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me Ishmael

　　“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马拉雅山, 峰峰相连到天边……”上中学的时候听张明敏唱这首歌，名《中华民族》，有人告诉我这是反动歌曲，我好生奇怪。多年后听到邓丽君的这个版本，才恍然大悟。歌曲原名《中华民国颂》，当年在大陆流行的版本，除歌名外，也将歌词中所有的“中华民国”，统统改成了“中华民族”。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
　　经得起考验，
　　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
　　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听上面原词，不免要起一身鸡皮疙瘩。中华民国不过九十来年，万世太久，如今落得个只争朝夕，反不如我们的修正版：“中华民族，千秋万世，直到永远”，既少了意识形态色彩，又更具历史之合理性。
　　当年的反动歌曲，现在进步成了寄托着此岸希望的反独歌曲。连宋选战落败，凄风苦雨中静坐高歌，正是此曲。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红绿蓝苦斗难解，青山虽变色，黄河万古流。

康慨/刊于《解放日报》

　　最近几年，我去过球场吗——哪怕手里有赠票？我看过电视直播的甲A或如今的中超比赛吗——哪怕最无聊的夜晚？我还数得出国家队的队员吗？或者，我还看报纸的国内足球版吗？再或者，到了周一，我还向同事打听昨天的比分和排名吗？——省省吧，现在，就连身边最阳刚的汉子也在谈论着超级女生。
　　如果对这些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我算真正的中国球迷吗？
　　我不算。
　　我不是真正的球迷，我连真正的电视球迷或文字球迷也不是了。
　　我曾经以为我是。从1982年开始，经历前半生的各个阶段，我在祖国各地，在任何恶劣的场合，以各种姿势看过球赛的直播——从青海遍布臭虫的乡村旅店，到几十人拥着一台大学宿舍里的迷你黑白电视，躺着，站着，被人挤在墙上，甚至骑在我叔叔的脖子上；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谈论过足球，无论是的哥、狱警、大学的教授，还是对面卧铺上一个脚臭的令人窒息的皮包商人；出于惋惜或恨铁不成钢的悲愤，我骂娘，我诅咒，我摔过各种东西，从不同品牌的啤酒瓶到别人的饭盆；我忍受耳边山呼海啸的口号，从语源暧昧的“雄起”到令人厌恶的京骂；我组织业余比赛，司职右边后卫，带球狂奔八十余米，被人逼出底线，然后倒地狂喘不起；我大义灭亲，以蛮力抢得遥控，把恨不得跳楼的娘子赶去楼上大妈家看大结局……
　　对一个球迷来说，这些最起码的行为准则，我身体力行地遵守了二十年。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做不到了。
　　现在，我宁愿躺在沙发上，偶尔从英文小说上抬起头，透过眼镜片上方看看莎拉波娃模糊的美腿；从业余比赛中退役后，我从事的体育运动只剩下早晚在小区里遛遛狗；娘子在看百集韩剧的时候，也有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可以放心投入地落泪。我也为只生了一个女儿而庆幸，这样，她不必因黑哨问题过早地愤世，或是因层出不穷的球员嫖娼群殴赌波放水的丑闻，去效仿而学坏。我更不必带她去工体，回来染上满口京骂——我姥姥生前说，那样公开骂人是要长口疮的。
　　不过现在，即便生了儿子，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国家队去不了世界杯（现在还有国家队吗），联赛也成为即使看客也羞于启齿的大笑话。“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已变为“足球要从娃娃防起”，为了保护下一代，一切生了儿子的父母，可谓赶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所以，要感谢甲A，感谢中超，感谢裁判，感谢足协。
　　还要感谢足球媒体。不久前，有位在世界杯上出任中国队正选门将的球员爆出强奸吧女的丑闻，一份号称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体育专业报纸，竟在头版的大字标题下，刊印大幅照片，内容是该名球员正在草皮上进行俯卧撑运动。在猥亵之外，足球媒体小报式丑陋文风和起哄者态度的泛滥亦可见一斑。比赛失去了观众的信任，不争气的球员被人厌弃，教练和足协的官员每天都被公开嘲笑，一切技术问题都被上纲到道德问题，媒体报道的新闻意义正在流失，取而代之的是解构、嘲弄（或是自嘲）和起哄，这是一种类似自杀式炸弹客的离奇角色。如果这样的状况得不到改变，这样的联赛不如让它停办，这样的中超不如让它毁灭。
　　那么，我不爱足球了吗？错。我很爱足球。我仍然起早贪黑看直播——欧洲杯、美洲杯、英超、西甲、冠军联赛——这是一种与世无争、在深夜独享的隐密爱好；我会在曼海姆跟一帮德国佬侃施拉普纳；我会跟西班牙司机一路上较劲儿——他是皇马，我是巴萨；我把BBC Sports的网站链接放进了“我的最爱”。外国人不知道中超，我可以装不知道。
　　我不爱国吗？更错。我非常非常爱国，我只是觉得中超很不可爱，或者说，爱中超很丢脸。离开联赛的球员我都爱，我因此爱曼城，有曼联的比赛也不会换台，因为孙继海在那儿，哪怕他打替补，哪怕他被人压断了腿躺在家里。
　　有人说，你不是球迷，你追星。我说，拉倒吧，追超级女生的那帮人才叫追星呢，我还差得远。我就是看看球，远远的。足球这玩意儿，近不得。

