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丝的故事
康慨
《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爱丽诺·麦考利·库珀、刘维汉著，傅志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21.50元
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啊，终于到了。”1934年8月4日，33岁的格蕾丝·狄凡在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漫长旅行之后，从天津写信给美国的家人。此后的40年，她将要在这里见证日本人的野蛮占领，混乱的内战，新中国的成立，大跃进，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她将从中国工程师的洋太太，变身为多病的寡妇、人民教师，以至“罪大恶极的美国特务及反革命分子”。她将被红卫兵拘押，当众批斗，殴打。对一个美国女人来说，这将是绝无仅有的经历。
格蕾丝年轻时怀着成为歌剧名旦的梦想，从田纳西老家到纽约求学，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中国工程师刘茀祺相恋，结婚，生女。此后，她决心远涉重洋，到地球的另一端追随一心报效祖国的丈夫。
“在中国的头三年，正逢一个行将就木的世界的尾声，格蕾丝并未意识到正在消失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考虑到即将来临的世界又将如何。”那时，她往在天津法租界的一座洋房里，中国的苦难虽然近在咫尺，对她而言，却又“仿佛在包箱中看歌剧”。
战争结束了她的小妇人生活，逼使她走出家门，看到真实的中国。到1946年内战前夕，她给家人写信时，已开始以“局内人”自居，字里行间，对蒋介石政权的独裁充满了愤怒：“现政府既不民主，也不想要民主，更没有任何实行民主的意向……这些人骨子里对任何真正的民主都是敌视的。”
她与政治素无瓜葛，但对共产党充满好感。解放军攻入天津时，她欣喜地见到了一支纪律严明、朝气蓬勃的队伍。此时，新中国对格蕾丝的吸引力，丝毫不亚于她长期不得志的丈夫急欲施展才华的万丈雄心。她选择了留下，并以极大的热情为新中国的一切辩护。朝鲜战争期间，她在家信中激烈地指责美国政府，称“美国人民被恬不知耻的谎言和欺骗所蒙敝”。
茀祺1955年因癌症去世后，格蕾丝放弃了回到美国的最后机会，并为生计所迫，设法进入南开大学，做了英语教师。她加入了中国籍，改名刘荻英，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角色。在一份检讨中，她写道：“我会再次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争取做“又红又专”的人民教师。
但是在“文革”中，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成为她的保护伞。红卫兵把她押到台上，在革命师生面前给她坐“喷气式”。“每隔一会儿，她的头会自动地往上抬，这时，其中的一个红卫兵便会在她耳朵上给一拳，强迫她的头再低下去。”
坚忍的性格和乐观的精神，最终让格蕾丝熬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岁月。尼克松访华后，她与隔绝20年的美国家人重新建立了联系，终于在1974年获准赴美探亲。她在老家度过人生中最后的五年，一边治病疗伤，一边努力写出自己的一生，终未完成，而于1979年4月病逝于旧金山。
这就是格蕾丝的故事，全书虽由她的儿子刘维汉和表亲库珀女士写成，但其中大部分，都是已逝的格蕾丝通过她当年寄回美国的信函和生前的回忆片断在讲述。没有对时代的控诉，亦无对命运的怨怒，也许这只是另一场中国式的苦难，只是一个平凡的美国女人，和她鲜为人知的异国奇遇。但为什么掩卷多日，我仍然感到痛苦。这痛苦源自耻辱和愧疚。我们本该善待她，就像她曾经怀着巨大的善意对待我们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在生前给她这种补偿，我希望她能在天上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