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me Ishmael

　　11月9日开幕的第20届贝萨克国际历史电影节（Festival du film d’Histoire de Pessac）正在举行，年份很特别，日期很醒目，海报很亲切，因为本届主题是……共产主义。
　　Il Était une Fois: Le COMMUNISME
　　不控拆，不缅怀，只做见证。
　　明天会有参赛片的颁奖，我更喜欢的是这份80部影片的展映目录，有不少看过了，或正在排队候看，如L’Aveu［招供，1970］，Le Chêne［橡树，1992］，Good Bye Lenin !［再见列宁，2002］，Katyn［卡廷，2007］，Papa est en voyage d’affaires［爸爸出差了，1985］，Tito et moi［铁托和我，1992］，La Vie des autres［别人的生活，2006］，La faute à Fidel!［都怪菲德尔，2006］，以及前苏联的La Commissaire［女政委］，J’ai 20 ans［我20岁，1964），La Vérification［检查站，1971］……其余的也都想看。
　　其中还有几部中国电影，好坏姑且不论，它们太新了。
　　RFI的报道提及：电影节“周日最后一场大型讨论会也以中国为主题《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否还是共产主义？》”。
　　要做见证，样板戏更适合。或者《千万不要忘记》、《创业》、《决裂》……像海报上那样。

　　144分钟的 Das weiße Band (白色缎带)是一部极其缓慢、压抑、晦暗的影片，头绪众多，人物繁杂，线索混乱，亦无明确结局，但非常好看。
　　幸得从始至终村中奇案不断，支撑和推动故事，加上绝对一流的导演技巧和摄影水准，终令我一口气看完。
　　它既是悬疑剧，也是心理剧、宗教剧和社会剧。导演Michael Haneke曾另外点明其现实的政治寓意：“alle Formen von Terrorismus” (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皆有相同的根源。
　　不适合儿童观看。此无关性与暴力，两者皆点到即止，盖因片中只有三个好人(纯真的人)：乡村教师、男爵家的小保姆，以及牧师的幼子。
　　全片黑白，固定机位，洗练而无损流畅，画面语言精致，足以令人反复咀嚼；农民收获、雪景和谷仓大火亦令人印象深刻。全片无人工音乐，即使片头片尾的字幕，也皆为静场。
　　Das weiße Band 得到今年戛纳的Palme d’or，实至名归。

　　我看完了《Исаев》（伊萨耶夫）的первая серия（第一集，俄语好像总是用серия），由于听不懂，不打算继续看下去。粗浅的观感是它远不如博特科的《大师和玛格丽达》。10月11日首播时，好像收视率平平，因为正赶上周日晚的黄金时间，俄国人民多数在按惯例看综艺喜剧。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当年断续看过，如今已无重温的耐心。早年我最喜欢的苏联电视剧是《苦难的历程》。
　　《Исаев》的片头很有特色，我截图两枚。叠印的文字一是片名，二是第一部分（前八集）的名称：《无产阶级专政的钻石》或《钻石为了无产阶级专政》。
　　片中有些记录片画面，描述布尔什维克掌权初期的大饥荒，用以说明收缴资产阶级珠宝（包括教会圣器）的必要。
　　大概一个月前，我无意间看到一组照片，记录1921(?)年俄乡民不聊生的惨剧，其上有汉字说明，很好奇，但画面太残忍，所以只保存了一枚。现在想起来，或应为同一事件。无奈照片出处已不可考。
　　后附见报的报道。这里是《Исаев》的官方网站和预告片。







