, ПЕРЕВОДЧИК
　　皮萨泰尔 и 佩莱沃德奇克 / 作家、翻译家

七十年前的旧诗，及AFP的新闻照片。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艾青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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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Silvina Couste

　　这几天，我在车上的时间多一些，所以在听歌，一首接一首，听一个人的歌。
　　乌仁娜（Urna Chahar-Tugchi）出身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去德国，此后在世界各地演唱蒙古歌曲。
　　我也是内蒙人，从小就听这些民歌，或所谓美声化了，汉语化了，和谐化了的假民歌，喝多了还敢一首接一首地唱，但乌仁娜真正让我迷醉。
　　我一度以为地道的蒙古民歌远在外蒙古以外：俄联邦的图瓦共和国，那里有世界上最好的呼麦艺人。但现在觉得内外蒙及图瓦之间的歌曲风格之所以不同，大概更多因为自然地理的因素，而非政治原因——内蒙古在温暖的南方，相对而言，自然要明朗一些。
　　昨天早晨，我带着打扮的分外妖娆的康布谷同学提前出门，去参加合唱团比赛的时候，天还没亮，刚刚下过今年最寒冷的秋雨，她坐在后面，不睡，听那些歌，然后跟着唱起咿呀喝的长调，继而宣布了一个最新的愿望：我要学蒙语。
　　我说，你还是学法语吧。
　　路上车很少，音乐的路也通畅，让她在外乡找到家乡，并为此骄傲。唱歌难听也不会讲蒙语的父亲，感到很欣慰。
　　乌仁娜女士设有网站：urna.de，首页的右下方，有一首歌的录音，可以在线听。曲名Buuvei，系其2005年专辑《Amilal 》（生命）的第一首，摇篮曲，好听，尽管这一首更像凯尔特音乐。
　　或者就近点击下面的播放按钮，代码是我的，歌曲链接仍然来自urna.de：

　　米克兄诉作家出版社抄袭一案已经审结，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在获得道歉和赔款之后，米克同意撤诉。
　　“作家出版社对其出版的《林兰英院士》（郑国贤著，2005年5月版）对郭米克所著《中国女院士林兰英》（昆仑出版社，1998年6月版）存在部分抄袭侵权情况表示道歉和给予相应赔偿，并承诺自2007年7月26日起，停止发行《林兰英院士》，通知新华书店停止销售该书，并不再重印和再版该书。郭米克自2007年7月26日起撤销对作家出版社的侵权之诉。”
　　朝阳区法院公示了此案的民事裁定书，但其中只有因果，没有过程，看不出是非。而且，至少在当当网等处，抄袭图书仍然在销售。

没有好的独裁者。但有些独裁者好过其他。最好的独裁者允许言论自由，法治，以及经济增长，催生出有民主意识的中产阶级，后者终将把独裁者推到一边。想想南朝鲜吧。最坏的独裁者，相形之下，则碾碎公民社会，制造贫穷和宗派仇恨，并摧毁自由主义可能从中生长的所有制度。最坏的独裁者最终也将离去，可一但如此，一切恶果都会滋生。想想伊拉克。

这是Peter Beinart文章的开篇，他将继续讲如何把穆沙拉夫将军培养成好的而非坏的独裁者。文章刊于《时代》周刊8月6日的评论专栏。这一期杂志的封面专题，说的是中国的新一代如何远离政治。
8月号的《读书》刊出贝淡宁（Daniel A. Bell）的文章《〈论语〉的去政治化》，容许我摘录最后一段（吴万纬译），做个笔记：

……有必要关心一下于丹努力把《论语》去政治化的政治原因。她的阐释并非像表面上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通过告诉人们他们不应该抱怨太多，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关注内心幸福，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忽略儒家思想和批评性传统，于丹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导致人们生活巨大改善所需要的种种集体的解决办法。比如，如果我缺乏工作机会，我应该反思自己的失败而不是思考社会和经济结构及财产所有权模式。实际上，她倡导安于现状，其观点是保守的，支持保持现状的。孔子的在天之灵一定十分不安。

