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少女日记
康慨 / 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红色少女日记》，张新蚕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49.80元
此乃旧文。刚才复信，谈到红卫兵日记，想起此文。
文章刊出后，意外接到此书作者辗转打来的电话，问我是不是不喜欢此书，我不知如何作答。其实，电话中听得出来，那是一位很好的女士。
“毛主席他老人家是多么热爱人民关心人民呀，当我们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他老人家却说人民万岁！他老人家多么谦逊啊！”
上述文字不是出自后现代小说，而是一个少女的日记，时间是1966年7月28日。日记的主人叫张新蚕，时年14岁，是吉林省四平市一个干部家庭的孩子。从14岁到18岁，也就是从1966年到1971年的五年间，张新蚕记下了相对完整的日记，并保存至今，公开出版。
这五年，对中国历史来说，是不堪回首的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大串连，武斗，下乡插队；对一个少女来说，本该是用“花季”二字形容的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美好时期，然而，这段时间却绝非张新蚕的花季──至少从日记中看不到，从头至尾，它记录的只是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学校、家庭、乡村里无处不在的政治斗争，以及时刻不会忘记的对自我的强迫性的教育和改造。
日记本来是最个人化，最具私密性的文体（当然也有日记是专门写给别人看的），但在这本日记中，是看不到什么“绝对隐私”的，读者潜意识里的窥探欲断然得不到满足。我们看到了太多红色的而不是粉红的──少女的东西，尽管全书是以花花绿绿的彩纸印成。除了空泛的解放全世界人民的信念，我们看不到她对自己未来的憧憬，看不到她的成长，看不到她对爱情的渴望，以及由此而来的烦恼。
北大的张颐武教授等人在本书的序言中大力推崇其“真实”，甚至把它和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的日记相提并论。然而，必须看到，这种“真实”仅仅是对一个巨大的虚妄所做的简单而片面的记录。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的自我表白往往令人难辨真伪——你不能仅仅因为某些话出自说话人的真心，就断言他的言辞合乎事实。正如日后人们所了解的那样，当整个社会都被无数谎言所严密包裹，当政治的力量以纯洁道德的名义，深入到个人最隐秘的角落，真实的自我将再无容身之地。我们从中看不到“我”，而只是一个以“我”的面目出现的“她”。
这是一个既幼稚又世故的少女，她已经学会了怎样欲言又止，已经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即使面对的是自己的日记本。当然，由于雷锋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无处不在的强大影响，这样写日记的方式在当年甚为流行，政治挂帅，集体至上，上纲上线，以及无处不在，近乎苛刻的自我批评，正是当年的青少年日记八股文的最大特点。有时你会感到，读这些文字的感觉正像今天重看样板戏一样——在新世纪的年青人眼中，说不定真有文革如戏的感觉。
日记中还是偶尔有些令人动容的记录。下面这段记于1967年1月23日：
今天上午我带领5个小伙伴从外县雄纠纠气昂昂地返回了四平市。当走到离地委大院不远的一条大街的时候，我看见几十名干部正戴着高帽游街，不远处还有一群孩子在向他们投掷石块，还有人挥动扫帚不停地抽打他们的头，迫使他们不得不弯下腰来躲闪。忽然，我发现了母亲也在其中。她的脖子上挂满了鞋子、袜子和抹布，头顶上还拖着一根长长的一直到地的白布条，上面写着“母老虎”、“母夜叉”等肮脏的字眼……
见状，我的心仿佛被一粒子弹击中。我惊呆了，痴呆了……
这是整本日记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幕，与托尔斯泰所说完全相反，在那个时代，不幸的家庭似乎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样的段落在日记中实在太少了。
我们当然不能以今人对文革的结论去苛求一个十几岁的少女，随着年龄渐老，我们这些正在或已经堕入回忆的人，都是那个时代的当事者，无论身心，都有着相似的遗产。在这15万字的日记中，红色少女只是我们共有的那段记忆的一个缩影，而她本人始终面目模糊，就像书中印刷糟糕的那些照片一样。几乎就在我合上这本书的一瞬间，她便立刻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留下来的，还是那个黑洞──文革就像一个黑洞，它吞噬掉一切，个性，春情，欲望，冤魂，甚至记忆。
这本书也有几个古怪之处，首先，张颐武先生的点评非常罕有地直接混排在正文中，不仅有些蛇足，而且往往非常粗暴（请原谅我使用这个词）地打断阅读。其次，过分张扬的包装再一次反映出目前以时尚异化历史的潮流，在这股潮流中，对“史无前例”的回忆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也许是无奈的审美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