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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me Ishmael

April 15, 2011

帕慕克,一个关于言论自由的标本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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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tanbul_City Guide(Lonely Planet2008).

康慨|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2011-4-14,因刊出时有改动,致引文来源不详,故重贴此文第二部分在此。|  2005年受审前后,帕慕克刊文于《纽约客》。“看到对我的审判被过分放大,多少有些令人困窘。”他写道,“我也知道,我在伊斯坦布尔求教过的大多数朋友,都曾遭遇过更严苛的审问,并因庭审和判刑荒废多年,仅仅因为一本书,仅仅因为他们所写的某篇东西……我明白了,为什么朋友们微笑着说,我总算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
  2008年10月,作为主宾国土耳其的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和帕慕克一起出席了第60届法兰克福书展的开幕式。帕慕克在演讲中说,这是“禁书与焚书的一百年,将作家下狱、杀害、定为叛国者、流放,以及不断在媒体上污损他们的一百年,这种种作法,已使土耳其文学日益贫弱”。然而,“国家惩罚作家及其著作的习惯依然非常活跃。”
  这些话掷地有声,但在政治上一向谨慎的帕慕克,不过是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不仅文学史如此记载,就连旅行手册上也有同样的描述。孤独星球2008年版的伊斯坦布尔旅游指南在介绍土耳其当代文学的一节文字中这样写道:“20世纪下半叶,土耳其出现了大量广受欢迎的本土作家。许多人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直言不讳批评政府的人,他们曾长期并反复受到监禁。这些作家中最著名的一个,当属诗人和小说家纳泽姆·希克梅特(1902-63)。希克梅特的诗歌享有国际盛名,却因所谓的共产党活动,在监狱中进进出出,长达30年。”
  希克梅特被比作洛尔伽、阿拉贡、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在土耳其现代诗歌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地位。正是他将现代诗歌,乃至现代文学的精神带入了土耳其。人民热爱他,但政府历来不喜欢他。他一度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抗美援朝期间曾经访华,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主导、土耳其参与的联合国军在朝作战。在北京期间写下的多首诗作中,有一首《聪明又强悍》是这样写的:

  万寿山到处有精雕的大理石、象牙和黑檀,
  它们在匠师的手里变得柔如锦缎。
  我看见穿着蓝制服的北京女郎,
  也有同样的手,聪明又强悍。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一本希克梅特诗集中,早年便与他结识的中国作家萧三(萧子嶂)写道:

  由于国际进步人士的声援和土耳其工人与知识界的群众性的抗议,迫使土耳其反动统治者终于不得不释放诗人出狱。为了要求释放他,在土耳其出过一种专门的刊物,这刊物的名称就叫作《那济姆·希克梅特》。尽管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一切进步民主运动,当诗人的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站在伊斯坦堡的大桥上,手拿一块标语:“要求释放我的儿子!”时,在仅仅四十五分钟之内就有三四千人签了名,而且都写下自己的住址。警察几次企图驱散群众,但也无效。

  萧三所言也都是真的。1949年,毕加索和萨特等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和作家发起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要求土耳其政府释放希克梅特。1950年他在狱中绝食后,老母亲塞丽勒也开始绝食,多位土耳其知名诗人第二天亦绝食响应,最终使他在当年以大赦获释。
  希克梅特后经黑海从土耳其逃到罗马尼亚,并前往苏联,于是政府剥夺了他的国籍。他流亡在外,无法返国,晚年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作家村佩列捷尔金诺。1963年6月3日晨,他出门取报纸,突发心脏病而死,葬于莫斯科新处女公墓。希克梅特生前希望,能在死后下葬于故乡安纳托利亚任何一个村庄的任何一棵梧桐树下,但这一遗愿至今未能实现。而他被剥夺的公民身份,直到2009年才由埃尔多安政府恢复。
  在帕慕克大放异彩之前,最著名的土耳其小说家是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亚沙尔·凯末尔。他是库尔德裔,因关注底层人民和少数族裔的状况而长期受到敌视。该国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出版过100多本书的讽刺作家阿齐兹·奈辛,也曾被多次关入监狱。
  2006年,因所著英文小说《伊斯坦布尔杂种》隐晦地涉及到了亚美尼亚人遭屠杀的历史,著名女作家艾丽芙·沙法克同样因301条款中“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受到起诉,最后因控方证据不足才被法庭宣判无罪。
  第二年1月,素来直言不讳的亚美尼亚裔土耳其亚记者赫兰特·丁克遭17岁少年枪手奥京·撒马斯特当街三弹射杀,曝尸伊斯坦布尔街头。帕慕克亲往丁克家中吊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要为他的死负责。”帕慕克说,“但最该为此负责的,是那些仍然在捍卫土耳其刑法301条款的人。那些攻击他的人,那些把我们的这位同胞描绘成土耳其公敌的人,那些把他当成眼中钉的人,他们最该为此负责。而说到底,我们都有责任。”
  从纳泽姆·希克梅特到阿齐兹·奈辛,从艾丽芙·沙法克到赫兰特·丁克,众多土耳其的作家的不幸遭遇表明,奥尔罕·帕慕克远非受害最深的一个,却因他的国际声望而最受关注。他第一次受审前,土耳其《今日时代报》曾发表题为《我想让帕慕克坐牢》的署名文章指出,帕慕克进监狱也许反倒是件好事,因为非如此,便难以让该国法律上的严重问题引起世界的重视。
  帕慕克本人对此早有体认。2006年4月,他在纽约国际文学节发表演讲,谈及作家与政治、表达与沉默、理想与内疚、只写美丽故事的小说家与真正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如果另一房中的另一个作家是不自由的,那么,便没有作家是自由的。”他说。