　　今天发现《世纪中国》已无法登录。继而看到BBC刊出消息，方知它已被关闭。
　　它已在前天发布《重要通知》称：“接管理部门的通知，从即日起将关闭世纪中国网站和系列论坛。”
　　非常惋惜。这是个少有的、高质量的、有理想有抱负的网络杂志，六年来我从中获益良多。我不关心其立场是左还是右，无论如何，它让我读到很多好的文章。所以默哀并道谢。
　　它另有主编告别致辞，转引若干如下：

　　现在是2006年7月25日的21点45分。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网站关闭的确切时间——因为没有人愿意执行“自行关闭”。是的，没有人愿意将一次“枪毙”事件装扮的像一场“自杀”那样“体面”。现在，我们等待下达指令的人来亲自执行枪决！
　　……
　　在六年之中，虽然我们历经无数外人所不知的艰辛困苦，我们学习在坚持中妥协，在妥协中坚持，曾渡过了许多危机的关头。但今天，仍然劫数难逃。

《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余世存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28元
康慨/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断章是作者所为，取义则要靠读者。至少从形式上来看，在当前的出版物中，《非常道》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形式，也许远较其内容更令人震惊。尤其是本书年轻的作者（或如他自己所定义的，仅仅是编者）平素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多是刀笔文章中的愤世嫉俗。
　　现在，面对读者，他完全是一种不合作的绝决态度，冷漠地不置一辞，除了提供一个姓名，便完全隐身书外。没有序跋，没有脚注，没有索引，没有“我认为”，亦无“太史公曰”。
　　以当前的写作风气，这称得上是一种伟大的节制。然而，这种节制的美德，其外在的表现却是黑色的，悲观的，内里则仍然是冲动的，急切的。书中的一段段文字，仿佛不经意间信手拈来，互不粘连，却平白的让人惶恐。倘与读者有了默契，则这默契尤为令人痛苦。
　　他宁愿要这种冷漠，也不要虚言和妄谈，甚至拒绝加上一篇前言或后记，宁愿让本书以一种看上去颇为怪异的面貌出现，也不愿为它下一个定义，说明自已的标准和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任何来自本书“制作者”的评论，都不得不做出某种程度上的妥协、曲解，或是遮掩。
　　倘以约翰·穆勒所言：“在这个时代，仅仅是不顺从的事例，仅仅是拒绝向习惯屈服，本身也成了一种贡献，”则本书确可值得赞扬。
　　《非常道》第九章“意志”题下，述及“成舍我从事新闻业80年，他去世前一年，因病住进了医院，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说话，他每天仍挣扎着手书‘我要说话’四个字”。
　　有关此事之记录，仅此而已。
　　又如第二十四章“神伤”题下，记述“安娜晚年拒绝见郭沫若，她谈到自己时说，‘我这一辈子生活的像是一只野狗。’”
　　全书即由此类短章片断结集而成，尽管出版者在封底将它定义为《世说新语》的形式，加上历史人物“奇闻逸事”的选材，但无论是《世说新语》，还是奇闻逸事，都与本书的实际面貌相去甚远。
　　1840年以降的中国历史，奇闻逸事的确不比《世说新语》那个年代少，但恐怕沉重多过轻松，伤痛多过嬉闹，愚昧多过狂放。
　　《世说新语》重性情，《非常道》重境遇；前者远古，而后者所述，仍然铬印于中国人的记忆深处。两者亦不可比。
　　再看书中故事，虽脱于历史，确非虚构，但多为片言只语，举手投足。而历史一旦被断章，成为残片，抽离了历史背景和因果关系，便往往成了寓言。所以我想，《非常道》不该被读作历史。故事的寓言意义早已大过历史的真实。
　　这些故事本身是无法引用的，因为它们经过了精心的剪裁，也没有标明出处；它们也是不可以被单独评判的，因为寓言的意义不在文本。
　　正因为如此，任何将本书作者归入历史学家，或历史叙述者之列的判断都是错误的。我以为，将他视作寓言家或许更为合适。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史著行文，每每有感言插入。他在《极端的年代》里写到今人的健忘：“社会的确需要史学家，唯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国民同胞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
　　但社会又何尝不需要寓言家。寓言家所长，不在记事，而是将单一的事实变得更为开放。拉封丹说过：“一个寓言，可分为身体和灵魂两部分：所述的故事好比身体，所给予我们的教训是灵魂。”
　　读《非常道》之断章，取义若此，则得其灵魂矣。

