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背景下的谋杀案
《我的名字叫红》，[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29元
康慨/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在《论摄影》一书中，苏珊·桑塔格论及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带给我们的困惑和愤怒。她写道，这是因为“在中国，拍摄照片总是一种仪式；它总要包括摆好姿势而且还必须要征得同意……拍摄对象总是正面对着照相机，处于中间，沐浴在静止的光线之中，而且是全景。”
正面和侧面，全景和局部，写意和写实，不仅是两种艺术观念的不同，也是东西方之间漫长文化冲突史上一个有趣却不无苦涩的事例。对我们的观念，安东尼奥尼显然缺乏那个时代必需的尊重，因而背离了主人的的善意，遭到批判不足为奇。在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同样的冲突则被浓缩为宫廷画师的谋杀案：一位接受了苏丹秘密委托的“细密画家”，被同行残忍地杀死。一位名叫“黑”的前画师回到阔别12年的伊斯坦布尔，准备协助主持这一秘密画册的“姨父”完成全书，同时寻找自己的爱情。然而，谋杀案再次发生。
伊斯坦布尔的象征意义历来勿庸置疑，在地理、历史、宗教与文化上，它都是东西方的分界线，也是独一无二的交汇点。15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感受到文艺复兴的强大压力，帝国的金币不仅因为威尼斯铸造的假币而贬值，伟大的细密画传统也受到了西方写实画风的威胁。
苏丹希望用异教徒的技法，描绘出东方一千年来的辉煌和伟大，以使威尼斯人心生敬畏而不敢东犯。他本人也意欲通过新的画法，将自己脸上的细节以完全写实的方式展现出来，并使自己的脸置于画面的前景和中央，那样，他便可以成为独一无二的君王。但如此一来，他将背弃传统的信仰，坠入异教徒膜拜偶像的陷井。保守的教士们声称，威尼斯人的透视画法是用街上“肮脏野狗的目光来看世界”：“用远景画法把一只马蝇和一座清真寺画得几乎同样大小——借口清真寺是远景——以此亵渎了我们的宗教……”
新技法的威胁和它引起的欲望和恐惧，正是谋杀的动机所在。“在我们的艺术世界里，意义胜于形式。”书中的“最后一位”细密画大师如是说，如果用“他们的风格绘画……意义的支配将会终结，而形式的统治就此开始。”
但文化渗透无处不在。关于风格和签名的探讨，让千百年来隐身于千篇一律的传统背后的画师们受到了个性表达的诱惑。当黑先生回到家乡，终于面对自己的梦中情人，一吐相思之苦时，他竟然说：“过去的十二年，如果我能拥有一张写实的肖像，描绘你秀丽无双的面容，或许就不会受这么多折磨。”
帕慕克是土耳其当代最具国际声望的作家，《我的名字叫红》亦曾为他赢得2003年的都柏林奖——这是世界上给予单本小说奖金最高的文学奖。此书不仅是一篇含意深邃，且意义重大的文化寓言，更是一部充满美感、技艺高超的文学精品。
帕慕克借由多种角度叙述，无论一具腐尸，还是凶手，亦或一匹纸上的马，一枚威尼斯金币，甚至一种颜色（如本书的书名“我的名字叫红”），都开了口，讲了话。而历史小说的绚丽背景，哲学推理小说的美妙外形——不难从中看到艾柯和卡尔维诺的影子，带来引人入胜，悬念丛生的阅读体验。结合我们自己对西方文化的复杂接受史，再望向弥漫着所谓“文明的冲突”的当下世界，相信我们一定会由此书得到更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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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说几句
读沈志兴译中文版《我的名字叫红》，还是很喜欢，开始一两章觉得与英译本有距离（语境上的距离），是两个文本，后来又被带进故事里去，就不觉得了，也读了多半本。
中译很好，吹毛求疵的话，有为数不多的错译，如“塔哈玛斯普沙皇”，应该是“沙阿”（Shah），实在不行，“波斯王塔哈玛斯普”也可。
中文版的封面显得大单薄了。相反，几种英译本都用了古画，十分绚丽。我2003年买的这一本，是Vintage在美国出的平装本，14.95美元，外文书店卖人民币124块。陆陆续续，一年多才读完，因为是好东西，实在舍不得像吃方便面似的，一下子囫囵个精光。
两周前有机会见沈先生一面，不巧赶上半年来工作最忙乱的一天。错过了，非常遗憾。
帕慕克的书还会继续在中国出版。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