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me Ishmael

汉娜·阿伦特（1906-1975）    图片据汉娜·阿伦特协会（纽约）

　　公开见报的文章，只能避实就虚，顾左右而言他，但尚可借此机会表达敬意。
　　由于杀伤力太大，汉娜·阿伦特的著作在国内至今没有系统的出版和评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孙传钊编《〈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一书（不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原书，仅收入阿伦特原著的结语）前言所附的“注释”，详列此前在国内出版过或零星见于报刊的阿伦特文章，可算一个小小的指南。

作者：康慨   
　　10月14日是已故著名德裔美国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遍及世界各地的追思活动提醒人们，这位死去已有31年的女哲，在21世纪混乱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汉娜·阿伦特协会”（Hannah Arendt Organization）统计，德国、法国、瑞士、瑞典、美国、澳大利亚，乃至秘鲁、韩国和科索沃等地，都将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
　　所有这些活动都不脱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阿伦特对当下世界的意义。今年12月将在纽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的名称，再恰当不过地说明了这一主题：“汉娜·阿伦特此时此刻”（Hannah Arendt Right Now）。刚刚在耶鲁大学结束的一次学术座谈，也以“我们共和政体的呼号”（Crises of Our Republics）为题。
　　阿伦特生前的女弟子和其传记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艾尔（Elisabeth Young-Bruehl）的新著《为何阿伦特至关重要》（Why Arendt Matters），也于本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阿伦特仍然是解读当代世界的重要思想工具。

她飘荡在别处
　　汉娜·阿伦特1905年10月14日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在柯尼斯堡长大，此地乃康德故乡。她后来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1928年获颁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二战期间移民美国，长期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学院。
　　阿伦特的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人类的状况》（一译《人的条件》）和《论暴力》等。
　　在蔡英文译的繁体中文版《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被写做好看的“鄂兰”。
　　今年，阿伦特的两本著作——《精神生活》和《黑暗时代的人们》在中国内地出版。此二书虽非她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却有助于我们抛弃过去不见原著，只谈她与海德格尔不伦私情的大量庸俗文章，并有机会深入其思想深处。已经开始的系统译介，也算对她百年诞辰的一份好的纪念。
　　阿伦特具有一种“让哲学充满生机并使它完成预定目标的能力，”耶鲁大学教授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10月4日对《纽约太阳报》说。她作为召集人，主持了前述“我们共和政体的呼号”研讨会。
　　不过，即便在西方，对阿伦特的误解也是长期存在的。正如前文所说，阿伦特难以为主流接纳，且多争议。
　　“你不能用左派或右派来给她归类，”多伦多大学教授贝纳尔（Ronald Beiner）说，阿伦特既非左，亦非右，“她飘荡在别处。”

美国将成为警察国家吗？
　　《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于1951年，此前，从没有任何一本著作，能以如此透彻的语言和完整的理论架构，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到极权主义的全部过程和手段。
　　《纽约时报》10月9日的报道说，阿伦特生前是非主流的哲学家，如今却更像我们时代的典型哲人。在她死后30余年，人们之所以还在如此谈论其重要性，是因为伊拉克和恐怖主义总是能与她笔下的主题——权力和暴力，以及无国家状态（statelessness）和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
　　美国会变成极权国家吗？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个荒诞的问题，但阿伦特的确有过这种担忧——她一度为麦卡锡会在1956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前景而焦虑。现在，左派知识分子旧事重提，以此警告人们当心布什的滥权。
　　更应警惕的是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所提出的“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一个纳粹体制内平平常常的小小官僚，没有理论热情，亦无明显的爱憎，这样的公文机器，却将数百万犹太人送入死亡的绝地。她的言下之意是，这平庸的大恶可以在任何一地生发。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名不断加强警察化进程，削弱公民个人权利的立法冲动，已经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引发了深刻担忧。
　　“我感到美国的共和政体正处在我所经历的最深重危机之中，”作家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对《纽约时报》说，“我们已经到了（极权主义）深渊的边缘。”