Queen and Cuckoo

　　瑞典王后西尔维亚20日访问专为服刑人员子女所设的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当天我带康布谷同学驱车数十公里前往，意图使她在此有所感悟。
　　我守在一处新建的儿童心理治疗室前，等候为王后陛下剪彩拍照。康布谷同学则被工作人员排入孩子们中间，列队鼓掌。
　　仪式毕，王后陛下转往他处参观，途中突然停下与孩子们合影，一片混乱中拍下此照。
　　村中设施简陋，但不失整洁，孩子们虽无愁容，但亦无城中儿童的眼光灵动。我本来要采访王后陛下赠书并为孩子们朗读的活动，但计划缩短，在为孩子们分发完生日蛋糕并简短致辞后，王后陛下即登车离去。我的报道怎么写呢？
　　同行们一如即往，将王后团团围住，拥挤，践踏，被使馆人员拦阻，被中方保镖喝斥和推搡。康布谷同学在远处，眼见一张张椅子东倒西歪，落满泥土的脚印。
　　只有瑞典一家电视台找来翻译，采访了村中儿童。只有在这一刻，孩子们脱离了道具的功用。

康布谷同学看到这里，哇哇大哭。
最上面一幅是叔叔被处决的报纸，最下面是她的马克思上帝来安慰她，她让马克思滚蛋。
这一页取自法文版。我本来想用这四本书学法语来着，终未进行下去。再说吧。

康慨/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我在伊朗长大》（共四册），[伊朗]玛赞·莎塔碧著，马爱农、左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