最后：不久前还看到有人在海外网站上写“《世纪中国》一周年祭”一类的悼文，但它似乎已经悄无声息地回来了，虽然用的是另一个名字：《学术中国》。

　　我回来了，康德尔＋皮劳特——健康但疲劳。
　　让我们谈谈萨尔科齐吧……就像回到了巴黎。
　　在法国，第三条道路是没有市场的。右就是右，左就是左，连新左都没有。你因此爱法国，你因此恨法国。
　　萨尔科齐当然是个危险的家伙，但法国人恐怕愿意一试。
　　5月3日，在蒙彼利埃的集会上，萨科这样鼓动选民：“Il nous reste deux jours pour dire adieu à l’héritage de 68 / 我们还剩下两天，就能对68年的遗产说再见！”
　　远在经济全球化之前，已有革命的全球化。来自法国的Révolution，我们加上个culturelle，又还给法国。
　　后来不革命了，我们大搞资本主义，法国人却将密特朗送入爱丽舍，让社会党连坐14年总统。现在我们搞和谐，法国人又要回归市场了。
　　跟法国不同步，令人心安，也令人心酸。
　　必读书：《雷蒙·阿隆回忆录》(三联1992年版)。有新译本，没买。
　　留言不一一回复了，诸兄假日快乐，我们一道继续关注法国大选。
　　以下酒后文字写于2006年10月：

回到巴黎
　　由南向北，回到巴黎。阴冷的天，下着雨，果然没让我失望——我心目中的巴黎永远是波德莱尔式的。
　　此乃星期日晚上，完全如雷吉斯事前所料，通往巴黎的道路拥挤不堪。我们的最后一顿晚餐定在八点，但迟到再次成为必然。
　　“Mr. Goodnight！”雷吉斯在喊我。
　　车停在路上，眼前一片红色尾灯的海洋。我穿过昏睡的车厢，走到驾驶座后。
　　他提醒我，再过一会儿，我将在右手方向看到雷诺车厂为F1特设的一个大广告牌。
　　我问他是否知道了巴西大奖赛的结果。他说太太刚刚打来报告战况的电话，阿隆索跑在第一位，舒马赫第四。我祝贺了他。虽然还未完赛，但舒米已经没有机会。
　　车流又动了，我坐回自己的座位。右侧窗外，高高的地方，一面巨大的霓虹灯板闪过，红色的大字映在车窗上：“雷诺，冠军！”
　　终于到了。与拥堵的高速公路相比，巴黎竟然显得空空落落。那些晚归的人都去了哪里？
　　再往下走，便传来蔡榕快乐但沙哑的声音：协和广场，市政厅，荣军院……