帕慕克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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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慨|刊于南方都市报 2011-4-3,见报时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有所偏差,故重贴本文在此。|  经历了六年的漫长讼战,土耳其大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终于为自己的那句话付出了代价,正式被判有罪。
  在土耳其最高上诉法院连续推翻下级法院的无罪判决,并将个人的爱国感情解释为不容侵犯的宪法基本权利之后,伊斯坦布尔西什里区民事法院终在3月25日对帕慕克做出有罪判决,裁定他必须为自己关于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在土耳其遭到屠杀的言论,向六名原告每人赔付1000土耳其新里拉(约合人民币4217元),合共6000新里拉。
  此案关乎言论自由、历史陈案、政治现实,以至国家与作家的关系,爱国与叛国的定义,故而一直受到土耳其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加上期间几度风云变幻,甚至牵涉到当街杀人、行刺计划和阴谋颠覆政府的黑帮窝案等一系列耸人听闻的大事件,所以既使人恐惧,也令人费解。
  六年来,我较为完整地报道了该案进程,自觉有必要在此梳理全案演进的经过。当然,我们都知道,它虽然有了一个法律上的结果,却远未完结。

【祸从口出】
  2005年2月,帕慕克在接受瑞士周刊《杂志》(Das Magazin)的采访时说:“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可除我之外,无人胆敢谈论此事。”
  土耳其右翼舆论立刻哗然于上述言论。但帕慕克的英译者毛琳·弗雷利认为,帕慕克说这些话是“出于良心”,而与政治无关。“如果很重要,他就会说。他视之为自己无法逃避的责任。”
  “一百万”系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杀害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等国指认,此乃20世纪的第一场种族屠杀。土耳其历界政府均激烈否认种族屠杀的指控,声称亚美尼亚人系死于奥斯曼土耳其崩溃时的内战,且死亡数字被夸大了。“三万”则产自1984年以来,土耳其军队对库尔德分离主义游击队展开的不道德战争。
  四个月后,土耳其颁布新刑法,其中的301条款设立“侮辱土耳其国格”罪,如罪名成立,被告最高可获刑三年。五位反恐官兵的烈属,遂在律师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凯末尔·克林西兹带领下,援引该条款,集体将帕慕克告上法庭。
  欧盟立刻对此做出强烈反应,负责土耳其入盟申请的欧洲扩大专员奥利·瑞恩因此受到欧洲议会不断加大的压力,一位议员称起诉事件“极度遗憾”,另一位则称“无法接受”。包括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八位世界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若泽·萨拉马戈、君特·格拉斯、翁贝托·艾柯、卡洛斯·富恩特斯、胡安·戈伊蒂索洛、约翰·厄普代克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亦联署声明,声援帕慕克。
  10月23日,帕慕克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获颁德国书业和平奖。《今日时代报》当天发表题为《我想让帕慕克坐牢》的署名文章,称,帕慕克进监狱也许反倒是件好事,因为非如此,便难以让该国法律上的严重问题引起世界的重视。
  受审前,帕慕克刊文于《纽约客》。“看到对我的审判被过分放大,多少有些令人困窘。”帕慕克写道,“我也知道,我在伊斯坦布尔求教过的大多数朋友,都曾遭遇过更严苛的审问,并因庭审和判刑荒废多年,仅仅因为一本书,仅仅因为他们所写的某篇东西……我明白了,为什么朋友们微笑着说,我总算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

