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和康布谷同学的最爱
我家。中间像土匪一样卧在沙发和女士身上的便是康布谷同学。
《为什么读经典》，[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
康慨
不久前的一天，我送九岁的女儿上学，在车里听玛丽亚·卡拉斯在圣桑歌剧《参孙与达利拉》中的唱段，但女儿纠正我，那应该是“大利拉”，因为《圣经》里便是这样译的。我大为惊奇，更想不到她接下来给我完整复述了这段爱情与背叛的故事。
为什么读经典？打开卡尔维诺这本书的时候，我强烈希望找到答案，用以证明女儿在大书上过早耗费的许多时间并非虚掷光阴。六岁那年，她已读完全本的《伊利亚特》，但过多英雄的惨死使她对另一部荷马史诗再也提不起兴趣。她对麦克白痛苦的自我分析亦不以为意，反倒留连于三女巫熬练妖丹的方子，对“杀犹太人摘其肝，剖山羊胆汁潺潺”，或“土耳其鼻鞑靼唇，烈火糜之煎作羹”，则是喜不自胜，倒背如流。
“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
卡尔维诺的这段话，坚定了我的决心，我将继续把厚重的大书，悄悄放在她触手可及之处。
就什么是“经典”，卡尔维诺给出了十四条定义。与青少年阅读相关的一条里写道：“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它们具有“形成性格的实际作用”，“赋予我们未来的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从而给年青人提供价值的衡量标准和美的范式。
他说，读文学评论是在浪费时间，什么都不比回到经典自身更为重要。“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
《为什么读经典》成书于卡尔维诺死后，集录相关随笔、前言等36篇。在他摆放经典的书架上，所涉远至荷马、色诺芬和奥维德，中经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史蒂文森、康拉德、托尔斯泰、吐温和乔伊斯，近至帕斯捷尔纳克和博尔赫斯，也包括一些我们从未闻与其名的他的同辈。由于不是为特定的某本书而写，故并非所有的伟大作家都以专章亮相，如与他同出亚平宁半岛的维吉尔和但丁，但这也赋予本书更为轻松闲适的文风。它不是论文或教材，未必兼具阅读指南的功用，但你绝对会为从中找到共鸣而欣喜。你也完全可以躺在吊床上，或是坐在马鞍上读它，一如他在《寒冬夜行人》的第一章里，对读书过程的那番描摹。
这些写于不同年代，长短不一的文章，也是他对自己学艺道路的回顾。他赞美《鲁宾逊漂流记》巨细靡遗的细节描写开创了一个时代，将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奉为“绝对的大师之作，从情节及写法来看都是如此”。他写出对海明威“暴烈的旅游生活（还有人生哲学）”的厌恶，亦在后来发现他作品中“现代文学中最冷峻最直接的语言，最干练最不加雕饰的风格，最明晰最写实的散文”。
还有伟大的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毫不掩饰对他的“情有独衷”，感念他给予自己这一代作家的知识养分。“每次读博尔赫斯，我总忍不住想提出简洁写作的诗学，宣称它比冗赘优越。”
他用了一连串漂亮的排比，来向写出那些伟大经典的作家们致意：“我爱巴尔扎克，因为他是空想者。我爱卡夫卡，因为他是现实主义者。我爱莫泊桑，因为他肤浅。”甚至“我爱简·奥斯汀，因为我从未读过她，却只因为她存在而满足”。
我爱卡尔维诺，因为他爱我所爱。他亦为我所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