康慨
　　《卫报》今天刊出乔纳森·瓦茨（Jonathan Watts）发自北京的长篇访谈报道，以《审查者识破中国卖血丑闻小说背后的作家瞒天过海之术》（Censor sees through writer’s guile in tale of China’s blood-selling scandal）为题，介绍了阎连科及其《丁庄梦》（The Dream of Ding Village）。
　　《丁庄梦》乃其近作，也是禁作。（书店不得见，新浪网仍有全文。网络有点儿法外之地的意思。）
　　文章称阎“位居中国最伟大在世作家和最不留情的讽刺作家之列”（one of China’s greatest living authors and fiercest satirists），告诉了我们少有人知的阎的一些近况：禁令，与出版商的官司，以及羞耻：为自己做过的太多妥协而感到久居不去的羞耻。他本想靠先行的自我审查——把故事浓缩于一村，以及更加隐讳——来逃避命运。
　　 “这不是我最初想写的故事。”阎对《卫报》说，“我做了非常残酷的自我审查。我没有提到高层领导。我降低了级别。我本以为这自我审查完美无缺。”
　　但他失算了，落得个名财两空。书被禁掉，出版此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拒绝支付合同约定的预付版税。
　　更让阎痛苦的是变态的创作生活。“我最大的担心是，自我审查已经榨干了我的热情，磨平了我的锋芒。”他说。

　　举刀自宫，非人非鬼。阎连科的内心痛苦，每一个中国作家都不难体会。
　　他担心热情被榨干，锋芒被磨平。这也是我对他的担心。
　　我不可以批评他不够巧妙，不够圆滑，或者说白了，不够“文学”。与余华不同，他是中国少有的、真正的“当代作家”。他和我们一样清楚他自己力量的源泉何在。不过，这力量过去让他兴奋，现在则让他怀疑，也许还有畏惧。
　　今年初，我应约写作一篇阎连科的述评，动笔前曾连续多日，较为完整地阅读他的作品，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几部长篇。
　　我不愿意过多评论，任何对他作品的评论都将是政治评论。谈到阎连科，只论及文学是没有意义的。
　　我当时写道：“越来越多的人想在艺术中卸去我们的重负，阎连科却把别人主动放下的，被迫丢弃的，也背负在自己身上。而正是这些特质，将把他和未来的‘伟大作家’联系在一起。”
　　我说的对吗？
　　对阎连科不熟悉的朋友，请容许我推荐他的短篇《夏日落》(Google一下吧，不难找到全文)，这一篇我读得较早（大概十多年前），但印象最为深刻，它也让我在当年彻底记住了阎连科的名字。