　　康慨◆［10月21日/中华读书报］俄罗斯的“俄罗斯”电视台正在播出一部观众强烈期待、描写苏联大特工施季里茨青年时代的电视系列剧。
　　施季里茨系苏联时代最成功的间谍剧集《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主人公。人民艺术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扮演的苏联侦察员施季里茨，多年潜伏于纳粹德国，官至负责反间谍任务的保安局六处上校，于二战后期领命，在敌人心脏苦斗十七个日夜，终于获得德与美英单独媾和的证据，令斯大林占得政治主动，揭露美英阴谋。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于1973年首播，大受欢迎，施季里茨亦成文艺作品中最伟大的苏联秘密警察和特工英雄，比007那样的个人主义花花公子更受尊崇。中国改革开放后曾引进播出，观者甚众。
　　此番制作的《伊萨耶夫》（Исаев）共十六集，由谢尔盖·乌苏里亚克执导，英俊小生丹尼尔·斯特拉霍夫主演，2008年1月12日开机拍摄，今年10月11日开始播出。
　　《伊萨耶夫》改编自尤利安·谢苗诺维奇·谢苗诺夫（1931-1993）所著施季里茨系列小说中的三部作品——《无产阶级专政的钻石》（Бриллианты для диктатуры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无需密码》（Пароль не нужен）和《温柔》（Нежность）。此时的男主人公尚未成为战斗在纳粹心脏的冷面特务马克斯·奥托·冯·施季里茨，而是刚刚由毛头后生弗谢沃洛德·弗拉季米洛夫变成青年侦察员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同志。
　　剧集描写了伊萨耶夫1920年代刚出道时完成的多项特殊任务：在列宁颁令没收全俄资产阶级的珠宝，以换取食品和弹药后，伊萨耶夫前往日瓦尔（今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破获为抗拒苏维埃法令而兴起的走私活动；奉捷尔任斯基之命，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搜集白军情报；出国打入流亡者团体，调查白俄的反革命活动。剧集因此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无产阶级专政的钻石》为八集，后两部《无需密码》和《温柔》各四集。
　　片中有斗智，亦不缺斗勇，时有爱情婉转其间；既有枪战，追车，坠楼，也有广阔平原上的内战战场。剧中的部分场景设置在中国上海。在rutv.ru提供的剧照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包车等旧中国色彩强烈的画面。
　　俄国电视片改编的一大特点，即高度忠实于文学原著（近几年有机会看过弗拉基米尔·博特科执导的《大师和玛格丽达》及《白痴》的观众，大概会有同感）。谢苗诺夫的施季里茨系列创作于苏联时代，无法摆脱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伊萨耶夫》在今日的俄国难免引起争论，尤其关于当时谁才是俄罗斯的爱国主义者，又是谁摧毁了俄罗斯——这实在是个复杂而严肃的问题。
　　放下沉重的东西不表，施季里茨也能创造出幽默。在苏联时代，他是那么有名，以至于进入了许多民间笑话。其中一个是这样的：施季里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捕了。“谁抓的我？我现在该用哪个名字？”他想，“我得看看，如果他们穿黑色制服，我就说我是施季里茨上校。如果他们穿绿色制服，那我就是伊萨耶夫大校。”门开了，一个穿蓝制服的警察走进来，对他说：“您确实该少喝点伏特加了，吉洪诺夫同志。”
　　◇注：黑制服是盖世太保，绿制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 НКВД）的秘密警察，蓝制服是苏联民警。

　　孙越同志3月底受邀赴俄罗斯Мир（蜜儿/世界）电视台，参加该台的时事辩论节目Слово за слово（孙译：话赶话，我译：以牙还牙），话题为俄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
　　“吵了一架，痛快！”达瓦里什孙事后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
　　节目完整录像在此：Слово за слово，亦可下载至本地后观看：flv格式，时长54:29，约259M。
　　我完全听不懂，但他一定在捍卫。卫东。
　　截图一幅。字幕为：

　　Сунь Юэ
　　孙越
　　ПИСАТЕЛЬ, ПЕРЕВОДЧИК
　　皮萨泰尔 и 佩莱沃德奇克 / 作家、翻译家

　　从今天开始，米兰·昆德拉将跨入80后一代。　　C. Hélie / Gallimard

　　◆康慨 |  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大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今天（4月1日）迎来自己的八十大寿，其祖国捷克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将以研讨会、音乐会等方式向他致敬，但素来远避公众舞台的作家本人决不会出席。
　　1929年4月1日，昆德拉生于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在这里读完高中，才前往布拉格查理大学求学。今年5月27日，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将举办一场为期三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纵论昆氏作品及其影响，包括其作品的翻译与改编，主题是“米兰·昆德拉或文学何为”。
　　美国文艺工作者另辟蹊径。早在今年2月，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的几位高手，便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等地举办了名为“捷克对位：亚纳切克与昆德拉”的系列音乐会，不仅演奏捷克大作曲家亚纳切克的音乐，还请演员现场朗诵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片断。
　　之所以将亚纳切克与昆德拉“对位”，不仅由于许多人认为两人作品灵魂相通，亚昆两家也实有渊源。虽然在昆德拉出生前近八个月，亚纳切克便已去世，但昆德拉的父亲路德维克（昆德拉首部小说《玩笑》的主人公也叫这个名字）乃亚大师的学生，日后成长为捷克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并担任布尔诺亚纳切克音乐学院院长长达13年。昆德拉从小接受音乐训练，弹一手好钢琴，年轻时一度当爵士琴手赚外快。
　　3月26日，伽利玛出版社在法国推出了昆德拉的新著《邂逅》（Une rencontre），收入30篇文学随笔，继其前作《小说的艺术》（1986）、《被背叛的遗嘱》（1992）和《帷幕》（2005）之后，继续探讨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涉及拉伯雷、法朗士、培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法国大知识分子阿兰·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也在《新观察家》杂志刊出书评，称此乃昆德拉的“神殿”，系他再以此书向历代大师偿情，还债。

