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弱智”和“庸人”的时代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英]弗兰克·富里迪著，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13元
康慨 / 刊于2005年《中国新闻周刊》
在爱德华·萨义德于2003年、苏珊·桑塔格于2004年相继去世之后，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消失”的哀惋之声不绝于耳。不久前，被称作中国“知识分子良心”的巴金离世，也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唤起了颇为相似的感受。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今日之“良心”何在？这个问题切中了我们时代生活的一大要害——知识阶层的沉默或媚俗，精英们的无所作为，回避或放弃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责任，以及在根本问题面前的集体性失语。
“政治上冷漠，思想上被动，对社会事务毫不在意，更关心经济保障，全部精力都放在个人生活上。”富里迪在本书中转引的这段对50年代西方所谓“沉默的一代”的描述，正是今天我们自身的写照。
“知识分子”一词源自法语，雅克·勒戈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说：“‘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从13世纪起在大学中流行。它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
18世纪的启蒙运动确立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经由德雷福斯案和萨特，突显其代表公众利益进行政治批判的含义。但是，这一变化过程与中国式的“知识分子”定义无关。
在纽约任教多年的史学家唐德刚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说，与英文中的intellectual不同，汉语里的“知识分子”近似俄文的intelligentzia，系“读书人”（脑力劳动者）的泛指。
但是，“把脑力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富里迪认为，定义知识分子的，“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他援引刘易斯·科塞的话说，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
我比较认同萨义德的说法：“这并不总是要成为政府政策的批评者，而是把知识分子的职责想成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
不幸的是，今天的知识日益成为工具和产品，服务于经济目的，从而模糊了知识与真理之间的联系。“通过把知识细分为各种知识，知识分子的地位被削弱”。而知识分子本身，竟也对这种实用主义和技术专家的分工安排感到满足。
富里迪重点谈及教育制度。他指出，在开放、民主和多样化的口号下，教育机构放弃了学术标准，不断屈尊俯就，一味迎合公众，从而造成学术水准的低下，促成了我们时代的“弱智化”，以及弥漫整个学术界的“庸人主义”。
造成上述这些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保守阶层和统治集团把知识与潜在的危险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觉得太多的教育和知识会导致动乱事件的暴发。”
对人文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警惕，在很多社会中，都有其根深蒂固的传统。在某一极端的时代，知识分子可能连技术专家的地位也得不到保证，他们被贬损，被羞辱，被改造，他们自以为精英的信心和责任感被摧毁。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出于报复，也是要使他们成为驯顺的、无害的，以及与公众事务相隔绝的绝技术工具。
然而，过去的政治高压未曾完全实现的目的，如今却由于知识分子的主动迎合、自我去势，而变得皆大欢喜。一个自我封闭、自给自足、高度职业化和圈子化，且有一套运转良好的体制供养，并维持着的庸人主义知识阶层，难免令人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