“城堡”中的晚餐
　　晚餐不得不推迟到10点钟才开始。雨小了很多，但还在淅淅沥沥。我们来到紧邻香榭里舍大道的一条小街上，一进入达尼埃尔酒店（Hotel Daniel），便仿佛突然置身于电影布景中。窄小的空间，局促的走廊与楼梯，倒也处处显露着豪华与奢靡，但对我而言，这里故弄玄虚的“东方”装饰又是那样的古怪。这大概便是法国人生造出来的“异国情调”。
　　雨果在《九三年》里写道：“巴黎就这样来来回回，像是巨大的文化钟摆，从这一端摆到那一端……”
　　但有人喜欢这种调调，特别是美国人。我在门厅的留言簿上看到了大歌星莱昂内尔·里奇的感言，他用了两个“great”，来描述留宿在此的好心情。
　　我们端着香槟，参观了一间空着的客房，腥红的色调——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爱用的那种红（我称之为库布里克红，暗示着某种超现实的恐惧和欲望）。它只有十平米不到，里奇睡过的大概不是这一间，否则，他恐怕连一个“great”都写不出来了。
　　达尼埃尔酒店隶属专司特色经营的法国“庄园与城堡”酒店集团（Relais & Chateaux），仅有26间客房，加一个餐厅。厕所设在地下室里，有着同样精致的装修。
　　餐厅就在一楼。黑衣男侍收去香槟的空杯，我们个个带着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挤坐进临时拼出的三张餐桌旁，满满地占去了餐厅的全部。我有幸紧邻今晚的女主人，她坐在我的右侧，我左边靠着一根颜色暧昧的东方柱子，所以只好尽量将头朝着美丽的、女性的方向。
　　一如即往，我没等上菜就请教了这位中年女士的芳名：努尔·德马尔凯特（Nour Damarquete），并立刻恭维她，约旦王后（现在是王太后了，不过英语中都一样）也叫这个名字，她高兴地说：“所以这是个王室名字喽”。
　　她是这里的公关主管。我庆幸她能讲很好的英文，而且也不必再深入讨论葡萄汁的发酵时间和进不进大木桶的问题，因此无需劳驾蔡榕插坐在我们中间。事实上，离开了葡萄酒区，我尽可以东拉西扯。
　　努尔不是个典型的法国名字。她点头称是，自述出生在黎巴嫩。啊，她当真有一张黎巴嫩人的面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儿。
　　我竭尽所能，从记忆里快速检索有关黎巴嫩的一切，从腓尼基字母，直到纪伯伦和仍然活着的大诗人阿多尼斯。她睁大眼睛说：“我对你所言印象深刻。”我嘿嘿笑答：你看到了，中国人对黎巴嫩并不陌生。
　　和18世纪的东方情调一样，“小”也是达尼埃尔酒店的特色。这里从上到下，只有员工20人。我打探到莱昂内尔·里奇住的房间，每晚要价600欧元。但是，“这并不昂贵，这是个非常合理的价格，”努尔说，在巴黎，到处都是那种千篇一律的连锁酒店，而这种城堡式的，紧邻着香榭里舍的，提供优质法国美食的家庭化酒店，可是别具特色，绝无分号。两年来，达尼埃尔赢得了很多奖项。
　　现实的话题是刚刚结束的黎巴嫩战争和尼古拉·萨尔科齐。
　　“如果你一定要问，”努尔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支持尼古拉·萨尔科齐。”
　　她说，高福利政策让社会停滞不前，使年轻人变得懒惰。法国必须要有所改变，而萨尔科齐许诺会带来改变，
　　她是这样教导自己的孩子的：“生活是艰辛的。生活并非可以轻易得到。”

谁来保卫这门将死的艺术
　　在法国，尼古拉·萨尔科齐的脸无处不在：电视新闻、报纸头版，图书封面……
　　我在布赫山丘（Côtes de Bourg）遇到了很多不喜欢萨尔科齐的人，他们都是纯朴的酒农。当地酒业年轻的总监迪迪埃·贡捷（Didier Gontier）在酒后对我宣布：“萨尔科齐是布什在法国的代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法国。”
　　也许他们更需要保护而不是市场。这些庄园、手艺和酒农，在21世纪的今天，也要面对很多剧烈的变化。全球化、麦当劳、加利福尼亚或澳洲的葡萄树，和萨尔科齐一样，也许都是近在咫尺的威胁。
　　那么，法国葡萄酒是一门将死的艺术吗？
　　“绝对是。”迪迪埃·贡捷说，“看看他。”
　　他指着坐在另一端的老庄主，后者正急得满脸通红，像划拳一样用手语和英语单词跟佟强絮叨着自己的婚姻经历。“他本来可以到大城市去过更轻松的生活，现在却在这儿守着葡萄园。”迪迪埃·贡捷说。
　　他有些激动了，瞪起有血丝的眼睛：“我们是这门将死艺术的保卫者！”
　　第二天早晨，在布赫小城的咖啡馆吃早餐时，我和一堆老汉坐到了一起，这都是本地的庄园主。他们告诉我，现在自己最大的担忧，便是不知道死后将葡萄园交给谁。这些庄园无一例外，仍然沿用着古老的家庭化经营方式。但他们的子女，多数对葡萄没有太大的热情，甚至平时也不住在这里。他们长居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各有完全不同的生计。
　　老头子们忧心忡忡。不消他们说，这一路上，我们听到过的葡萄园败落的故事，甚至比那些成功的经历还要多呢。
　　生活是艰辛的。生活并非可以轻易得到。