　　无论对1989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是此后的捷克，米兰·昆德拉的政治面貌都是个复杂的问题。1948年，19岁的昆德拉加入捷克共产党，两年后即因“反党行为”被开除。1956年他二度入党，但1970年再遭开除。对当代东欧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不难看出这些年代所对应的大事件。
　　乔迪·威廉森（Geordie Williamson）3月28日在《澳大利亚人报》撰文指出，西方评论界不假思索地认定昆德拉为异见者，指称他意在以小说反抗制度，但他本人不愿意承认这一外界强加的身份，尤其反对西方对其作品简单的政治解读。1985年，他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宣称：“当文化被简化为政治，其阐释便完全成了政治化的，以至于最终无人能理解政治，因为纯粹的政治思想根本解释不了政治现实。”
　　此前，他还对美国大作家菲利普·罗斯讲过：“政治揭示了个人生活的哲学，个人生活则揭示出政治的哲学。”
　　这种态度很难不让他在国内苦熬的作家同仁感到不平。他和瓦茨拉夫·哈维尔——真正的异见者——的关系一直不好，早在国内，两人便一度就路线问题爆发激烈争执。他温和，哈韦尔激进；他批评现状，但多以嘲讽而非上街的方式，哈韦尔则反对现状，其态度毫不妥协。1968年之后，昆德拉谋求在体制内渐进改革的梦想终告破碎，他甘愿退出斗争，自认只是小说家。1975年，他流亡法国，六年后获得法国国籍。他不仅抛弃家乡，而且抛弃母语，逐渐转向法语写作，宁愿以生硬的外语筑起与青春和故国之间的高墙，政治隐喻更多地被哲学思考所取代，他不再写活生生的同胞，不再为同胞们写作，也不再把同胞们当作读者。家乡那些盼着他为自己代言的人们又何尝不会失望。
　　捷克斯洛伐克长期禁止发行他的作品，后来解禁了，但昆德拉是个记仇的人，硬是不卖捷语版权。他最有名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直到2006年才在捷克出版，已是此书问世22年之后。此前，他的同胞只能以盗版书充饥。
　　中国读者远比捷克人幸运。早在1987年，韩少功由英文转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经面世，影响巨大。
　　昆德拉现隐居于巴黎第六区，在阅读、听音乐、严格选择的友情，以及与太太薇拉在家门口的小饭馆吃午餐之外，也乐于冷眼观察这个“畸媸”（Kitsch，媚俗）的、到处充满了故作感伤和自我愚弄的世界。他讨厌记者，已有20余年未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等一下，也许有一次例外。几年前，《世界文学》杂志主编余中先访法，以译者而非媒体工作者的身份拜访了昆德拉夫妇。回来后接受国内记者采访时，余先生详细描述了此番交谈的内容，算是一次非正式的、但难得一见的访谈。（《余中先：我所见到的米兰·昆德拉》，《北京青年周刊》2003年9月11日。）
　　昆德拉与评论界和新闻界的关系都不好。法国媒体批评他，他不高兴，照样用版权武器报复社会。2000年的《无知》先在别国出版译本：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英文版、德文版……围着法国边境，在外面转了一圈。三年后，他才批准法语原版隆重上市。

