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夫和他的敌人们
朋友们出书，我绝少写评论。为避嫌，更怕因此得罪朋友。在这方面我有深刻教训。这正如向朋友借钱一样，是不可为之事。我也因此远离业内的圈子，少与作家勾连。我乐得只做读者。
伊夫兄是个例外。2002年，他出书《独走江湖》，我写过一篇很短的评论。原因有二：一、我们没有业务往来，他从未赐稿给我，也不是我的编辑。二、过去九年来，我们只见过一次面，而且是邂逅——六年前在美国使馆的一次活动中不小心撞见。年头太久了，如今他甚至辨不出我苍老的长相。几天前我在这儿贴出法国酒窖里的合影，他竟然留言，问我自己为何不在里面。可我当然认得出他，哪怕他戴上牛仔的帽子。他是明星记者，书里书外，网上网下，照片满天飞。
看过《独走江湖》，比起他写的明星访谈，我更喜欢他的经历，以及他以乐观主义者（尽管是如此的愤世嫉俗）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喜欢这个有骨气又善解人意的人。
出书也是一次谢幕，预示着他将从此告别演艺圈。
依我的见解，他是被这个圈子淘汰的。文艺圈变成了娱乐圈，新一代娱记们登台亮相，精力旺盛，无牵无挂，伊夫这样的老派记者已无生存空间。“炒作”成为新的规则，媒体被“眼球”俘虏，记者被红包雇佣，人的道义和新闻的原则被所谓的影响力和发行量所抛弃，当全社会义无反顾地迈入娱乐至死的时代，伊夫这样的人还有容身之地吗？
在新时代，伊夫式的生产方式亦显原始。面对面的现场采访被成本更低的道听途说、添油加醋所取代，采访双方的互相尊重让位给了相互提防，甚至相互诋毁。网络变得无处不在，奉行强盗逻辑的抄袭式转载方式，亦使他通过传真机向全国媒体发稿的作坊式作法成为历史，“伊夫通讯社”不得不关门大吉。
他是这个行业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自由撰稿人”。
伊夫和他的敌人们
《独走江湖》，伊夫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4月，22元
康慨/2002年·新闻周刊
1989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因而值得长久记忆。对当年北京机床电器公司一个35岁的普通工人陈子堃而言，也是如此。那一年多事的春天，他被八、九个工友簇拥着，在天安门广场拍下了一张欢笑中的合影。十几年后的今天，这照片被他收入自己出的第一本书——多少有些自恋的《独走江湖》中，配以说明：“在工厂最后的日子里，我和我的朋友们度过最后一个春天。”很快，他将要离开这群日后认定他的确“与众不同”的同伴，离开他日后百般嘲弄而又一度不得不委身其中的“体制”，投身于光怪陆离的演艺圈，开始了他的“独走江湖”之路。
经人介绍，“小陈”先到一个电影摄制组里打短工，虽是搬道具拽钢丝一类的体力活儿，但好奇心加上善与人沟通的本领，也令他得以接近几个当时没啥大名气今天更已被人遗忘的年轻演员。剧组解散后，他开始给报纸投稿，介绍他接触到的几个演员，竟获刊用。两篇不足3000字的“花絮”文章一经发表，再见到那几个曾对他吆来喝去的剧组头头，情形竟然大不一样。在这个圈子里，小陈头一回尝到了受人尊重的滋味，也使他意识到，或可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36岁的小陈离开了工厂，骑着自行车，顶风冒雨，一个个地采访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明星。勤奋，天生的善良，温柔的语调，对个人隐私守口如瓶的“职业自律”，使他很容易赢得演员们的好感。随着文章不断见报，取“伊夫”为笔名的小陈在圈子里终于有了些小小的名气。
但是，真正让他出名的却不是这些花絮文章，而是他对某些事件的报道和直言评论惹来的几起官司。这些通常以恐吓和泄愤为目的的官司大多有头无尾，有惊无险，却把伊夫从幕后推到台前，使他本人成为主角。与此同时，他名片上印着的“自由撰稿人”（后改作“独立撰稿人”）的“头衔”，也开始引起开放过程中的媒体的注意——“自由”和“独立”，这两个洪水猛兽般的字眼儿，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传媒界的新鲜事儿。自此，开始有人谈起“伊夫现象”——指其体制外生存，“伊夫品牌”——说他的杀伤力，还有“伊夫通讯社”——大概是说他的“一稿百投”。
姑且不论“品牌”的大小和有无，但“现象”是存在的。这样一个标榜“自由”和“独立”的人，一旦掌握了话权的权力，足以令那些习惯了被人捧臭脚的大腕儿小腕儿们忌惮不已。伊夫将娱乐圈形容为“江湖”，实不为过，看看他书中记录的那些明星人物被人揭了疮疤之后，气急败坏，污言秽语的流氓嘴脸，便可知一二。
在《独走江湖》中，伊夫回忆了他头一回进剧组的经历，我以为是书中最为生动的记述。那个《血染寡妇亭》剧组，实在是这个圈子无趣、混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的绝佳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