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me Ishmael

　　CCTV-6将于今晚（2月27日/周二）7:35播出马俪文的电影《我们俩》（金鸡奖最佳导演，东京电影节最佳女演员）。主演：金雅琴。
　　故事：四合院/孤身老太/ 租房女孩/禁忌/青春/疾病/死亡/生活……
　　戴新伟兄在电影院里看过此片，请读他的温情评论《和老太太在一起》（此文下面的第一句留言是我写的）。
　　想起多年前我租住在后鼓楼苑的日子，对面房中的张大妈下雨时一定帮我收晾晒在院中的衣服，晚上叠得整整齐齐送过来，一日她屋中忽然举丧，原来丈夫在澡堂子里意外过世。
　　在剧院看到这样的电影不容易。马俪文的上一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黄素影、斯琴高娃），我也是在电视上看的。
　　春节期间终于找到时间看了贾彰柯的《世界》，很喜欢。
　　——让我们去乌兰巴托吧。
　　还有奥斯卡奖，马丁·斯科塞斯如愿以偿。四十天前，我们谈过他的愿望：《那个愤怒的人哪里去了》。

Annie Leibovitz为萨义德的《权力、政治与文化》一书所拍摄的封面照片局部。萨义德后来对台湾的单德兴说，他不喜欢这张太过“装腔作势”的照片，因为它指涉了奥古斯特·罗丹的“沉思者”。我倒觉得它很不错，Leibovitz女士也很好——上月在《纽约书评》读到Joyce Carol Oates对Leibovitz纽约人像展的评论，此文大谈了一通她对苏珊·桑塔格濒死状态的记录，以及艺术摄影和商业摄影的关系问题。Oates女士的评论好过小说吗？

《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瑞士]吉恩·莫尔摄影，金玥珏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25.80元
康慨 / 应戴兄新伟之约为《南方都市报》而写，以《讲述巴勒斯坦从未被讲述的故事》之题于1月28日刊出，见报时稍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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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天空之后》最早出版于1986年，尽管不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最重要的著作，却是他最容易被接受的图书之一，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是这本书，而非其他同一主题的作品得以在中国率先出版的原因所在。
　　此书由萨义德和瑞士摄影师吉恩·莫尔（Jean Mohr）合作完成。萨义德的雄文，配以莫尔的照片，可以称得上图文并茂，既有深刻的文字剖析，也有照片带来的直观感受。
　　1983年，莫尔受联合国之托，赴巴勒斯坦拍摄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他带回来的这些照片，真正触动了萨义德，挑动起他的倾诉欲望，让他急于借此向外界诉说过去几十年来巴勒斯坦人没有记录，也不被记录的悲惨的离散生活，因为“这种健忘和粗心历史性地已经成为我们战败于犹太复国运动的特征，还有那封闭的前景，让思想无人思考，叹息没人记录，人们被遗忘，时光被丢弃”。

 

 

 

视角
　　凡论及巴勒斯坦人的不幸遭遇，萨义德总在使用“我们”。只有在更为个人的叙述中，他才承认自己外来者和旁观者的身份。的确，他是巴勒斯坦人，但只是“碰巧”在那里出生——1935年，他母亲因为对开罗的医疗水平放心不下，才到耶路撒冷生产。他生在一个阿拉伯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早已是美国公民。他在埃及长大，受教于当地的英文学校，后到美国继续学业，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一生中只有很少几次回访巴勒斯坦的短暂经历。
　　这样的家庭背景和人生轨迹，注定了他在审视巴勒斯坦时的外在角度。当他面对莫尔的照片，也便立刻接受了其拍摄者的欧洲视角。而对一个“真正的”巴勒斯坦人来说，这些静态的、日常的照片也许毫无意义，不能泛起些许的内心涟漪。
　　“它们可以是在阿拉伯世界任何地方拍摄到的场景。没有明确的地理位置。”萨义德写道，“这些照片是沉默无声的，它们似乎渗透着一种呆滞，胜过它们所表达的任何意思。”
　　这些构图讲究的黑白画面，与我们常见的关于巴勒斯坦的新闻照片截然不同，后者所表现的东西，用两个字便足以形容：暴力，这也几乎构成我们对巴勒斯坦的全部观感：无尽的爆炸和刺杀所导致的死亡，无尽的压迫和反抗所造成的绝望。但相对于上述经验，莫尔的照片却出奇地平静详和。作为外在的观看者，只有将上一种认知引入其中，你才能体会到两种印象之间的巨大反差所造成的强烈的内在冲突。
　　照片所传达的东西，远非“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爱和平。我们也有生活”那样简单，在它们平静的表面之下，是萨义德所称的“呆滞”，这也许孕育着更大的危机。在访谈录《权力、政治与文化》中，他指出了所谓“恐怖主义”的根源所在：“现在正在戕害中东地区的，就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挫折感。……那里存在着一种无力感、停滞感。”