　　2008年10月，布拉格极权主义研究院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根据警方档案，在捷克新闻周刊《Respekt》上撰文，指控昆德拉1950年曾向当局告发同学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切克为西方特务，导致后者被判刑22年，并处罚款1万克朗及财产充公。警方报告明确显示，线人名叫“米兰·昆德拉，学生，生于1929年4月1日。”
　　此事引发轩然大波，但昆德拉断然否认上述指责：“我的记忆不会骗我，我没有为秘密警察工作过。”他打破沉默，要求《Respekt》道歉，后者拒绝。而捷克有关部门随后否认了前述警方报告系伪造的可能。
　　当年的旧事实在扑朔迷离。德沃拉切克与昆德拉的确素不相识，他秘密潜回布拉格后，寄住于一位朋友的前女友伊娃·米利特卡的学生宿舍，后者当时正与同学伊万·德拉斯克约会，德拉斯克认识昆德拉。警方报告称，米利特卡告诉德拉斯克，德沃拉切克回了布拉格，德拉斯克又告诉了昆德拉，昆德拉则报告了警察。
　　德沃拉切克在劳改营服刑14年后出狱，并活到了现在。他告诉捷克媒体，他始终相信是伊娃·米利特卡背叛了自己。他妻子也质疑了针对昆德拉的“所谓证据”。另一位捷克文学史学者则指称：德拉斯克才是本案中真正的告密者，并相信他是怕恋人米特利卡受“破坏分子”德沃拉切克牵连，才向警方告发的。
　　但此事的关键证人德拉斯克已于20世纪90年代去世，死无对证。
　　“昆德拉事件”的真相至今不明。今年3月号的《立场》（Standpoint）杂志刊出迈克尔·魏斯（Michael Weiss）的长篇特写，以《悲伤与遗忘的故事》为题，极为详尽地回顾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其描摹与推理，宛如一篇侦探小说，不仅论到嫉妒与虚荣，恐惧与卑劣，亦兼及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特殊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氛围，甚至从昆德拉本人的作品——包括《玩笑》——中找出蛛丝马迹，以此揣测他与此事的关联，是我所见对昆德拉事件最为详尽的描述。文章也不忘提到昆德拉强悍的个性、深居简出的生活，以及他与捷克媒体交恶的历史，皆丝毫无助于他的辩白。魏斯最后指出：“作为一个保守自己秘密的大师，现在昆德拉面临的指控是，他深藏着同代人可能隐藏的最肮脏的秘密之一。”
　　结论呢？没有结论。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要向昆德拉先生道贺，为他八十年的丰富人生，为他硕果累累的文学成就。二十多年来，他的书一本接一本在中国出版，无数的中国读者尽管对他本人所知甚少，对他的作品却总是如数家珍。这个人难道不是有恩于我们吗？
　　Bon anniversaire, Monsieur Kundera! 昆德拉先生，生日快乐。

　　昨天早晨，《南方都市报》原副主编兼总经理喻华峰从广东省番禺监狱提前获释出狱。《财经》网刊发专稿说，喻的重获自由，标志着四年前在中国新闻界、经济界和法学界引发争议的“南方都市报系列案”终于翻过一页。
　　《财经》网同时刊出了喻华峰回到家中，与妻儿欢聚的照片。
　　报道还透露：喻在四年监禁中并不委靡，而是大量阅读人文类书籍，学习英语，并担任《番禺监狱报》责任主编。
　　很少有人读过这份报纸，但这是一次令人高兴的离职。
　　多年前，我采访过国内的多座监狱和看守所，广东省亦在其列，因而相信喻先生得到了狱方力所能及的善待。
　　过去数年，南方报业集团旗下媒体大量报道了番禺监狱的新风新貌，该集团还成为了“广东省首个为监狱服刑人员设立阅报栏并赠送报纸的媒体。”《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13日的这篇报道称：“各个监区的阅报栏换上了新装，早晨8时就准时送到的《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贴满了阅报栏。番禺监狱服刑人员企盼已久的南方日报阅报栏正式启用。”
　　这一切努力足以令人动容，而新的一年开始了，祝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有150年历史的《大西洋月刊》终于自1月22日起对其网站（TheAtlantic.com）实行免费开放。
　　在当天公布的编辑部声明中，该刊声称放弃订户登录限制，网站对“所有读者”免费。读者可免费浏览1995年至今的各期杂志内容，亦可看到1857年创刊以来的数百篇文章精选。
　　此前，《纽约时报》的OP-ED专栏，《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均已实行了免费。

七十年前的旧诗，及AFP的新闻照片。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艾青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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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慨 / 刊于2008年1月13日出版的《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之“2007年十大好书”特刊，略有删节

