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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me Ishmael

May 21, 2007

康布谷决定去顶缸

Filed under: Cuckoo┊布谷

布谷顶缸

  琴声停止了,康布谷同学一脸愁容地走出来。
  “爸爸,弹琴真是太枯燥了。”她宣布,“我决定了,还是去顶缸吧。”
  三年前那个春天,我让她立志学一门手艺,而且正像我历来的做法一样,一切由她自己来选择,不过,范围上有一点小小的限制。
  她可以选的是:(1) 钢琴;(2) 到吴桥去学顶缸。
  她对钢琴不陌生,便详细询问了顶缸班的情况,尤其是缸的大小。
  好女儿,缸不算大,但也有奶奶家酸菜缸的三倍,顶的时候,里面要装满水,还要有大人在里面洗澡。
  她还得知,班主任赵志缸老师对她很感兴趣,而且已为她取好了艺名:司马缸。
  赵老师40多岁,是顶缸界的前辈,但身高只有一米二,小腿没了,大腿直接和脚挤在一起,头顶和肩膀一般齐,和你说话的时候,要拉着自己的头发,把脑袋揪出来。这是毕生献身于顶缸事业的结果。
  康布谷同学没有权衡太久,便选择了弹琴。
  三年来,每当她喊累,我们就会提醒她,是你自己选择的哟。她后来学会了回嘴,有时说:“是啊,如果我选了顶缸,现在你们就可以把我带到西客站,在广场上表演了。我头上顶着大缸,妈妈在缸里洗澡,爸爸在地上敲锣收钱。”
  每当她这样说的时候,我一定在微笑着倾听,那迥异于今的富足的卖艺生活,是多么地令人陶醉啊。
  ——画是康布谷同学画的,我上了点颜色,对她说:你把自己画得好神气。

May 20, 2007

查建英的长文

Filed under: Revolution┊革命

  小风吹着,小朋友在身边灌溉花园的时候,我读完了查建英的长文:《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Enemy of the State: The Complicated Life of An Idealist)。
  文章刊于4月23日的《纽约客》杂志,长达11页,讲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建国。
  建国于1999年被捕,获刑九年,关押于北京第二监狱。建英回国后,每月一次去看他,至今。
  建国早年是忠诚且狂热的红卫兵,插队内蒙20年,毛去世后,他继续服丧长达两年。
  八九之后,他因贫穷回到北京,政治热情未减,终于参组新党CDP,任副主席,并公开前往登记。
  查建英用相当的篇幅描述了中国社会,特别是精英知识分子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的精神变化——或为其《八十年代:访谈录》所带来的思考。
  而建国等人“不仅未能把握政府容忍的底限,亦误判了国民的状态(national mood)。”查建英写道,“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乏任何特定群体做根基。”八九之后,中国迈入新时代,建国等人却短暂迷航。当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现在也将他们遗忘,包括那些海外团体。《纽约时报杂志》曾讥之为“无牙者”——无力亦无用,他们“写文章主要为了互相看看。”
  “I felt like weeping. 我真想哭一场。”建英写道,“But I wasn’t sure whether it was because I was sorry for Jianguo or angry at him—for being such a fool. 可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因为生他的气——他怎么这么傻。While he sits in his tiny cell, day after day, year after year, the world has moved on. 他坐在小小牢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已经迈步向前。”
  崔卫平说:“The officials think of us as moderates because of them. 因为他们,官方认为我们温和。They are the reason we are not in prison. 他们是我们不入监的原因所在。For this alone we are grateful. 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感激。”
  建国告诉建英,08年出来后,他要和妹妹一起去看奥运。
  在《纽约客》的官方网站上,这篇文章的全文还在。

