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me Ishmael

康慨
　　世界杯已经开战，卫冕冠军巴西队中，除了世界足球先生罗纳尔迪尼奥之外，还有罗纳尔多和卡福等一大堆只有独名的明星球员。
　　中国人常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罗纳尔迪尼奥这一干人等又为什么？
　　体育专栏作家尼克·舒尔茨（Nick Schulz）日前刊文于在线杂志《Slate》，解读巴西球星独名现象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
　　他说，独名是巴西人的风俗。无论单名还是绰号，都可由任何人用于任何场合。以巴西现任总统为例，其全名为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却通常只被人称作卢拉（Lula），此乃他的别号。其他如牧师、医生等专业人士，也往往是非正式的名字更为人所知。巴西克劳迪奥市的电话簿，甚至以居民的绰号———而非姓氏来排序。
　　巴西对小名和绰号的喜爱，也许根植于该国的高文盲率。因而在日常生活中，短名要比长长的大名更常用。在巴西社会中，独名或绰号是一种亲密的标志，也是阶级出身打下的印记。仍以卢拉为例，独名确证着他的工人出身。
　　某些学者推测，独名的使用或可回溯到巴西过去的奴隶制度。当年的奴隶在进行登记时，往往只写其名，如若昂（Joao），或名字加上其母国之名，如若昂·刚果。
　　英国人于19世纪将足球引入巴西，巴西人最初也曾按照英国人的礼俗，以姓氏称呼自己的球员。但一俟足球运动大众化，绰号便取大名而代之。1914年，在巴西国家队组建后的首场比赛中，便有一位名叫“福米加”（Formiga）的明星前锋，在葡萄牙语中，此名意为“蚂蚁”。
　　在本届巴西国家队的23名球员中，有多达17人使用单名。不过，在谁用谁不用单名之间，没有什么复杂的讲究，而多半取决于巴西人对射门得分者的偏爱。如果说起史上最伟大的两位巴西球员：埃德森·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和曼努埃尔·弗朗西斯科·多斯桑托斯，多数人未必明白他们是何方神圣，但若告诉你他们的绰号———贝利和加林查，你一定会拍腿叫一声：嗨！
　　但是，当后卫的巴西球星大半没有绰号，比如罗伯托·卡洛斯，不过是其全名罗伯托·卡洛斯·达席尔瓦的简称而已。而对守门员，则通常连名带姓称之。近百年来，巴西只有一位主力门将得到了绰号待遇，即现任国家队守门员迪达（Dida）。
　　名字相同的球员常常改变自己的绰号，以区别彼此。巴西国家队在近几十年里，有过好几位罗纳尔多。其中一人叫罗纳尔德奥（Ronaldao），意思是“大罗纳尔多”，另一个便叫“罗纳尔迪尼奥”（Ronaldinho），意为“小罗纳尔多”。当罗纳尔迪尼奥于上世纪90年代末刚出道时，他被人叫作“罗纳尔迪尼奥·高乔（Ronaldinho Gaucho）”，意思是“来自南里奥格兰德区的小罗纳尔多”。等到第一个罗纳尔多终于离开国家队，罗纳尔迪尼奥便晋升为罗纳尔多，即现在的巴西国家队和皇家马德里前锋，罗纳尔迪尼奥·高乔也随即荣升为罗纳尔迪尼奥，即巴塞罗纳中场和最新的世界足球先生。
　　独名非巴西人专有。在今年的世界杯赛上，另有三支国家队有独名球员。其一是巴西的前宗主国葡萄牙，其国家队有10位独名球员。西班牙队有六人独名。安哥拉是葡萄牙的另一个前殖民地，则有16位独名球员。
　　外国足球人士来华后，也多半获得独名待遇。国内联赛的赛场上常见约翰、谢尔盖、萨沙之名，往往教名、爱称并用。至于外国教练，则多将其姓氏简化，如俄罗斯人瓦莱里·涅波姆尼亚奇（Valeri Nepomniatchi）便被简称为“涅波”，出生于前南斯拉夫的博拉·米卢蒂诺维奇（Bora Milutinovic）则为“米卢”。前者曾公开表示过对“涅波”的不满，认为是对他的不敬，后者则以一贯的作风，耸耸肩，一笑了之。说到底，博拉好像也只是他的绰号或爱称，米卢蒂诺维奇的本名，应该是维利博尔（Velibor）吧。
　　巴西出生的阿莱桑德罗·多斯桑托斯（Alessandro dos Santos）后来入籍日本，在今年世界杯首轮日本队与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中司职后卫，他的日本名字以汉字写作“三都主”，虽然看上去十分气派，读起来却好不古怪。

康慨
《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月，38元
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八十年代虽历历在目，却恍如隔世，近几年更成为知识界追怀或反思的对象。这本访谈录适时出版，约谈十一人，多为时代弄潮儿：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和田壮壮。
　　那一代人特征鲜明，虽有“重归理性”的旗帜，但即将被埋葬的理想主义依然高昂，坐而论，起而行。李陀说：“那时候人人都相信自己对历史有责任。”
　　“八十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陈平原说，“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
　　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第一期，即刊出《读书无禁区》的头条，问道：“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这种提问方式自然也属于八十年代。再回首，真有些“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浪漫情怀。
　　对八十年代的留恋是显而易见的。朱健国三年前在《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刊发的一篇《想念八十年代的书桌》，一度唤起许多人的共鸣。他慨叹：“那张真正的书桌已没有了——没有人静静相坐的书桌，没有写下充满理想的文字的书桌，还能叫书桌么？”
　　那张书桌上，摆放着萨特、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加西亚·马尔克斯……隔绝数十年的现代思潮忽喇喇一骨脑地涌进，造成知识的“恶补”与思想的大振荡。处处大是大非，大喜亦大悲。出版界和学术界的这种短暂繁荣，后有学者冠以“新启蒙运动”的称号。尽管不可否认的是，那同时也是一个激情与幼稚共处，肤浅与深刻并存，急于求成却不求甚解的时代。
　　我庆幸自己是八十年代的遗腹子。我当年搭上的那趟末班车，造就了我今日的骨与血。1988年，我进入大学，转年初夏即逢大动荡，社会和人生在此清晰断代，此前此后，一切迥然有别。
　　学者郭小聪在不久前出版的随笔集《说什么，怎么说》中写道：“八十年代我们感觉到很高昂的那种东西，到九十年代，整个社会也变化了，就遭到报复，嘲笑理想，躲避崇高。”
　　李陀则从生活细节入手，具体谈到八十年代的文人之交，认为友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绝不能忽视。”那时的朋友之间，可以直言不讳，可以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且相信朋友不会对此介意，亦觉得这争论有意义。而如今，“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他说：“不管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被紧紧织进一个天罗地网一样的功利主义的网络里头，朋友的意义和作用也完全变了。”
　　李陀所讲，乃书中最有系统性的一篇。看全书，虽立意高远，却显零乱，很多地方接近漫谈，随意性过强，成了没有距离感的聊天实录，流于家常与泛泛，而缺乏必要的再整理、增删、核对与校订。不过，可以多看些性情话语，也好吧。
　　在对八十年代的普遍留恋之中，陈丹青是个例外。那十年他基本上全在国外，是旁观者，自以为清，不免颇多微辞。“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自以为正确，现在自以为错了，”他说，“那时他们非常想引领时代，现在又唯恐跟不上时代。”
　　话似乎说重了。陈丹青回国后，看到了太多官场上的阴暗面，他看不到的是那些远离了舞台，自甘沉寂的人，看不到还有许许多多这一时代文化的不合作者。当然了，这个话题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