　　春天到，屋里却凉了，暖气在死去。寒夜，在书中读到EB·怀特的随笔《一头猪的死亡》，十分锥心。熬到天亮，腿也麻木。在早餐桌上向康布谷同学推荐这本《这就是纽约》。她不肯读，也不好好吃鸡蛋。我说：你知道EB·怀特是谁吗？她随口报出三本书名：《夏洛的网》、《精灵鼠小弟》，还有一本我听也没听过。
　　我不甘心失败：“你知道吗？怀特并不完全是个童话作家，或者说，童话只是他很小很小的一个方面。”
　　“我不管。”康布谷同学说。
　　不过，上了车，她还是读了《一头猪》，一边听着丁杨唱片公司出品的《放牛狂的春天》。在学校门口，我把整本书都借给她。她一转眼就跑不见了。
　　天阴着，我回家喝茶，看到老克留言索歌，才想起这欢乐的爱尔兰酒歌——

　　The Clancy Brothers现场演唱的《蒂姆·芬尼根的守灵》（Tim Finnegans Wake）。
　　大意是，酒鬼芬尼根喝多了，爬梯子摔破头。同伴以为他死了，扶尸守灵，连吃带喝，又哭又闹，乱了，酒瓶子倒在芬尼根头上，死人活过来。芬尼根的守灵多快活！
　　歌词版本不一，我重新校对一遍。不过，“gob”是什么意思——“give her a belt in the gob”？还有“Thanum an Dhul”？戴博士有空儿指点一二可好？

Tim Finnegans Wake

(chorus)
Tim Finnegan lived in Watling Street,
A gentle Irishman — mighty odd –
He’d a beautiful brogue so rich and sweet,
To rise in the world he carried a hod
You see he’d a sort of a tipplin’ way,
With a love for the liquor poor Tim was born
To help him on with his work each day
He’d a drop of the crater every morn’!

Whack fol-de-dah now dance to your partner,
Welt the floor, your trotters shake!
Wasn’t it the truth I told ya?
Lots of fun at Finnegan’s Wake!

One morning Tim was rather full,
His head felt heavy, which made him shake;
He fell from the ladder and broke his skull,
And they carried him home his corpse to wake.
They rolled him up in a nice clean sheet,
And laid him out upon the bed,
With a bottle of whiskey at his feet,
And a gallon of porter at his head!

(…chorus)

His friends assembled at the wake,
And Mrs Finnegan called for lunch.
First they served in tea and cakes,
Then pipes, tobacco, and whiskey punch.
The Biddy O’Brien began to cry,
“What a nice, clean corpse did you ever see?
Tim avourneen, why did you die?”
“Arrah hold your gob!” says Billy Magee.

(…chorus)

The Meggy O’Connor took up the job,
“Arrah! Biddy”, says she, “You’re wrong, I’m sure.”
But Biddy then gave her a belt in the gob,
That left her sprawling on the floor!
Then the war did soon engage:
‘Twas woman to woman and man to man
Shillelah Law was all the rage –
And a row and a ruction soon began!

(…chorus)

Then Mickey Maloney raised his head,
When a bottle of whiskey flew at him.
It missed him, falling on the bed,
The whiskey scattered over Tim!
My God, he revives! See how he rises!
Timothy rising from the bed!
Say, “Whirl your whiskey around like blazes!
Thanum an Dhul, do ye think I’m dead?”

(…chorus)

　　女宇航员Lisa Nowak千里走单骑，只为杀情敌，演出航天史上最怪异的案件。
　　看到这则新闻时，我立刻想到科恩兄弟（Joel & Ethan Coen）的电影：复杂的策划，蹩脚的杀手，荒唐的结局。

　　《纽约时报》昨日社论《Lisa Nowak的悲剧》（The Tragedy of Lisa Nowak）告诫我们：“宇航员也是人啊。”
　　社论说：“Captain Nowak’s drama played out in an airport parking lot. Imagine a comparable scene at a base on the Moon or on a spaceship to Mars. 诺瓦克之戏上演于空港停车场。想象一下，类似的一幕若发生在月球基地或驶向火星的飞船上，又当如何呢！”

罗杰·摩尔扮演的007詹姆斯·邦德在1979年的影片Moonraker（港译《铁金刚之勇破太空城》）中，与Lois Chiles扮演的Dr. Holly Goodhead演出外空激情。