May 5, 2007

五月,让我们谈谈Sarko吧……

  我回来了,康德尔+皮劳特——健康但疲劳。
  让我们谈谈萨尔科齐吧……就像回到了巴黎。
  在法国,第三条道路是没有市场的。右就是右,左就是左,连新左都没有。你因此爱法国,你因此恨法国。
  萨尔科齐当然是个危险的家伙,但法国人恐怕愿意一试。
  5月3日,在蒙彼利埃的集会上,萨科这样鼓动选民:“Il nous reste deux jours pour dire adieu à l’héritage de 68 / 我们还剩下两天,就能对68年的遗产说再见!”
  远在经济全球化之前,已有革命的全球化。来自法国的Révolution,我们加上个culturelle,又还给法国。
  后来不革命了,我们大搞资本主义,法国人却将密特朗送入爱丽舍,让社会党连坐14年总统。现在我们搞和谐,法国人又要回归市场了。
  跟法国不同步,令人心安,也令人心酸。
  必读书:《雷蒙·阿隆回忆录》(三联1992年版)。有新译本,没买。
  留言不一一回复了,诸兄假日快乐,我们一道继续关注法国大选。
  以下酒后文字写于2006年10月:

回到巴黎
  由南向北,回到巴黎。阴冷的天,下着雨,果然没让我失望——我心目中的巴黎永远是波德莱尔式的。
  此乃星期日晚上,完全如雷吉斯事前所料,通往巴黎的道路拥挤不堪。我们的最后一顿晚餐定在八点,但迟到再次成为必然。
  “Mr. Goodnight!”雷吉斯在喊我。
  车停在路上,眼前一片红色尾灯的海洋。我穿过昏睡的车厢,走到驾驶座后。
  他提醒我,再过一会儿,我将在右手方向看到雷诺车厂为F1特设的一个大广告牌。
  我问他是否知道了巴西大奖赛的结果。他说太太刚刚打来报告战况的电话,阿隆索跑在第一位,舒马赫第四。我祝贺了他。虽然还未完赛,但舒米已经没有机会。
  车流又动了,我坐回自己的座位。右侧窗外,高高的地方,一面巨大的霓虹灯板闪过,红色的大字映在车窗上:“雷诺,冠军!”
  终于到了。与拥堵的高速公路相比,巴黎竟然显得空空落落。那些晚归的人都去了哪里?
  再往下走,便传来蔡榕快乐但沙哑的声音:协和广场,市政厅,荣军院……