　　感谢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和马吉德·马吉迪这样的电影大师，让我们不再对当代的伊朗一无所知。不过，银幕所展现的尽管也是有血有肉的具象生活，却仍然是乡村的，边远的，有时也许是极为隐晦的。而城市的，知识分子的，尤其是女性的生活状况，则仍然晦莫如深。1979年革命之后，外界通常以为，这个文明古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不复存在，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分子和急于求成的核技术工程师们成了我们唯一的想象。
　　玛赞·莎塔碧的《我在伊朗长大》或可扭转这一印象，这些黑白的方格漫画，恰如流动的电影画面，叙述着近三十年来德黑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悲欢离聚。
　　此书先以法语在巴黎出版，与同期在美国上市的另一本《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一起，轰动世界。后者是一位伊朗女教师关于阅读禁书经历的回忆录。在西方媒体对伊朗多年妖魔化报道的背后，我们终于有机会看到政治对抗大幕下一种典型的双重生活。那也许是不为外界所知的，却每天都在发生和继续。
　　《我在伊朗长大》也是自传体的。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大动荡之中，巴列维国王极权统治下的伊朗也不例外，街头示威和相随而来的屠杀日复一日。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国王。那一年玛赞九岁，少女时代在面纱的后面开始了。
　　《我在伊朗长大》共四本，分别以《面纱》、《安息日》、《流落奥地利》和《回家》为题。前两本叙述玛赞一家在革命后和两伊战争期间的遭遇，此后则是她本人为避战祸，十四岁那年孤身前往奥地利求学，四年后经历幻灭，万念俱灰时回到祖国，结婚又离婚，最后再度告别父母，怀一颗成熟与勇敢的心，赴欧洲求生。
　　《面纱》这一本描写了很多酷刑，忆及玛赞家族中很多身为共产主义者的前辈。她自已在幼年时代，同样对身边不公平的等级制度感到愤怒。在那一阶段的幻想中，白须白发的马克思总是以上帝的形象出现。到了奥地利以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点燃了她的叛逆性格。她先在一处修女管理的宿舍里寄宿，认识到“在每一种宗教里，你都能发现同样的极端主义者。”她努力寻找不仅仅是作为女性的，同时也是作为伊朗人的尊严。从最初拼命想与欧洲同化，不惜背叛自已的文化和出身，到最后大声喊出：“我是伊朗人，而且为此感到自豪！”期间痛苦的迷失，加诸于十几岁的少女，未免太过沉重。
　　她再回伊朗时，不得不重新穿回面纱，虽考上美术学校，却不断因言行叛逆而惹祸上身——头巾短了，裤子紧了，抹了口红，公然和男同学在街上走，或是那种地下生活——在家里偷偷地开Party，这些出格的行为不仅会遭到道德委员会的训诫，还会把革命卫队招上门，以至于一次次被关进监狱。
　　我的女儿也九岁了，看此书到中途，竟然在电梯上哇哇大哭，因为玛赞的阿努什叔叔被当作苏联间谍处决了。书中的很多事情，对她而言未免残酷。但我该阻止她吗？我不是一直希望，她将来能成为勇敢的，自强的，热爱生活，懂得节制，且不依附任何人的女性吗？
　　读此书时，她也会笑。是的，你我都会不时会心一笑。玛赞·莎塔碧有足够的幽默，也有同样多的宽怀，化解你对这本天才之作的怀疑——无论是关于政治企图，还是女权主义或宗教叛逆。没有，她只是在讲自己的故事，以漫画这种通灵的方式。