《佛的孤独：曹乃谦中篇小说选》，曹乃谦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7月，25元

　　被外国人看中，已经是个很危险的事，何况看中他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大人。因此，马悦然对曹乃谦不加掩饰的持续高誉，难免既令人恼火，又使人羞愤。有人正在发起一场心理阴暗的贬曹运动，以期证明中国评论界对曹乃谦的长期忽视有理有据，更要严防文学优劣的话语权从此旁落外国人之手。于是我们又听到那种熟悉的魔鬼论调，诸如他专写中国的落后，专门写给外国人看云云。殊不知是瑞典人亲自到了山西拜访警察老曹，而非乃谦跑到了斯德哥尔摩，敲开了马悦然家的大门。而乃谦若要心怀诺贝尔动笔写作，又怎能满纸方言土话，为翻译家们预设重重障碍，从而自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远大前程？
　　我不说曹乃谦独一无二，也不否认在某些方面，他与沈从文或汪曾祺确有可比之处，但若要更进一步，再拿过孙犁和赵树理来，乱说一气旧文人小说或山药蛋风味，借此加以贬低，便要令人大大地搓火了。
　　乃谦以他自己的风格，写他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了。
　　我愿意就《佛的孤独》一书，结合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谈谈风格和生活。

1，极简主义者曹乃谦
　　文学小说是泊来品，到了汉语里，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虽然都叫“小说”，实大不同，而各有其美学范式。本不该有的“中篇”概念则纯然中国化，若单以字数论，我宁愿将长的中篇归入长篇，短的中篇划进短篇——比如这本“中篇”集《佛的孤独》。
　　中国人喜欢长篇，看不起短篇。所以糟糕的长篇作家比比皆是，好的短篇小说家反倒数不出几个。
　　到目前为止，曹乃谦仍然是一个短篇小说家，标称长篇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也不过是情节上衔接，而结构上松散的短篇集。
　　比起长篇，短篇小说无疑更倚重风格，而非长篇借以立命的结构、主题和叙事。乃谦的风格自成一格，引人注目的除了他的山西方言，还有他的简洁和距离。他排斥那种复杂化的宏大叙事，刻意远离政治，甚至道德层面上的政治正确，尤其回避戏剧冲突，及至杀人案——《山的后面还是山》对结尾的连串血案一带而过。联系到乃谦的警察身份，这一点更耐人寻味。
　　乃谦笔下的人物大多也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英雄（也许头一篇的穗儿和最后一篇的换梅例外），甚至小说中的我/乃谦，也是不争，面对困境，他基本上不做选择。雷蒙·卡弗的读者或会很自然地把他与乃谦联系到一起。马悦然干脆下定义说：“曹乃谦是一个minimalist writer”（《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序言）。马又说这个英文词不好译成中文——“极微形式的作家？”我倾向于使用“极简主义者”。雷蒙·卡弗就是个极简主义者。
　　像卡弗那样，乃谦十分爱惜自己的风格，他把一个个故事舔得圆润而精致。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他并不像卡弗那样冷漠，但是故事中的我/乃谦，仍然不顾及我们的焦虑，总是疏于采取行动。即使爱情的力量，也不值一提。它确曾泛起了些许涟漪，但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死水微澜而已。你会发现，爱情仅仅是一个通道，总也造不成命运的转折。乃谦只欲借此进入故事，进入那些女性的世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这世界被外物摧毁，一切照旧，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既然爱情不是目的，这些男女小说便也算不上什么爱情故事。《佛的孤独》收入了七个“中篇”，除了与选集同名的《佛的孤独》一篇的善缘和尚外，其他六篇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但她们大多面目模糊，往往只是“好看”或“真好看”而已，没有什么光彩照人的个性。乃谦显然不想做梅里美，也没有塑造卡门的欲望。作为男性读者，你几乎不可能对其中哪个产生爱意，不，你根本不会想到要娶这样的姑娘为妻。她们是母体，代表着乡村，她们的悲剧，代表着乡村的毁灭。
　　因此，一个个地单独来读它们，你或许只为其风格惊艳，但结集出版之后，便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从整体上来加以考量，借此看到被抛弃的农村，被忽视的女性，看到人可悲的条件，外力的无比强大，以及命运的不可战胜。而且必须要认识到的是，这些故事绝对不是童话，不管乃谦笔下的乡村距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多么遥远，那恐怕都在喻指着我们普遍的困境。
　　乃谦大量使用晋北方言写作，这些方言不独存在于人物对话，也广见于叙事部分。这就是他的日常语言。“我从未说过普通话，连大同话也说不准，我的发音带有应县腔。”（《鱼翔浅底》）但你并不觉会因此觉得语言“土”，足见他精心修饰，刻意雕琢。这就是他的文学语言。