身份
　　“身份——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很难在流散中继续维持。”萨义德写道，“其他人大部分把身份视为理所当然。但巴勒斯坦人却不能。”
　　《最后的天空之后》有相当的自传成分。萨义德在书中提及姓名给他和他父亲带来的困扰：“我的父亲倾其一生想要摆脱它们，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耶路撒冷’。”
　　他父亲本名瓦迪，后自改为威廉斯，日后成功地逃离了巴勒斯坦，并且给自己的儿子起了英国王子的名字。爱德华却为此苦恼半生。
　　在其回忆录《格格不入》的开篇，他详细地描述了身份上的间离感：
　　“我费去约莫五十年，才习惯Edward，或者更精确地说，才比较不再那么不安于Edward，这个像轭一般安在Said这个道地阿拉伯姓下的蠢笨英文名字。”
　　名字与身份的认同不可分离。四十年前，女红卫兵宋彬彬被阴差阳错地改名为“宋要武”，见证了一个错乱的时代，也给她本人带来莫大的困扰。同样是四十年前，卡修斯·克莱（Cassius Clay）变为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的过程背后，也是对身份的痛苦求索。更为极端的是前度歹徒和黑人分离主义领袖马尔科姆·利特尔（Malcolm Little）的更名举动，他以不知所源的马尔科姆·X（Malcom X）来凸显被褫夺的身份，表达黑人被掳掠历史的强烈抗议。
　　莫尔的照片见证了巴勒斯坦人身份的丧失，以及萨义德反复使用的“离散”（dispersion，他拒绝采纳取自犹太人历史的Diaspora）状态：“离散是一系列没有姓名和上下文的肖像。画面大多不加解释，没有姓名而且无声沉默。”
　　他们无视你的存在。既无视你作为一个联合国决议下的国家的主权，也无视你作为一个民族的现实存在。在访谈录《权力、政治与文化》中，萨义德反复提到巴勒斯坦人的绝望：“这是身为巴勒斯坦人很真实的境遇。人们不但否定你的政治主张和权利，也否定你的历史，完全漠视你身为受难者的事实。”