康慨/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阎连科是现在中国文坛上少见的高产小说家之一。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一头一尾的文坛头条，全部为他所占据。年初，我们看到了他在广州某杂志上发表的一部中篇军营“爱情”小说，年底，则是以河南艾滋村为背景的《丁庄梦》。
　　他生于农村，创作之路又从军队开始，这样的作家，对重大的现实题材总是高度敏感，兴趣盎然。河南是他的老家，艾滋病在本省农村造成的苦痛，对他内心的触动可想而知，其中所饱含的死亡、苦难、无奈，甚至荒诞与隐喻，不仅与他对中国农民的理解和批判精神相合，也有极大的文学开拓空间。此外，这也是一个过去是创作禁区、而今足以制造轰动效应的领域。所以，艾滋村这个题目，阎连科是不会放过的。
　　阎连科不是书斋里的作家，但也不必就一定被钉死在大地上，成为传统的现实主义者。事实上，阎连科并不缺少现代技巧，甚至也不缺某些时尚的手法。比如，《丁庄梦》的叙事角度，以一个已死的12岁男孩展开。而死人开口说话，正是美国当下的一大流行。前几年一本极为畅销的《可爱的骨头》是这样开头的：“1973年12月6日，我被谋害时不过14岁。”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2005年的小说新作《救救溺水鱼》也让无所不知的死人从天上开口，以此结构全篇。再比如2004年开始热播的电视系列剧《绝望的主妇》，亦通篇借某天早晨举枪自杀的一位家庭主妇，来叙述整个社区的隐秘生活。
　　当然，比起1998年的《日光流年》，你既可以说两者是姊妹篇，也可以说《丁庄梦》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前者写的也是与不可理喻的死病抗争的农民——一种名叫“喉堵症”的绝症，咒语一般纠缠着三姓村，使“死亡哐当一下像瓦片样落到头上”。但“喉堵症”像萨拉马戈虚构的感染全民的“失明症”，艾滋病却是我们社会现实中的不可承受之轻。
　　我第一次读到阎连科的小说，是一个短中篇《夏日落》。它带给我不小的震动，因为以前从未见过如此描写军营的当代小说。一个因为人生苦闷和前途无望而盗枪自杀的17岁炊事兵，让即将在权力游戏中熬出头的连长和指导员双双陷入了困境，其中一位，只盼着逃出农村，“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起这一世人生了”，另一位，十几年前几乎战死在南线战场，现在却因为《中越联合公报》的发布，对战争的意义和军人的使命产生了怀疑。毫无疑问，这些突破对中国读者而言，绝对带来了初尝禁果般的快乐。
　　军营和农村是阎连科作品的两大题材。但是，军旅和乡土之间，往往只有环境上的不同，军人只是穿上了军装的农民。如他自己所说，他们“压根就不是军人，仅仅是户口写在军籍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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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阎连科生于河南嵩县农村，1976年高中毕业，两年后参军入伍，当了连队的文书。1979年，原武汉军区文化部在河南鸡公山办了一期小说创作学习班，阎被派去参加培训，期间写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天麻的故事》，发表在军区的《战斗报》上，得稿费八元。
　　像他小说里的那些底层农村兵一样，为了不回农村当支书，阎连科开始玩命写字，发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以写作改变命运”。然而，虽然他入伍三年，立了三个三等功，也入了党，但服役期满，仍不得不退伍，回乡种田。可是命运的改变，原也就在一线之间，半个月后，他忽又接到武汉军区要他回部队提干的通知，原因是军区某头头看了他创作的一个话剧，觉得这是个人才，指名要他留下。
　　阎连科自此在部队开始安心创作，后来又读了河南大学和解放军艺术学院。1986年，他在《昆仑》杂志上发表了第一个中篇《小村小河》，不久又在同一家杂志发表中篇《两程故里》。各方的好评使得1988年初，《昆仑》和《小说选刊》专门为他和另一位暂露头角的新秀毕淑敏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在会上，他们虽仍被称为“年轻业余作者”，但也赞扬了两人“带着自己的生活经验走向文坛。他们对变革中的现实极为敏感”。
　　这是阎连科获得文坛关注和承认的开始。此后，他玩命地写字，下笔如飞，十分高产，每年都发七、八个中篇。十年时间里，阎连科公开发表了49部中篇小说，总字数超过200万，同代作家中，如此高产，似无出其右者。“说的难听点，”阎连科有一次在接受采访时开玩笑说：“看的还没有写的快。”
　　1995年，在一片“文集”出版热中，五卷本的《阎连科文集》宣告面世。但他本人也承认，其中能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并不多，有些小说，是自己重复自己。这也是他始终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原因之一。
　　他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有意识地放慢写作的速度，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小说语言和结构的精细化之上。
　　这一阶段的阎连科，对农村兵生存状态和心理的反主流描写，对农民苦难生活和农村权力斗争的自觉批判态度，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然，对这样一个阎连科，只以“乡土”或“新乡土”派对他进行分类的评论界是有意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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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阎连科在《收获》杂志发表了五万余字的中篇《年月日》，随后被《小说选刊》等六家文学选刊同时转载。阎的河南老乡、同为军艺校友的作家柳建伟在《小说评论》撰写长文，盛赞《年月日》“标志着十余年来，盲目引进、借鉴、摹仿、抄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成果这一段历史的终结。”
　　“可以说，近十年来，再没有第二部作品能像《年月日》这样，把本土文学主要特征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重要特征同样表现到了完美的境地。”柳建伟写道，“一方面，它是一则中国方式写成的中国人的生存寓言；另一方面，它又是能与西方文学本世纪中心话语平等对话的近乎于完美的文本……实际上，在十年一个单元的时间刚过，阎连科就显示出他才是十年文学革命大赢家的面目。”
　　2004年，阎连科出版了《受活》，导致评论界再次将这一年称为“阎连科年”。这部大量运用豫西方言，在结构上更加现代的长篇小说，给评论家提供了一个多年未见，可以大书特书的文本对象，亦将阎连科的文学野心和追求暴露无疑，他在题记里写道：“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你离我再远些”，结果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小说中前所未有地结合起来了。《受活》的主人公是一位要集资购买列宁遗体，并建纪念堂发展旅游业的柳县长，由此上演的一幕幕荒唐喜剧，俨然就是我们光怪陆离的疯狂时代的寓言。《受活》获得的第三届老舍文学奖，也终于将阎连科送上了一线作家的高位。
　　2005年年底，《丁庄梦》先于内地在香港出版。BBC中文网的一位特约撰稿人，兴奋地看完全书，立刻撰文，且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感动这位作者的，也许是书中呈现出的道德勇气。这勇气是伟大作家所不可或缺，也是许多中国当代作家先天就具备的东西，但阎连科以一种更急切、更直接、更能为社会所知所感，因而也更具效果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而非简单的愤世、调侃、隔绝、诅咒或出逃。越来越多的人想在艺术中卸去我们的重负，阎连科却把别人主动放下的，被迫丢弃的，也背负在自己身上。而正是这些特质，将把他和未来的“伟大作家”联系在一起。