2，许多女人，一个女人
　　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那便是作为作家的乃谦，与故事中的乃谦在经历上的高度重合。书中最具“戏剧性”的《换梅》，原也是乃谦自己的故事。
　　我厌恶弗洛伊德主义文学批评的陈辞滥调，但下面这个事实并非没有意义。
　　《换梅》是书中最后一篇（也是乃谦正在写作中的长篇《母亲》的开头部分），与前面的六篇相比，在风格上有明显的不同：它讲的还是招人/乃谦的故事，但更像“招人前传”，而“我”的叙事角度也改用了第三人称。
　　曹乃谦讲过，他是“偷来的孩子”。换梅正是从农村老家偷走了男婴招人，跋山涉水逃到大同，靠要饭活命，后来才与丈夫团聚。招人/乃谦的生母在他被偷一年之后，便病死在村中。很难想像，这样的经历对乃谦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至少在小说中，他一次次回到乡村，仿佛在做不断寻找母体的徒然努力。他一次次亲近村中的姑娘，却又一次次束手无策地看着她们被黑暗的农村吞噬，因为他明知自己不能留在村中，否则等待他的命运，只有同样的毁灭。
　　这些女人，从最严酷的时代，最贫穷的乡村，短暂地浮现出来，爱情让她们亮了一瞬，然后又在死寂中熄灭，永远地消失。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痛？
　　乃谦笔下的女人各有姓名，但他似乎只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女人，受苦受难，没有未来，被贫穷、家族、阶级（成份）、权力、愚昧（既是文化上的，也是政治上的）牢牢监禁，逃不脱，跑不掉。她的个人选择少得可怜，没有丁点儿的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偶有昙花一现的自决，却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加速命运大戏的结局提前呈现，而这结局，终归是万劫不复的悲剧。
　　1991年的春天，党中央将我们这一批大学生，送到农村参加“社教”，时间虽然只有两个月，却让我永生难忘。我下乡的村庄，位于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库布齐沙漠的边上。我每天带着钱与粮票，到不同的老乡家吃派饭，几乎未闻肉味，算是亲眼见识了贫穷是个怎样的恶魔。有人恶评乃谦写农村，只写吃饭和性交，但这就是昔日农村的灰暗现实。基本的欲望被严酷的、静止的生活死死压住，恰与乃谦的风格高度统一。有一天，我的两个女同学从隔村过来串门，天晚留宿，院墙外竟然聚集半大后生二十余人，手电乱闪，高声叫笑，哄唱小曲，甚至向门板上投掷土块。女同学惊惧而哭，我冲出门外大骂，后生们远远地笑闹，却无一散去。我只能坐在土墙上，在寒夜里守到星光满天。不能说他们心存恶意，你知道，精憋的罢了。
　　第一篇《山的后面还是山》写了乃谦与村中青梅竹马的穗儿的爱情，从幼童阶段一直延续到青年，不仅历时最长，也是发生了性行为的唯一一次，语言上的表现亦最为外露：“你这是在给我叫魂儿。因为你知道我的魂儿不见了，你知道我的魂儿早已经回到姥姥村，找穗儿去了。妈妈，这你是知道的。”
　　穗儿，和书中大多数农村姑娘一样，被农村吞噬了。乃谦从小便无望地寻找母爱，尽管这一点在《换梅》之前并不清晰。《陨歌》里的柳女旦（“小妈妈”）——一个失去了孩子的苦命女人——第二个出场，她虽然住在城里，但也是来自乡下，只识得“ 毛主席”、“霸王鞭”、“柳女旦”九个汉字。女旦与招人情同母子，夜夜裸身同床共被。招人长大后回来看她，复又同眠，身为半大男生，青春冲动，但终不得其门而入。日后女旦因为误闯毛主席灵堂，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殴打至死。招人为“小妈妈”净身戴孝，与操持亲生母亲的后事一般无二。
　　《陨歌》不是简单的乱伦故事，请注意其中的隐喻：母体、女体、家乡、农村，四体合一，伦理的、阶级的、城乡之间的界限终不可逾越。我以为，这是书中七故事里最用功、也是最好的一篇。

