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me Ishmael

Based on Time Magazine’s cover / 狗模儿：图图

　　在网络传谣捕人事件发生后，有人在当地的论坛上问：“7·18济南下雨了吗？没有吧！”
　　跟贴回复者大多郑重表示没下过。7·18的天，是朗朗的天。

　　网络实名制正在强力推行，虽然我历来实名，可还是不痛快，相信没有多少人愿意在网上看到的也全都是新闻联播。
　　我的“不喜欢实名制”口号：［在互联网上，你有权让人以为你是一条狗。］
　　所以今天，叫我以实玛利吧。

　　一个月前，我的电子邮件出现不断丢失的情况，造成猪多了不便。大部分是这样的：

小明你好，
我发给你的“关于你收不到我8月20日要求回复7月17日信的第37次催复函，急急急”，不用再回复了，刚看到亚洲周刊说：“七月十六日开始由中国发往境外的邮件因不明原因被大量退回，研究者发现，这是当局正在进行的大范围防火墙测试导致的邮件堵塞。类似情况自零六年以来不断出现，但像今年这样大规模过滤邮件还非常少见……”
我7月17日去信没别的事儿，就是问你上海的天气热不热。
早知道这样，我就该学学怎样发短信了。
上海热吗？

　　有个苏联时代的笑话，说勃列日涅夫出行：火车突停，他不慌不忙道：同志们，不如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看看日历、时钟、股市、物价，以及满城的工地，我们的社会，明明是在前进。可我还是有这样一种感觉，我是和列昂尼德·伊里奇同志在一起，坐在和谐号上，摇动着自己的身体。
　　我的懊运口号（Olympig slogan）：“玩我的，弄这干嘛”（One world, no dream），所以，睡一年先。或者拉上窗帘，拔掉网线，搂着实名的福娃，打开CCTV-1，做出艾敬小姑娘时的模样，唱支山歌给他听——曲子大家都会吧：

　　我的二○○八

　　（憧憬地，娇嗔地）
　　……
　　我留在Chinanet的日子比较长
　　因为我的那个他不让我上外国的网
　　（什么时候有了老大哥，老大哥又是什么样）
　　他可以来封网，我不能往外闯
　　（互联网互联网那个互联的网
　　老毛说应该出去闯一闯
　　听说这是Cisco的重要市场）
　　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

　　二○○八快些到吧，BBC 的新闻究竟是什么样？
　　二○○八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那美联的网
　　二○○八快些到吧，让我进入Blogspot
　　二○○八快些到吧，和他去看Google快照
　　（然后Flickr，Flickr，Flickr，Flickr……）

　　二○○八快点到吧，我就可以睡觉了。
　　二○○八快点过去吧，我就可以上网了。
　　二○○八，二○○八，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 ……
　　（渐弱）

没有好的独裁者。但有些独裁者好过其他。最好的独裁者允许言论自由，法治，以及经济增长，催生出有民主意识的中产阶级，后者终将把独裁者推到一边。想想南朝鲜吧。最坏的独裁者，相形之下，则碾碎公民社会，制造贫穷和宗派仇恨，并摧毁自由主义可能从中生长的所有制度。最坏的独裁者最终也将离去，可一但如此，一切恶果都会滋生。想想伊拉克。

这是Peter Beinart文章的开篇，他将继续讲如何把穆沙拉夫将军培养成好的而非坏的独裁者。文章刊于《时代》周刊8月6日的评论专栏。这一期杂志的封面专题，说的是中国的新一代如何远离政治。
8月号的《读书》刊出贝淡宁（Daniel A. Bell）的文章《〈论语〉的去政治化》，容许我摘录最后一段（吴万纬译），做个笔记：

……有必要关心一下于丹努力把《论语》去政治化的政治原因。她的阐释并非像表面上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通过告诉人们他们不应该抱怨太多，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关注内心幸福，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忽略儒家思想和批评性传统，于丹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导致人们生活巨大改善所需要的种种集体的解决办法。比如，如果我缺乏工作机会，我应该反思自己的失败而不是思考社会和经济结构及财产所有权模式。实际上，她倡导安于现状，其观点是保守的，支持保持现状的。孔子的在天之灵一定十分不安。