“城堡”中的晚餐
  晚餐不得不推迟到10点钟才开始。雨小了很多,但还在淅淅沥沥。我们来到紧邻香榭里舍大道的一条小街上,一进入达尼埃尔酒店(Hotel Daniel),便仿佛突然置身于电影布景中。窄小的空间,局促的走廊与楼梯,倒也处处显露着豪华与奢靡,但对我而言,这里故弄玄虚的“东方”装饰又是那样的古怪。这大概便是法国人生造出来的“异国情调”。
  雨果在《九三年》里写道:“巴黎就这样来来回回,像是巨大的文化钟摆,从这一端摆到那一端……”
  但有人喜欢这种调调,特别是美国人。我在门厅的留言簿上看到了大歌星莱昂内尔·里奇的感言,他用了两个“great”,来描述留宿在此的好心情。
  我们端着香槟,参观了一间空着的客房,腥红的色调——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爱用的那种红(我称之为库布里克红,暗示着某种超现实的恐惧和欲望)。它只有十平米不到,里奇睡过的大概不是这一间,否则,他恐怕连一个“great”都写不出来了。
  达尼埃尔酒店隶属专司特色经营的法国“庄园与城堡”酒店集团(Relais & Chateaux),仅有26间客房,加一个餐厅。厕所设在地下室里,有着同样精致的装修。
  餐厅就在一楼。黑衣男侍收去香槟的空杯,我们个个带着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挤坐进临时拼出的三张餐桌旁,满满地占去了餐厅的全部。我有幸紧邻今晚的女主人,她坐在我的右侧,我左边靠着一根颜色暧昧的东方柱子,所以只好尽量将头朝着美丽的、女性的方向。
  一如即往,我没等上菜就请教了这位中年女士的芳名:努尔·德马尔凯特(Nour Damarquete),并立刻恭维她,约旦王后(现在是王太后了,不过英语中都一样)也叫这个名字,她高兴地说:“所以这是个王室名字喽”。
  她是这里的公关主管。我庆幸她能讲很好的英文,而且也不必再深入讨论葡萄汁的发酵时间和进不进大木桶的问题,因此无需劳驾蔡榕插坐在我们中间。事实上,离开了葡萄酒区,我尽可以东拉西扯。
  努尔不是个典型的法国名字。她点头称是,自述出生在黎巴嫩。啊,她当真有一张黎巴嫩人的面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儿。
  我竭尽所能,从记忆里快速检索有关黎巴嫩的一切,从腓尼基字母,直到纪伯伦和仍然活着的大诗人阿多尼斯。她睁大眼睛说:“我对你所言印象深刻。”我嘿嘿笑答:你看到了,中国人对黎巴嫩并不陌生。
  和18世纪的东方情调一样,“小”也是达尼埃尔酒店的特色。这里从上到下,只有员工20人。我打探到莱昂内尔·里奇住的房间,每晚要价600欧元。但是,“这并不昂贵,这是个非常合理的价格,”努尔说,在巴黎,到处都是那种千篇一律的连锁酒店,而这种城堡式的,紧邻着香榭里舍的,提供优质法国美食的家庭化酒店,可是别具特色,绝无分号。两年来,达尼埃尔赢得了很多奖项。
  现实的话题是刚刚结束的黎巴嫩战争和尼古拉·萨尔科齐。
  “如果你一定要问,”努尔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支持尼古拉·萨尔科齐。”
  她说,高福利政策让社会停滞不前,使年轻人变得懒惰。法国必须要有所改变,而萨尔科齐许诺会带来改变,
  她是这样教导自己的孩子的:“生活是艰辛的。生活并非可以轻易得到。”

谁来保卫这门将死的艺术
  在法国,尼古拉·萨尔科齐的脸无处不在:电视新闻、报纸头版,图书封面……
  我在布赫山丘(Côtes de Bourg)遇到了很多不喜欢萨尔科齐的人,他们都是纯朴的酒农。当地酒业年轻的总监迪迪埃·贡捷(Didier Gontier)在酒后对我宣布:“萨尔科齐是布什在法国的代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法国。”
  也许他们更需要保护而不是市场。这些庄园、手艺和酒农,在21世纪的今天,也要面对很多剧烈的变化。全球化、麦当劳、加利福尼亚或澳洲的葡萄树,和萨尔科齐一样,也许都是近在咫尺的威胁。
  那么,法国葡萄酒是一门将死的艺术吗?
  “绝对是。”迪迪埃·贡捷说,“看看他。”
  他指着坐在另一端的老庄主,后者正急得满脸通红,像划拳一样用手语和英语单词跟佟强絮叨着自己的婚姻经历。“他本来可以到大城市去过更轻松的生活,现在却在这儿守着葡萄园。”迪迪埃·贡捷说。
  他有些激动了,瞪起有血丝的眼睛:“我们是这门将死艺术的保卫者!”
  第二天早晨,在布赫小城的咖啡馆吃早餐时,我和一堆老汉坐到了一起,这都是本地的庄园主。他们告诉我,现在自己最大的担忧,便是不知道死后将葡萄园交给谁。这些庄园无一例外,仍然沿用着古老的家庭化经营方式。但他们的子女,多数对葡萄没有太大的热情,甚至平时也不住在这里。他们长居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各有完全不同的生计。
  老头子们忧心忡忡。不消他们说,这一路上,我们听到过的葡萄园败落的故事,甚至比那些成功的经历还要多呢。
  生活是艰辛的。生活并非可以轻易得到。

[Call me Ishmael - 叫我以实玛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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