　　林沛理在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撰文：《选择改革还是革命？》，称，“如果美国流行文化可以反映美国人的社会价值，那么奥巴马与希拉里之间胜负已分。”
　　林教授对美国电影大有心得。纵论美国电影和剧集中众多成功的黑人总统形象，如摩根·弗里曼和《24》，而女总统却不受欢迎。但“ABC播出过一套以美国第一位女总统治国做卖点的电视剧《三军统帅》（Commander-in- Chief），但只播了一季就被腰斩，不论口碑或者是收视率皆远远落后于播足七季、讲一个男性总统在他的一班幕僚辅助下治国的《白宫群英》（West Wing）”。
　　林教授说：

　　由此观之，流行文化已经为美国人作好了心理准备，由一个黑人而非女人去扮演美国总统这个至为重要的角色。美国总统当然是一个角色，否则的话，该如何解释二零零四年美国总统大选最关键的一个吊诡——大半生在父荫中靠特权过活、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打仗的布殊，被认为比曾经在越战中奋勇杀敌的克里更能保家卫国。谁可以忘记布殊穿著战机机师的军服，登上航空母舰林肯号，宣布“解放”伊拉克的任务完成时那副顾盼自豪、君临天下的模样？牛仔巨星尊荣（约翰·伟恩，John Wayne）最炉火纯青的演技，大概也不过如此。奥巴马与希拉里在选举中皆强调自己是改革的使者(change agent)，但实情是：要选民接受奥巴马，只是要他们迎接一种“已经发生的改变”（the change that has already come）；要他们选希拉里做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却是要他们发动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看过林教授的趣文，我想说一句：巴拉克·奥巴马没有看上去的那么黑。Barack Obama is not So Much Black Obama!
　　我完全不是指他的混血出身，而是他政治上的黑白混血。
　　他的准则表述的清晰无误：不论黑人白人，不论西裔亚裔，大家都是美国人。
　　前几天，我看了BBC的一个专题节目——《美国为黑人总统做好准备了吗？》（Is America Ready for a Black President？）。
　　BBC政治节目的风格，总是让人不太舒服，这一次也是如此，很快演变成对种族和宗教问题咄咄逼人的探讨。如果是美国的电视公司，很难想像也会做出这样的节目。
　　镜头深入南方腹地，探访南卡罗莱纳——昔日罪孽深重的奴隶州，指出奥巴马并不真正理解历史。
　　而在路易斯安那的Jena，黑人六少年被控试图谋杀白人，黑人社区因此发起全国关注的抗议种族歧视和司法不公的风潮，奥巴马却在此时选择置身事外。他认为Jena事件是“美国的问题，而非种族问题”。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于是批评他“表现得过于白了”。

　　片中一位政治心理学家说，白人尽管很少公开谈论种族问题，但内心仍对非裔美国人存有偏见。而奥巴马代表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那种黑人：有思想，漂亮， 完全不象电视上常见的，老式的，危险的黑人汉子。有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You know what? Race doesn’t matter.”
　　杰克逊当年竞逐白宫，借助的是民权运动的尾潮。如今时代大变，斗争不再是主流，偃旗息鼓，刀枪入库。有法案做保证，表面上的和谐压倒一切，社会问题被回避，中产黑人雨后春笋，光鲜亮丽，草根黑人蓬头垢面，更遭遗忘。白人不再隔离黑人，但也不再把他们当成黑人，大家都做美国人好了。奥巴马字正腔圆，噪音优美，令人愉悦，而破屋里草民黑人讲的英语，我只能听个稀里糊涂。

　　距离南卡罗莱纳的初选只有两天，奥巴马必须在此获胜。
　　如果连南卡也赢不下，那么他未来“黑人总统”的形象便会倾刻间瓦解。对他而言，那将是一场灾难。
　　我希望，也相信他能够在南卡胜出——尽管黑人对克林顿夫妇从无恶感，但投票时仍然会被黑白问题困扰，驱使他们为奥巴马投下一票。
　　越到需要做出重大选择的时刻，情感越会战胜理性。
　　我也希望他最终入主白宫。可美国总统跟我、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说不清楚。选举是如此幼稚的低能游戏，外交又是如此赤裸裸地利益至上，但如果真能发生些“CHANGE”——英语中所有同义词中最简单的一个——为什么不有所期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