【审判】
  12月16日,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出庭受审,欧洲议会议员和欧洲扩大专员瑞恩到场旁听。因他出言在先,新刑法颁布在后,需司法部具函,但法官未见公文,随即中止审判。司法部则拒绝出具“以新法办旧罪”的追诉公函,此案遂以技术原因被撤销。
  大群极端分子拥塞在法庭外,呼号不止,诅咒他,辱骂他,称帕慕克为“卖国贼”。
  英国工党议员、前任欧洲事务大臣丹尼斯·麦克申也在现场,他后来以《对一位大作家的审判为何影响着我们所有人》为题,在《观察家报》撰文评案。“没有哪个国家会轻易检讨自己的过去,”麦克申写道,“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一直在否认十年前巴尔干战争期间的恶行。日本也无法正视70年前它在中国的所做所为……帕慕克案当庭聆讯时,‘欧洲人’简直就是一个仇恨的字眼儿。民族主义分子对欧洲议会议员高声叫骂,我也被一个民族主义律师一拳打在脸上。”
  麦克申说:“在过去几百年间,当权者或原教旨主义者们不断把作家送上法庭,以制止他们提出不合时宜的问题,但是最后,站在被告席上的反而是他们自己。聆讯之后,受惊的帕慕克问我,他是否该流亡海外。我希望不。除非伏尔泰获胜,否则土耳其将不会加入欧洲。”

【诺贝尔奖是对国家的羞辱】
  众原告随即转往伊斯坦布尔西什里区第三初审民事法院告诉,向帕慕克索赔3.6万新里拉
  2006年4月,帕慕克在纽约国际文学节发表演讲,谈及作家与政治、表达与沉默、理想与内疚、只写美丽故事的小说家与真正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如果另一房中的另一个作家是不自由的,那么,便没有作家是自由的。”他说。
  9月,同样被控“侮辱土耳其国格”的女作家艾丽芙·沙法克,因控方证据不足而被法庭宣判无罪。
  10月,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民族主义者的怒火被再次点燃。 原告律师克林西兹公开宣称:“作为一个土耳其公民,我感到羞耻。我不相信颁发此奖给他是因为其作品或其文学身份。之所以给他这个奖,是因为他贬低我们国家的价值,因为他承认了(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
  土耳其驻中国大使馆一等参赞娜斯琳·柏叶泽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土耳其不反对作家。土耳其为奥尔罕·帕慕克感到高兴……土耳其政府和奥尔罕·帕慕克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杀人计划】
  2007年1月,西什里法院判定原告不能代表全民,且任何人不能仅仅因为是“土耳其国民的一员”,而声称“个人权利受到侵犯”并要求赔偿,因此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而上诉。
  1月19日,素来直言不讳的亚美尼亚裔土耳其亚记者赫兰特·丁克遭17岁少年枪手奥京·撒马斯特当街三弹射杀,曝尸伊斯坦布尔街头。帕慕克亲往丁克家中吊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要为他的死负责。”帕慕克说,“但最该为此负责的,是那些仍然在捍卫土耳其刑法301条款的人。那些攻击他的人,那些把我们的这位同胞描绘成土耳其公敌的人,那些把他当成眼中钉的人,他们最该为此负责。而说到底,我们都有责任。”
  共有四人因煽动杀人和参与暴力帮派而受到起诉。1月24日,授意枪手杀人的亚辛·哈亚尔在被押入伊斯坦布尔法庭前,对聚集在门外的记者们高声叫道: “奥尔罕·帕慕克,放聪明点!放聪明点!”
  7月,埃及作家塞马尔·加亚尼透露,帕慕克已雇请保镖。他告诉加亚尼:“因为我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惧,我不得不与保镖一起旅行。时刻与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是不值过的生活。”
  帕慕克的恐惧不是没有理由的。2008年1月下旬,土耳其各大报章均在头版报道,警方破袭极右黑帮“Ergenekon行动”,捕十三人,并起获针对帕慕克的行刺计划,而黑帮的这一切密谋,是要制造社会动荡,以促成2009年发动军事政变。事后发现,在押十三人中,包括地下帮派首领和退役将领多名,以及著名老记者伊尔罕·塞尔库克、伊斯坦布尔大学前校长凯马尔·阿莱德洛格鲁,以及控告帕慕克的律师克林西兹,其中一人要求追随者立誓:“不杀人便被杀”。

【爱国感情】
  2008年1月,最高上诉法院第四庭判定,在土耳其的法律体系内,原告符合索赔条件,即只要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法律皆可适用。最高上诉法院援引宪法第66条,“以公民身份与土耳其国家联结的所有人皆为土耳其人,”因而,正如个人拥有名誉权一样,对国家的归属感亦为个人价值的一部分。该裁定认为:“法律规定个人权利的范围包括身体、感情及社会价值、职业尊严、名誉、自由、精神权利、健康及公民权。由此出发,公民权当被视作一项必须受保护的权利,而由于(帕慕克的)言论针对全体国民,故个人有权对此起诉。”
  媒体分析说,该裁决为数以千计的国家烈属,甚至每个土耳其人控告帕慕克打开了大门。
  5月,帕慕克访华,期间细心地没有过多谈论言论自由及此案的问题。
  10月,作为主宾国土耳其的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和帕慕克一起出席了第60届法兰克福书展的开幕式。帕慕克在演讲中说,这是“禁书与焚书的一百年,将作家下狱、杀害、定为叛国者、流放,以及不断在媒体上污损他们的一百年,这种种作法,已使土耳其文学日益贫弱”。然而,“国家惩罚作家及其著作的习惯依然非常活跃。”