　　好事的Slate于2月7日刊出《宇航员搞性吗？》（Do Astronauts Have Sex?）的趣文。先说Nowak女士与心中情郎Bill Oefelein从未执行过同一飞行任务，故而不可能加入那个“62-mile-high club”，但其同事未必没这个可能。宇航员不愿谈论航天飞机内的性事，NASA则说即便有，他们也一概不知。
　　文章继续说，如果宇航员进行太空性爱，想必会困难重重。首当其冲者，便是无处寻得隐私之地。其次，睡觉时要用带子把自己捆在墙上，这种床显然也不是为行房而设计。
　　第一次太空男女工作搭配为1982年，但苏联人只谈Svetlana Savitskaya女士的坚毅，而不提她的婚姻状况。第一对太空夫妇Jan Davis和Mark Lee于1991年升空，而两人亦对任务期间的关系三缄其口。1990年代的Elena Kondakova和Valery Polyakov则谣言满天飞，特别是有一段录像显示两人曾在和平号上亲密戏水。
　　法国作家Pierre Kohler在所著The Last Mission一书中声称，NASA曾对外空性爱体位进行过专题研究。他引用了一份虚构的NASA报告，描述了10种不同的体位，其中6种需借助橡皮绳和睡袋式的管道，以保证情侣两人在失重状态下始终挨在一起。
　　太空性爱也很麻烦。最新研究表明，失重可引发恶心，降低情侣成事的愿望。宇航员在飞行时会出很多汗，意味着零重力状态下的性事将是热乎乎、湿漉漉的，而且会被漂浮的汗滴包围。此外，人在太空中血压通常会降低，导致充血困难，这也就意味着……你知道啥意思。

　　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终于宣布出马竞逐下任美国总统。她在其个人网站上写道：
　　“I’m in. And I’m in to win. 我入列了。我入列就要赢。”
　　她还说：“Only a new president can regain America’s position as a respected leader in the world. 只有一个新总统才能为美国赢回可敬的世界领袖位置。”
　　其网站首页已改名为“希拉里要当总统”（Hillary for Prisident）。
　　她开始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谋夺美利坚江山。

　　21日出版的《纽约时报》虽将克林顿夫人投入竞选的消息置于头版左上，但只有一栏，中心位置是一支难民球队的报道，《洛杉矶时报》是右侧两栏，《华尔街日报》周日无报，倒是《华盛顿邮报》用足了五栏，且有大照（见右图）。我还是喜欢《纽约时报》的处理方法。

　　史上第一位美国女总统？很有可能，但她先得过提名关。她的党内竞争对手，除了前几天出马的伊利诺伊参议员Barack Obama，以及几小时前宣布参选的新墨西哥州州长Bill Richardson之外，还有一大堆虎视耽耽的各路好汉，比如她丈夫当年的副手、现在的大胖子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
　　希拉里宣布参选时，穿了以往不多见的漂亮红衣。不过，这红衣决不意味着她会上CCTV的春节晚会，来给中国人民拜年。她是女民主党人，很有原则。绝大多数有原则的女民主党人都不喜欢中国。对希拉里·克林顿而言，这也是公开的秘密。在其白宫回忆录里，她曾尖锐地批评了我国政府，讽刺了我国领袖，事后还为此书中译本将上述言辞尽数删去而大光其火。
　　但一旦她成为总统，料也不会鲁莽从事。她是有八年白宫和四年国会经验的老政治家，而且曾经投票支持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开战。

　　克林顿夫人要做首位女总统，Obama想做首位非裔总统，Richardson则要做首位西班牙裔总统，都很有追求。
　　但无论是谁，都好过乔治·W·布什。
　　布什第一次竞选时，我参加了美国大使馆在北京主办的一个推销美国式民主的模拟竞选活动。我将那张玩具票投给了布什先生，因为我对酗酒改正的敬神者很有好感。但我看走了眼。
　　丢比亚是个帝国主义疯子。

康慨/刊于1月14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缘由是这份广受尊敬的报纸创刊十周年。见报时有删节。