　　我坐在无轨电车上做梦
　　梦见在教书的农村收割
　　那一年的生产没有收获

　　我们在草原上赶夜路
　　躺在铁轨上唱歌
　　火车从头顶飞过
　　那一年的爱情没有收获

　　后来一个鬼魂追我
　　我搭上了别人的灵车
　　在天国的医院躺着
　　等着有人过来，给我草草缝合

　　我梦见自己死后的复活
　　有房子，有金币，有名气
　　开着比邻居更好的车
　　我的女儿大了，美丽活泼

　　而我呢？
　　只想躺在妈妈怀里
　　听她唱早年的情歌

　　康慨  November 20, 1997 / Peking

康慨 / 刊于《创意》杂志（上海）
　　
　　我小的时候，家属院里有个叫潘文东的孩子，是我们院所有小孩儿的羡慕对象，这是因为他爸是个货车司机，经常跑长途搞运输，一年中差不多有一多半的时间都不在家里。由于一部革命电影的缘故，我们都叫他冬子，而且那电影里的潘冬子他爸也是常年不着家，在外头搞革命。我们院的冬子也老说他爸革命去了，这倒不是虚言，那年月不是有一阵子流行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吗？冬子他妈不大管他，因此他是院里最自由自在的孩子。
　　电影里冬子他爸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我要讲的这个冬子也不例外，只不过每次他爸回家的第二天，我们再见到冬子的时候，他身上总是带着伤，虽然手里一定会拿着足以向我们炫耀的新奇玩具。
　　我后来想冬子其实从来没恨过他爸，尽管他爸每回都会狠狠揍他，但那时候谁家的男孩子没挨过揍呢？大人都说冬子这孩子没记性，这话的意思其实跟狗改不了吃屎差不多，我现在认为那是说冬子从来没跟他爸记过仇，即便是在他爸还活着的时候。
　　那时候我一度也特别盼望我爸能经常出差，哪怕他每次回来，都像冬子爸那样抄起用锹把就打我都成。但后来我不再那样想了，原因倒不是因为我长大了懂事儿了，而是冬子他爸死后他们家发生的很多变化让我打消了那种念头。
　　冬子小学还没毕业，他爸就在外地出车祸死了。冬子逃学越来越厉害，她妈也开始打他，但是已经打不过他了，后来就成天跑到学校里又哭又闹，时间长了，老师都很烦她，索性找了个借口把冬子给开除了。没过多久，冬子在外头打群架，把外校一个孩子捅成了重伤，他自己也被判了重刑，关在黑龙江什么地方，她妈索性也跟过去，很多年都没有消息。
　　再次讲出这段回忆，完全是因为一提到父亲，我首先就会想到冬子的故事，也许我是想说父亲对一个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成长当中不可替代的意义。他爸死之前，也是常年见不着人，但是死去了跟见不着却完全不同。我妻子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岳母在险恶的政治和生活环境中将她带大，但是与我所知的那些从小没爹的男孩子们相比，她因此所受到的影响似乎要小许多。
　　我在上大学之前从没真正离开过父母，一举一动都在父亲的保护下。但我相信，对家庭和父权的叛逆是所有男孩子必然要经历的成长过程，因为我也如此，或者说是“我们曾经需要如此”。就我这个年纪的男性来说，这过程也许是这样开始的：我们会感到更需要一个英雄般的父亲，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好的童话故事总是把主人公放在一个孤儿，至少也是从小寄养在姑母或外婆家里的境地之缘故，这样能给小读者一个能够创造足够高大的好父亲的空间。
　　我不是冬子，因此没有可能去幻想一个革命的英雄父亲，那时我心目中的偶像是朱赫来，我一度热切地盼望这样一个人物的出现，教给我关于人生的一切真知灼见。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对父亲的背叛，两年前我看了路学长的电影《长大成人》后，才在某些情节里找到十分的认同感。我没有影片中的周青那么幸运，找不到田壮壮那么酷的朱赫来，所以我的那一段童年就在虚妄的幻想中平淡无奇地过去了。
　　我的成大长人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世风渐变，保尔·柯察金的小人书也不知道丢哪儿了，上初中时却看了另一部伟大的著作：马里奥·普佐的《教父》，终于自认为在老唐·科利奥尼那儿找到了父亲不能一字一句教给我的做人原则。经过了混乱无序的青春期后，我总算没搞出什么大乱子，糊里糊涂地考上了大学。父亲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把我送上火车，我们之间的隔阂这下终于有了空间上的意义。头一个学期我还写过几封爸爸你好的标准家信，后来我爸就只能在晚上熄灯前把电话打到宿舍楼的传达室才能找到我了。线路不好，我听着他在电话听筒里传来的若隐若现的声音，大有一种两个世界的感觉，那时我生活在卡夫卡的世界里，迷乱而不自知。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他所有的一切，正常的或是病态的，甚至我们的姓氏字首，生日，血型以及日记里的插图都如此一致。我于是相信自己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来源于父亲，在那种臆想里，父亲，儿子，竟是如此不堪重负的词汇。童年生活中他对我的一切不好，我都搜肠刮肚地想出来，然后轻易地放大成重大的哲学问题。
　　我这里讲的不能用迷失来形容，我永远不会背弃卡夫卡，那不仅是我个人历史的一个阶段，更重要的是，他使我前所未有地通过另一个人看清自己的灵魂，使我能在日后渡过虚妄的大河，重新在生活中发现爱的价值和意义。毕业后我远走海南，在无尽的喧嚣中，空间上的大跨度也逐渐有了感情上的意义。又过了四年，经营失败后我回到北京，并带着怀孕的妻子第一次回内蒙老家，第一次与父亲喝白酒，结果双双大醉，相抱着大哭一场。
　　1999年最后一天的早晨，在加了一个夜班后，我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昏沉沉睡去。然后我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我梦见丢了自己的女儿。我梦见自己到处找她，在公共汽车和商场里哭着向人问这问那。我边睡边哭，不能从身体的倦怠中苏醒，醒来后脸上全是眼泪。这是我有过的最伤心无助的梦。我在其中的情状，就像曾在一间商场宽阔的店堂里，我的小女儿突然发现我不在身边，惊惧地大哭起来一样。那一年的最后一日，我的精神状态始终不能从那梦境得到恢复。
　　伟大的蒙田曾在一篇论述父子情的文章里引用别人的话写道：
　　那时他与年轻妻子结合，高高兴兴生儿育女，他当父亲，当丈夫，丧失了昔日的勇气。

