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葬，但没有被遗忘
康慨
《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月，38元
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八十年代虽历历在目，却恍如隔世，近几年更成为知识界追怀或反思的对象。这本访谈录适时出版，约谈十一人，多为时代弄潮儿：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和田壮壮。
那一代人特征鲜明，虽有“重归理性”的旗帜，但即将被埋葬的理想主义依然高昂，坐而论，起而行。李陀说：“那时候人人都相信自己对历史有责任。”
“八十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陈平原说，“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
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第一期，即刊出《读书无禁区》的头条，问道：“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这种提问方式自然也属于八十年代。再回首，真有些“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浪漫情怀。
对八十年代的留恋是显而易见的。朱健国三年前在《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刊发的一篇《想念八十年代的书桌》，一度唤起许多人的共鸣。他慨叹：“那张真正的书桌已没有了——没有人静静相坐的书桌，没有写下充满理想的文字的书桌，还能叫书桌么？”
那张书桌上，摆放着萨特、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加西亚·马尔克斯……隔绝数十年的现代思潮忽喇喇一骨脑地涌进，造成知识的“恶补”与思想的大振荡。处处大是大非，大喜亦大悲。出版界和学术界的这种短暂繁荣，后有学者冠以“新启蒙运动”的称号。尽管不可否认的是，那同时也是一个激情与幼稚共处，肤浅与深刻并存，急于求成却不求甚解的时代。
我庆幸自己是八十年代的遗腹子。我当年搭上的那趟末班车，造就了我今日的骨与血。1988年，我进入大学，转年初夏即逢大动荡，社会和人生在此清晰断代，此前此后，一切迥然有别。
学者郭小聪在不久前出版的随笔集《说什么，怎么说》中写道：“八十年代我们感觉到很高昂的那种东西，到九十年代，整个社会也变化了，就遭到报复，嘲笑理想，躲避崇高。”
李陀则从生活细节入手，具体谈到八十年代的文人之交，认为友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绝不能忽视。”那时的朋友之间，可以直言不讳，可以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且相信朋友不会对此介意，亦觉得这争论有意义。而如今，“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他说：“不管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被紧紧织进一个天罗地网一样的功利主义的网络里头，朋友的意义和作用也完全变了。”
李陀所讲，乃书中最有系统性的一篇。看全书，虽立意高远，却显零乱，很多地方接近漫谈，随意性过强，成了没有距离感的聊天实录，流于家常与泛泛，而缺乏必要的再整理、增删、核对与校订。不过，可以多看些性情话语，也好吧。
在对八十年代的普遍留恋之中，陈丹青是个例外。那十年他基本上全在国外，是旁观者，自以为清，不免颇多微辞。“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自以为正确，现在自以为错了，”他说，“那时他们非常想引领时代，现在又唯恐跟不上时代。”
话似乎说重了。陈丹青回国后，看到了太多官场上的阴暗面，他看不到的是那些远离了舞台，自甘沉寂的人，看不到还有许许多多这一时代文化的不合作者。当然了，这个话题不说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