　　十年的回忆也许太过漫长，折射到个人的阅读经验，又极其细碎，太杂，太乱。盖因成年后的读书生活，若与学业或课题无关，便失去连续性，目的性，也没有具体成果，到头来自然不堪回首，而顿生蹉跎岁月之感叹。
　　在《伟大的书》的导言里，大卫·丹比写道：“我感到我所读过的或我所理解的正在滑走。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我拥有观点，却没有原则；我有本能，却没有信念。大楼的基础正在变成沙子，而我却坐在楼上的阳台上眺望着大海。”（《伟大的书》，大卫·丹比著，曹雅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二版。）
　　他鼓励人们在有生之年不断回到经典，但我反复阅读的，大概只有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兰·托马斯。而经典毕竟遥远，尤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世界的人们都在读同一本书。世界是平的，我们都不免被宣传所左右和压迫，欣欣然或惶惶然，去追逐同样的作品，所以在阅读的范围上，我们之间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同，个人阅读，也便是公共阅读。
　　十年阅读史当以王小波的猝死开篇，中经黄仁宇的繁盛，伯林的冲击，而止于帕幕克野心勃勃的文体实验。所以我“个人的公共阅读”书目，若每年选出一本代表佳作，或可开列如下：

　　1997年：《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6月
　　1998年：《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马立诚、凌志军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
　　1999年：《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晓、丁东、徐友渔编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
　　2000年：《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陈徒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
　　2001年：《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美]黄仁宇著，张逸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
　　2002年：《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美]黄树民著，素兰、纳日碧力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3月
　　2003年：《自由论》，[英]以赛亚·伯林著，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12月
　　2004年：《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
　　2005年：《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刘海军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
　　2006年：《我的名字叫红》，[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王小波的死带来巨大的冲击，他的随笔披裹着“遗作”的金缕玉衣，从此不断结集出版，不仅再次给予一代迷茫的青年以怀疑的勇气，也培育出一大批曾在朱自清和鲁迅两种极端风格之间无路可走的年轻的散文作者。正如伯林在《自由论》中的发问：我为什么要服从别人？我必须服从吗？我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伯林对禁欲式自由观的批判，甚至可以延伸到我对《林村的故事》的读后感，此书是比小说更引人入胜的对当代中国农村生活、特别是无处不在的政治生活的记录。
　　黄仁宇的回忆录则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历史观的形成过程。他坚信研究历史的目的（或如他反复提及的“历史学家的责任”）不是为了过去，而是现世与未来。很可惜，我们身边是没有这样的历史学家的。黄仁宇论蒋介石的部分令人感动，而绝非我们常见的道德评判。他说蒋“在大方向中摸索，让后果来决定细节”，又说“每当他缺乏执行工作时的工具时，他就用决心来填补”。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人有病 天知否》、《往事并不如烟》和《束星北档案》这四本书，有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一个共同的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主题。尽管那不是我的时代，但每一次阅读，都让人痛苦莫名。
　　马立诚和凌志军的《交锋》问世，标志着在沉寂近十年之后，严肃的当代大众政治读物的重新出现，且具鲜明的反保守主义的特色，这一点亦与时代的政治风向合流。凌志军此后又单独完成新著《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于2003年1月出版，我当时写有书评，尽管那一年刚开了个头儿，但已打赌称它理当入选“年度最佳”之列。书中所记当代史实，惊心动魄又栩栩如生，让我们看到，89之后的中国曾经面临着何等危险的境地，也让人在再次念及邓小平力挽狂澜深远意义的同时，生出许多后怕的感叹。事实上，“向左走，向右走”的交锋在那12年中此消彼长，从未停止。
　　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和争议。《我的名字叫红》真是好书，三年前我已读过英译本，甚爱之。
　　交待完书目，还有牢骚话要说：在当前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哪本书非读不可了，甚至读书本身也变得无足轻重。若是为了获取知识、经验和谈资，那么书本已经远远落后于网络、报纸甚至手机短信。反智文化攻城掠地，无往不胜，知道分子遍地开花，强辞夺理，耗时耗力耗钱的读书日益成为反潮流的荒谬活动。所以你说媒体鼓噪也好，书评家妄言也罢，我们仍然需要他们推出的这一份又一份的公共阅读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