行动主义者
　　萨义德晚年最著名的形象，来自酿成所谓“投石”事件的一幅照片。事发于2003年7月3日，萨义德到贝鲁特做私人访问后，前往南黎巴嫩探访当年5月以色利军队撤出后的原被占地区，在Kfar Kila村的黎巴嫩边境一侧，头戴棒球帽的萨义德教授被人抓拍到正在向远处的以色列军队做出投石的姿态。照片第二天即在以色列报纸上刊出，迅速在美国和欧洲引起多方抗议。一些人要求哥伦比亚大学对他除名，奥地利的一次学术会议也因此收回了对他的邀请。
　　投石照片大大强化了萨义德的行动主义思想家形象，而负面的影响是，他面对保守的学术界时原本脆弱的公正名声受到了更大的损害。一个月后，在接受以色列记者沙维特的采访时，他轻描淡写地将这次事件称为喜剧，并说自己只是在和儿子比赛谁能将石头扔得更远。（见《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
　　但无论如何，照片中的投石姿态与人们对萨义德的一贯想像完全吻合。多年来，他一直是巴勒斯坦事业在西方最雄辩的代言人，不管他是否戴着棒球帽，都没有人为那个姿态感到吃惊。几十年来，他不正是以文字为石，投向巴勒斯坦人的加害者吗？
　　尽管萨义德无数次重申，对以色列平民的杀戮没有任何道德基础，他也从来不是大屠杀否认者，并且力劝巴勒斯坦人正确对待以色列人所遭受的历史劫难，但还是被反对者贴上“恐怖教授”（Professor of Terror）的标签。在他自己的阵营里，他也更多地被视作“爱德华”，而非可以信赖的“萨义德”。他始终都在批判阿拉伯世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唯美国人马首是瞻的消极态度，称之为“震耳欲聋的沉默”。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之后，他却公开指责次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阿拉法特做了一笔糟糕的交易，从而使巴勒斯坦自治机构成为以色列“军事占领的心甘情愿的协作者（willing collaborators），类同巴勒斯坦人的维希政府”。
　　萨义德曾经是志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两国论”的坚定支持者，但在奥斯陆协议之后，特别是在以色列定居点不断扩张的情况下，他感到原来的构想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他从新南非的经验获得启发，转而重提“一国两族”（a bi-national state），即“一个国家，两个民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世俗的民主制度下平等共存。
　　然而现在，一国两族比两国并立更难以实现。以色列人深刻地惧怕这一前景，一国两族只会使犹太人变成民主制度下的少数民族，更进一步地被阿拉伯世界所包围。此前沙龙政府挑动冲突，进而采取撤离加沙，建造隔离墙等一系列单边行动，恐怕正是为了强化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隔离状态，以保证以色列人在多数民主制度下的统治地位。
　　《最后的天空之后》的书名来自巴勒斯坦诗人马哈穆德·达威什的作品：“在最后的国境之后，/我们应当去往哪里？/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应当飞向何方？”
　　萨义德死于2003年9月25日。此后乱局更甚，巴勒斯坦的前途仍然没有答案。

关于爱德华·萨义德，您也可参阅：
《天空离散 乡关何处》

　　女宇航员Lisa Nowak千里走单骑，只为杀情敌，演出航天史上最怪异的案件。
　　看到这则新闻时，我立刻想到科恩兄弟（Joel & Ethan Coen）的电影：复杂的策划，蹩脚的杀手，荒唐的结局。

　　《纽约时报》昨日社论《Lisa Nowak的悲剧》（The Tragedy of Lisa Nowak）告诫我们：“宇航员也是人啊。”
　　社论说：“Captain Nowak’s drama played out in an airport parking lot. Imagine a comparable scene at a base on the Moon or on a spaceship to Mars. 诺瓦克之戏上演于空港停车场。想象一下，类似的一幕若发生在月球基地或驶向火星的飞船上，又当如何呢！”

罗杰·摩尔扮演的007詹姆斯·邦德在1979年的影片Moonraker（港译《铁金刚之勇破太空城》）中，与Lois Chiles扮演的Dr. Holly Goodhead演出外空激情。