《火与文明》，[荷兰]约翰·古德斯布洛姆著，乔修峰译，宁一中审校，花城出版社，20006年9月，25元
康慨/刊于10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

　　南霸天将洪常青烧死在村头的大树上。为了理想，又一个革命者在现代的火刑柱上英勇献身。虽然作为一种处决仪式，火刑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常用，但1959年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烈火熊熊的这一幕，却正好切合了火刑在西方历史上的最大功用：惩罚和消灭异教的信徒。
　　1431年贞德受刑，在被烧至昏迷前，她一直呼喊着天堂。此前16年，康茨坦宗教会议下令，将已死31年的约翰·威克利夫神父的遗骨及其著述一并施以火刑。同一时期死在火刑柱上的还有捷克人胡斯和他的同志：布拉格的哲罗姆。此后的300年间，火刑在欧洲大为流行，至1834年才被正式废除。
　　约翰·古德斯布洛姆指出，将火刑施于异教徒的广泛运用，源于这样一种神学观点：火是一种“净化方式”，也是一种与地狱中遍布烈火的集体幻想有关的惩罚方式。他说，千百年来，火总是与恐惧和灾难联系在一起，现代人已经忘记了火怎样催生并推动着文明。
　　今年9月，这位74岁的荷兰学者携带刚刚出版的中文版《火与文明》，在北京发表演讲，我当时也在听众之列。他将矛头直指人类对火的忘恩负义：我们从火的身上受惠巨大，却反过头来，一直在不断将其妖魔化。
　　但是，不能说《火与文明》是为火正名之书。古德斯布洛姆精心梳理历史，从远古讲到现代，糅合宗教、经济、政治和科学的发展历程，只是想揭示这样一个复杂却迷人的观实：火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有着惊人的生产力，人类一直在努力控制火，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莫不与人类对火不断趋于精确的控制息息相关。
　　工业革命与蒸汽机联系在一起，而后者正是人类在控制火方面的一大进步。即使到了现代的工农业生产中，“燃烧过程依然起核心作用，但都转移到了特制的容器中……火焰的不稳定性被完全控制了。”
　　不过，这也使人类逐渐忽视了火。以汽车为例，其发动机是由高度协调和精确控制的燃烧过程来驱动，但“但钻进汽车，打开电打火，发动引擎，似乎不像是在用火，不像是在使用由火制成的产品……看不到有汽油在引擎中燃烧。”
　　我倒觉得，在这方面，汉语似乎要比此书撰写所用的英文，更接近某些现代工业产品的自然本质：火车、火轮、火箭、火枪和火炮，不是要比相应的英文词汇更突出火的作用吗？
　　古德斯布洛姆写道：“驾驭了火，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提高，变得更为强大；但对火的驾驭也增强了人类社会的破坏力，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加脆弱。”现代的儿童不断听到大人要他们远离火和提防火的警告，书中援引另一位学者的话指出，对现代人而言，火已经更像“一个社会现实，而非自然现实”。
　　一旦这种社会现实返归自然，人们往往大为吃惊。电视新闻里常见汽车在街道上自燃的报道，但事实是，那车早已点燃，所不同的只是火焰挣脱了禁锢。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驾驶巨型喷气客机，接连撞入纽约世贸双塔，燃起冲天巨焰，并将两座大楼烧至彻底倾覆。当全球亿万电视观众看到这一幕时，未必会有人想起，那两架飞机早在升空之前就已经开始“燃烧”了。
　　恐怖分子驾驭了火，释放了火，也利用了火。这是邪恶势力图谋摧毁文明，还是所谓“文明之间的冲突”？我只知道，此时，火再一次成为了武器。（图片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火烧洪常青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