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断代：我的公共阅读
康慨/刊于1月14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缘由是这份广受尊敬的报纸创刊十周年。见报时有删节。
十年的回忆也许太过漫长，折射到个人的阅读经验，又极其细碎，太杂，太乱。盖因成年后的读书生活，若与学业或课题无关，便失去连续性，目的性，也没有具体成果，到头来自然不堪回首，而顿生蹉跎岁月之感叹。
在《伟大的书》的导言里，大卫·丹比写道：“我感到我所读过的或我所理解的正在滑走。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我拥有观点，却没有原则；我有本能，却没有信念。大楼的基础正在变成沙子，而我却坐在楼上的阳台上眺望着大海。”（《伟大的书》，大卫·丹比著，曹雅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二版。）
他鼓励人们在有生之年不断回到经典，但我反复阅读的，大概只有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兰·托马斯。而经典毕竟遥远，尤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世界的人们都在读同一本书。世界是平的，我们都不免被宣传所左右和压迫，欣欣然或惶惶然，去追逐同样的作品，所以在阅读的范围上，我们之间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同，个人阅读，也便是公共阅读。
十年阅读史当以王小波的猝死开篇，中经黄仁宇的繁盛，伯林的冲击，而止于帕幕克野心勃勃的文体实验。所以我“个人的公共阅读”书目，若每年选出一本代表佳作，或可开列如下：
1997年：《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6月
1998年：《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马立诚、凌志军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
1999年：《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晓、丁东、徐友渔编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
2000年：《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陈徒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
2001年：《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美]黄仁宇著，张逸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
2002年：《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美]黄树民著，素兰、纳日碧力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3月
2003年：《自由论》，[英]以赛亚·伯林著，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12月
2004年：《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
2005年：《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刘海军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
2006年：《我的名字叫红》，[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王小波的死带来巨大的冲击，他的随笔披裹着“遗作”的金缕玉衣，从此不断结集出版，不仅再次给予一代迷茫的青年以怀疑的勇气，也培育出一大批曾在朱自清和鲁迅两种极端风格之间无路可走的年轻的散文作者。正如伯林在《自由论》中的发问：我为什么要服从别人？我必须服从吗？我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伯林对禁欲式自由观的批判，甚至可以延伸到我对《林村的故事》的读后感，此书是比小说更引人入胜的对当代中国农村生活、特别是无处不在的政治生活的记录。
黄仁宇的回忆录则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历史观的形成过程。他坚信研究历史的目的（或如他反复提及的“历史学家的责任”）不是为了过去，而是现世与未来。很可惜，我们身边是没有这样的历史学家的。黄仁宇论蒋介石的部分令人感动，而绝非我们常见的道德评判。他说蒋“在大方向中摸索，让后果来决定细节”，又说“每当他缺乏执行工作时的工具时，他就用决心来填补”。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人有病 天知否》、《往事并不如烟》和《束星北档案》这四本书，有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一个共同的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主题。尽管那不是我的时代，但每一次阅读，都让人痛苦莫名。
马立诚和凌志军的《交锋》问世，标志着在沉寂近十年之后，严肃的当代大众政治读物的重新出现，且具鲜明的反保守主义的特色，这一点亦与时代的政治风向合流。凌志军此后又单独完成新著《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于2003年1月出版，我当时写有书评，尽管那一年刚开了个头儿，但已打赌称它理当入选“年度最佳”之列。书中所记当代史实，惊心动魄又栩栩如生，让我们看到，89之后的中国曾经面临着何等危险的境地，也让人在再次念及邓小平力挽狂澜深远意义的同时，生出许多后怕的感叹。事实上，“向左走，向右走”的交锋在那12年中此消彼长，从未停止。
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和争议。《我的名字叫红》真是好书，三年前我已读过英译本，甚爱之。
交待完书目，还有牢骚话要说：在当前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哪本书非读不可了，甚至读书本身也变得无足轻重。若是为了获取知识、经验和谈资，那么书本已经远远落后于网络、报纸甚至手机短信。反智文化攻城掠地，无往不胜，知道分子遍地开花，强辞夺理，耗时耗力耗钱的读书日益成为反潮流的荒谬活动。所以你说媒体鼓噪也好，书评家妄言也罢，我们仍然需要他们推出的这一份又一份的公共阅读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