　　好事的Slate于2月7日刊出《宇航员搞性吗？》（Do Astronauts Have Sex?）的趣文。先说Nowak女士与心中情郎Bill Oefelein从未执行过同一飞行任务，故而不可能加入那个“62-mile-high club”，但其同事未必没这个可能。宇航员不愿谈论航天飞机内的性事，NASA则说即便有，他们也一概不知。
　　文章继续说，如果宇航员进行太空性爱，想必会困难重重。首当其冲者，便是无处寻得隐私之地。其次，睡觉时要用带子把自己捆在墙上，这种床显然也不是为行房而设计。
　　第一次太空男女工作搭配为1982年，但苏联人只谈Svetlana Savitskaya女士的坚毅，而不提她的婚姻状况。第一对太空夫妇Jan Davis和Mark Lee于1991年升空，而两人亦对任务期间的关系三缄其口。1990年代的Elena Kondakova和Valery Polyakov则谣言满天飞，特别是有一段录像显示两人曾在和平号上亲密戏水。
　　法国作家Pierre Kohler在所著The Last Mission一书中声称，NASA曾对外空性爱体位进行过专题研究。他引用了一份虚构的NASA报告，描述了10种不同的体位，其中6种需借助橡皮绳和睡袋式的管道，以保证情侣两人在失重状态下始终挨在一起。
　　太空性爱也很麻烦。最新研究表明，失重可引发恶心，降低情侣成事的愿望。宇航员在飞行时会出很多汗，意味着零重力状态下的性事将是热乎乎、湿漉漉的，而且会被漂浮的汗滴包围。此外，人在太空中血压通常会降低，导致充血困难，这也就意味着……你知道啥意思。

《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昨日头版文章。剪报，存档。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英]弗兰克·富里迪著，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13元
康慨 / 刊于2005年《中国新闻周刊》

　　在爱德华·萨义德于2003年、苏珊·桑塔格于2004年相继去世之后，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消失”的哀惋之声不绝于耳。不久前，被称作中国“知识分子良心”的巴金离世，也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唤起了颇为相似的感受。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今日之“良心”何在？这个问题切中了我们时代生活的一大要害——知识阶层的沉默或媚俗，精英们的无所作为，回避或放弃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责任，以及在根本问题面前的集体性失语。
　　“政治上冷漠，思想上被动，对社会事务毫不在意，更关心经济保障，全部精力都放在个人生活上。”富里迪在本书中转引的这段对50年代西方所谓“沉默的一代”的描述，正是今天我们自身的写照。
　　“知识分子”一词源自法语，雅克·勒戈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说：“‘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从13世纪起在大学中流行。它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
　　18世纪的启蒙运动确立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经由德雷福斯案和萨特，突显其代表公众利益进行政治批判的含义。但是，这一变化过程与中国式的“知识分子”定义无关。
　　在纽约任教多年的史学家唐德刚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说，与英文中的intellectual不同，汉语里的“知识分子”近似俄文的intelligentzia，系“读书人”（脑力劳动者）的泛指。
　　但是，“把脑力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富里迪认为，定义知识分子的，“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他援引刘易斯·科塞的话说，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
　　我比较认同萨义德的说法：“这并不总是要成为政府政策的批评者，而是把知识分子的职责想成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
　　不幸的是，今天的知识日益成为工具和产品，服务于经济目的，从而模糊了知识与真理之间的联系。“通过把知识细分为各种知识，知识分子的地位被削弱”。而知识分子本身，竟也对这种实用主义和技术专家的分工安排感到满足。
　　富里迪重点谈及教育制度。他指出，在开放、民主和多样化的口号下，教育机构放弃了学术标准，不断屈尊俯就，一味迎合公众，从而造成学术水准的低下，促成了我们时代的“弱智化”，以及弥漫整个学术界的“庸人主义”。
　　造成上述这些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保守阶层和统治集团把知识与潜在的危险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觉得太多的教育和知识会导致动乱事件的暴发。”
　　对人文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警惕，在很多社会中，都有其根深蒂固的传统。在某一极端的时代，知识分子可能连技术专家的地位也得不到保证，他们被贬损，被羞辱，被改造，他们自以为精英的信心和责任感被摧毁。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出于报复，也是要使他们成为驯顺的、无害的，以及与公众事务相隔绝的绝技术工具。
　　然而，过去的政治高压未曾完全实现的目的，如今却由于知识分子的主动迎合、自我去势，而变得皆大欢喜。一个自我封闭、自给自足、高度职业化和圈子化，且有一套运转良好的体制供养，并维持着的庸人主义知识阶层，难免令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