最后：不久前还看到有人在海外网站上写“《世纪中国》一周年祭”一类的悼文，但它似乎已经悄无声息地回来了，虽然用的是另一个名字：《学术中国》。

马克斯·冯·西多夫在伯格曼1960年的电影《处女泉》（Jungfrukällan）中。

康慨
　　7月30日，伟大的英格玛·伯格曼在绵羊岛死去。
　　小岛位于瑞典波罗的海岸边，是他的家，他的孤独所在，他的梦工厂——他在此拍出多部名作。
　　他生于1918年7月14日，死时85岁。
　　伯格曼、费里尼、黑泽明，这三个名字，构成了战后世界电影艺术的峰巅。现在，他们都死了。
　　伯格曼以《夏夜的微笑》、《第七封印》、《野草莓》、《呼喊与细语》，以及《芳妮与亚历山大》等伟大作品流芳千古。这些影片很早就在中国小范围放映，可以对任何一个严肃的电影人造成震撼，但无人能够模仿，甚至敢于模仿——也许除了余华，他借用了伯格曼的片名，用于自己的小说《呼喊与细雨》，但发表后旋即改做《在细雨中呼喊》。不如不改。
　　二十朗当的时候，我们看《第七封印》，求目眩的黑色哲学。人到中年，会看《婚姻场景》，痛悟人生的冷酷，与彻头彻尾的孤独。这也是他一生约50部电影的两大基本主题：凡人与上帝，男性与女性。
　　他爸爸是路德会的牧师，有一次揍他，反被青壮儿子打倒在地，母亲拉架，又遭他的耳光。他逃离，一生结婚五次，生养九子女，又始终与手下女星保持公开关系，即使在瑞典，许多情事亦为人所不齿。
　　他拍过很多人心深处丑陋的东西，但在2001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他为自己做了恶中求善的辩解，说：“牲口的屁眼儿里往往长出纯洁的百合花。”
　　他晚年喜欢同胞卢卡斯·穆迪松（Lukas Moodysson）、亚美尼亚的艾腾·伊格言、俄罗斯的亚历山大·索科洛夫，但最欣赏丹麦的拉斯·冯·蒂埃，他说，自己简直“理解不了，他是多么地有才”。
　　《纽约时报》在讣闻中称伯格曼为“带摄影机的诗人”。他也是好作家，一直自己写剧本，晚年力衰后，就拿给后辈去拍，比如比利·奥古斯特。
　　他1988年的自传《魔灯》十分好读，随性而又坦承，坦承的有时令人心惊，似乎毫不留情。前述打爸爸，打妈妈，从小到大与众多女性的关系，均在其中。他打乱时间顺序，有时插入整章梦境，也写到死亡。
　　更为重要的，是其中呈现出的成长历程。他从未上过电影学院，全靠自学成才，《魔灯》在多处提到他所汲取的文学营养，其中包括斯特林堡、莫里哀、莎士比亚，以及希亚尔玛·柏格曼（Hjamar Bergman），也许还有易卜生。
　　此书简体中文版早有出版，我那本十年前被人借走不还，手头只有远流1991年刘森尧的繁体译本，名《柏格曼自传》。再读，还是好看。
　　他12岁那年进戏院，在后台帮工多日，看斯特林堡的《梦幻剧》。“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领会到剧场表现的魅力。”他写道。
　　再大些的时候，1932年的夏天，他苦于青春期的性压抑，便闭锁自己，“我不断读书，经常是不知所云，我读的范围还自认为相当的有水准：杜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福、史威夫特、福楼拜、尼采以及我最心仪的史特林堡。”于是，“我变得不爱讲话，成天摇来晃去，不断咬着指甲。我对自己生命的憎恶则令自己几乎要喘不过气来，我驼着背缩着头走路，一天到晚挨骂，对人生真是悲观到了极点。”
　　这也难怪，瞧瞧他读的这些书。要是那个夏天有《哈利·波特》——就像今年这个夏天，以及以前的好几个夏天，他会成为怎样的一个英格玛呢？
　　后来，他入行导戏，“但在写作上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我那时候的确写得很糟，我极力模仿希亚尔玛·柏格曼和史特林堡两个人的风格，显得矫揉造作而不通顺。”1946年秋，他到哥德堡市立剧院当导演，第一出戏是加缪的《卡利古拉》。三年后，他到巴黎小居三月，期间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莫里哀……一点都不夸张，莫里哀也从此进驻到我的心扉里头，我以前最爱的是史特林堡，现在又多了一个莫里哀，他钻进了我的血液之中。”
　　1970年，劳伦斯·奥利佛请他到伦敦排演易卜生，“我差不多每天吃早餐的时候都会碰见奥立佛爵爷，他边喝咖啡边和我谈莎士比亚，让我觉得获益匪浅……我慢慢了解到英国演员为什么能够在逆境中脱颖而出，演出不朽的戏剧作品。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传统之中——虚心学习，同时又高傲进取，而且，又是那么的自由自在。”
　　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被人关在太平间里，独自面对一具年轻漂亮的、赤裸的女尸，这一幕写的活生生的，惊心动魄。巧合的是，伍迪·艾伦也喜欢这一段——当年《魔灯》出英文版，《纽约时报书评》就请了艾伦为这本书写评论。他写了伯格曼给他带来的不断冲击。又一个大师的成长史。
　　中年的伯格曼动过一次小手术，期间用药过度，在全身麻醉中昏迷了整整六个小时。“在这六个小时之中，我的生命完全不见了，没有梦，没有感觉，时间仿佛停止了……”
　　他再一次认识到死亡：“那种感觉真神奇，那种现象告诉了我一个讯息，即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任何意义，活着本身才是意义，人死了就化为乌有，不再存在，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来世了。”
　　怀念英格玛·伯格曼（1918－2007），真正的大师。

　　（致谢：书中引文据《柏格曼自传》，刘森尧译，远流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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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日去世的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您还可以参阅：
与安东尼奥尼一起拍电影……或者挨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