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很不喜欢我的批评
《南都周刊》近期采访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谈及我此前刊于《新京报》的文章，摘录如下：
南都周刊：近日，《新京报》发表一篇题为“一个危险的价值信号”的文章，作者认为“《易中天品三国》之书稿‘无底价竞拍’的轰轰烈烈，让我感到大大不快。事实上，在这一事件中受到要挟的不独整个出版界，也许还有学术界。在出版社被强力推向市场的混乱转型期，易中天带来了一个危险的价值信号，或将使严肃的学术出版面临更大的难题”，你怎样应对这样的责难？
易中天：这是典型的危言耸听和似是而非！媒体就喜欢这个吧？实际上，所谓“学术著作”的出版不是太艰难，而是太容易。某些人凭借行政权力或学霸地位，可以不断利用纳税人的钱来出版他们的文字垃圾，请问这话怎么说？我不否认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出版困难。但这应该是政府来管的事，我“一介草民”管不了，那位先生还是找政府说去吧！
南都周刊：这篇文章还说道：“易中天讲过收视率下降便下课云云，敬业精神固然可敬，雇员心态也一目了然。”你认为自己是一种雇员心态吗？
易中天：雇员？谁的雇员？如果是央视的，那“薪水”未免少了一点。如果是观众的，你不觉得“为人民服务”很好吗？现在，国内的大专院校都已经实行了聘任制，许多科研机构都根据课题费来定收入，不也是雇员吗？市场经济条件下，雇员何其多也，请问凭什么看不起雇员？请那位先生检讨一下自己的心态吧！
南都周刊：这篇文章又说：“他(指易中天)充其量是在娱人子弟。须知娱乐之功能，乃商业社会电视媒体的第一要务，再辅以互联网‘哄客社会’(朱大可语)的推波助谰，造就出一个又一个电子媒体时代的暴发户。”学术在电子媒体时代，在娱乐化的大众狂欢时代，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出路和位置？
易中天：我的看法是各就各位，各得其所，没有必要强求一律。你完全可以坚守书斋，不看电视不上网，没人强迫你。但可以肯定的是，总会有人也必须有人来实现三个对接，即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与大众的对接，学术与传媒的对接。传媒化不等于娱乐化。认为学术一旦与传媒接触就一定会娱乐化，恐怕未免杞人忧天，或者欲加之罪。没错，娱乐功能可能是“商业社会电视媒体的第一要务”(其实也可能不是)。但是，第一，我们现在还不是或不完全是一个“商业社会”；第二，我们的电视媒体也还不是纯粹的“商业电视媒体”；第三，就算是，那么，除了“第一要务”外，也还有“第二要务”、“第三要务”吧！难道所有电视台的所有节目都是娱乐节目，或者都是娱乐化的？“新闻联播”就不是，“焦点访谈”也不是，那你凭什么说“百家讲坛”就一定是？没道理吧！其实，即便是“商业社会”，也并非所有的电视传媒都把娱乐功能看做第一要务，也要看是哪个台哪个频道呢！看来，以一个想当然的概念或说法做前提，是推导不出正确结论的。
我那篇文章的原文附在下面：
易中天：一个危险的价值信号
康慨
刊于5月30日《新京报》
《易中天品三国》之书稿“无底价竞拍”的轰轰烈烈，让我感到大大不快。事实上，在这一事件中受到要挟的不独整个出版界，也许还有学术界。在出版社被强力推向市场的混乱转型期，易中天带来了一个危险的价值信号，或将使严肃的学术出版面临更大的难题。
读者诸君也许已经注意到，最近一年来，大量通俗化、甚至庸俗化的史学图书已经令人目不暇接。中国的学术出版环境本来就不好，没有专业的学术出版社，更没有真正的大学出版社——多数的大学社只是校办企业，更多地承担起了赢利使命。倘若再以易中天为榜样，要求学者进行迎合市场的包装革命和取悦大众的文体革命，学术出版便难免不被逼入死路。
我不能说易中天本人是否该对此负责，事实上，他个人得到再多名利，亦不过是一个庞大利益食堂推出的招牌点心。在他区区百万版税的背后，是高达数千万的广告收入和图书码洋。易中天讲过收视率下降便下课云云，敬业精神固然可敬，雇员心态也一目了然。
蒙田说过一句话，所论虽数百年前的旧事，但大意不错：“经常是一些平庸之辈，仅仅是会舞文弄墨而被选中编写历史，仿佛我们从历史中要学的是写文章；他们也有道理，既然他们是为这件事而被雇佣的，出卖的是他们的嘴皮子，主要也操心在那个方面了。”
我也不想说易中天有用或无用，有害或无害，或者是否误人子弟——他充其量是在娱人子弟。须知娱乐之功能，乃商业社会电视媒体的第一要务，再辅以互联网“哄客社会”（朱大可语）的推波助谰，造就出一个又一个电子媒体时代的暴发户。
流传甚广的“嫁人要嫁易中天”，又是一句何其登峰造极的反讽。
我不反对学术与电视合作，尤其是在当下学界日益自闭，对社会影响力极度低微的今天。但我不喜欢过度夸大电视在学术传播上的作用，更反对学者主动迎凑，惟收视率之首是瞻。在过度炒作和铺张式表演的背后，从来都是过度的贪欲。
我也不反对“亲民”的学者，但这要与政治家的亲民有所区别，后者不仅要在举止上亲民，更应在政策上亲民。学者却总该保持自己起码的学术准则。在学术态度上亲民亲到“大众情人”的地步，不是媚俗又是什么？
我读过易中天的《读城记》，感觉尚好，但不喜欢《帝国的惆怅》，窃以为此书有咀嚼，没有消化；有知识，没有见解；有皮囊，没有风骨；有简单快感而没有思考，仍不脱易拉罐和方便面文化的主要特征，不过多贴了“学者制造”的金字标签。
这便是我们的时代——对无意义的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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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上的中国“公众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