公路上的朝圣者。远景是新建的铁路大桥 / Getty

　　今天，火车将载运着成千的游客，从北京进西藏。这样的运输和涌入，从此将每天发生。
　　十五年前，我乘火车、汽车，加上步行，去了西藏。那是我唯一的一次藏区之行。
　　十五年后，我不知那里是什么样子了，我在拉萨的朋友们也久已失去联络。
　　再过十五年，将更加无法想象。

　　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到达格尔木，听说西藏的戒严尚未解除，很多人受阻在此。
　　我去了长途汽车站，已打算绕行新疆。但运气好，上级部门通知，戒严结束了。我顺利买到第二天开往拉萨的车票。

　　那次旅行，对我影响重大，大概使我过早衰老，或未老先衰。王力雄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藏民族追求的是快乐和轻松，而不是把自己当成工作的奴隶，这更接近生活的本质。”他们内心里回避竞争，但现代社会要因此而改造或抛弃他们了。

　　很多人在谈论青藏铁路对藏区自然生态的影响，我却对那里的文化生态感到担忧。
　　我的西藏深藏在心底。它可能即将不复存在，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它是我一处精神上的逃亡之地，亦锻造出我的许多诗歌。它也是我精神上的脆弱之地，我不愿意人家说它坏，甚至也不喜欢别人说它好——我担心它会被垂涎者野蛮地夺去。有一次，听到某位朋友奢谈青海湖的美丽与壮阔后，我脱口反问：你知道青海湖边到处都是死婴吗？

　　附诗一首，写于九七年四月八日，北京。

　　我爱草原，我爱西藏

　　你这个白衣的外乡人啊
　　──民歌

　　1

　　风声像鼓声，拥着火焰之舞
　　落日掠过都兰的大路
　　我从未看过的美景

　　穿过黄昏高原的悲凉
　　我只知道向西而没有左右
　　像去寻找一生的幸福

　　想到幸福我就温暖
　　就要歌唱，歌唱如火的夕阳
　　它给我镀上周身的荣光

　　2

　　少女的格桑央宗啊
　　父母如此担心你的美貌
　　当你坐在草地深处的古城墙上
　　看顾着自家的群羊，谁能看见
　　你从温暖的午睡轻轻起飞
　　飞向众神休憩的大湖
　　聆听他们的仙乐呢？

　　我是一个从下面来的汉人
　　除了为你而作的献诗
　　我没有别的好礼物

　　3

　　湖水的浩大与深蓝
　　足以将整个草原的花香埋葬
　　水中的飞鸟紧随我的影子
　　从黑马河到安多，就像影子的影子一样

　　曾经，我像她群羊中的一只
　　温柔而且无力，那夕阳中的花香
　　足以把我埋葬，那幸福深处的忧伤
　　就像曾经的天堂午夜的光亮

　　所有的好词语，唯一的好姑娘
　　所有的好地方，唯一的好故乡
　　我要幸福，也要忧伤
　　我爱草原，我爱西藏

　　April 8,1997/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