【人民反对帕慕克】
  初审法院再度坚持原判,驳回原告诉求,后者则继续上诉。案件被提交至最高上诉法院全体审议,2009年5月中旬,上诉院二度推翻初审法院的判决。
  毛琳·弗雷利对《卫报》说:“令人担忧的是,整个事件又一次回到了公众视野。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起诉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他关进监狱,而是要获得公众注意。每当旧事重提,都是民族主义媒体就奥尔罕及其他301被告重申其立场的又一个机会。”
  2010年3月30日,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接受了我的电话专访。他说:“有时我会愤怒,会说出让所有人不快的话。可我没经过算计。我就这个脾气……有时我讲话,只是因为我心里有个隐秘的声音,那我就讲了。”
  他告诉我:“首先,我相信言论自由。我们得能够谈论这些话题,而不是让美国人或其他国家来谈。不幸的是,在这方面我们仍然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别的国家在替我们土耳其人谈论。其次,我不想自己与土耳其人民有任何麻烦。我将来可能还会与土耳其政府、土耳其国家有麻烦,但我想让土耳其人民爱我。可不幸的是,他们做出那种宣传的时候,人民(对我)有时会很愤怒。我对此非常非常不安。”

【鸭子哈伊里的故事】
  2011年3月25日,帕慕克最终被判败诉,须向爱国感情受到伤害的原告支付赔款。帕慕克已决定上诉。
  由于此案为民事诉讼,他将不会为此坐牢。但鉴于法院认定,其言论伤害了六名原告的爱国感情,必将从此立下判例,今后在土耳其,任何人批评国家,都有可能受到任何他人以私权受到侵犯为由提起的控告。
  土耳其知名记者和作家奥拉尔·恰勒什拉尔对《今日时代报》指出,帕慕克当初在接受采访时已经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克制,甚至从未说出过“土耳其人”这个敏感词。“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起诉帕慕克呢?”恰勒什拉尔问,“如果随便哪个人都能起诉帕慕克的话,又会发生什么呢?难道他要给所有人赔钱吗?咱们正在把一位给土耳其拿回诺贝尔奖的作家往绝路上逼,真的很难接受这一事实。”
  一向主张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两国人民和解的巴斯肯·奥兰教授则在评论此案时,援引了民间故事里的鸭子哈伊里——在土耳其老百姓中,他广为人知。哈伊里有个外号“鸭子”,可他非常讨厌人家这样叫他。有天在咖啡店,坐在哈伊里不远处的某男看着窗外说:“我看今天是个阴天。”哈伊里就跳起来,对某男破口大骂,拳脚相加。朋友不解,问他为啥揍人家。哈伊里说:“天阴就会下雨,下雨就会积水,积水就会成塘,成了塘,鸭子就会来玩水。丫说我是鸭子!”
  奥兰教授认为,帕慕克就是某男,因为莫须有的罪名,无端受到了惩罚。
  土耳其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TESEV)主席詹·帕凯尔指出,土耳其应以此案为耻。“人民有权自由表达其观点。”他说,“只要这种表达没有在某种程度上煽动起社会上的仇恨和暴力,就不能入罪。帕慕克不过是身为作家,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法院这个判决完完全全是个错判。”
  3月28日,帕慕克的律师哈卢克·伊纳内策公开表示:“这一判决可能会对土耳其的言论自由构成巨大威胁。在(正常的)法律制度下,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判决的。”

October 10, 2010

巴尔加斯·略萨:生平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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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gas Llosa
  康慨|南方都市报 2010-10-10 报纸网络版西语字符排版不确,故重贴本文在此。同期亦有曾园兄对MVL获奖后各界反响的综述文章|  巴尔加斯·略萨的数十部小说,与其人生经历和政治实践不可分割。而他既多产又多事,本文势难面面俱到,但求择要。

【无爹的童年】
  1936年3月28日,豪尔赫·马里奥·佩德罗·巴尔加斯·略萨(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生于秘鲁南部大城阿雷基帕,乃公共汽车司机埃内斯托·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和大家闺秀多拉·略萨·乌雷塔的独子。马里奥父姓巴尔加斯,母姓略萨,所以对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新贵,我们不可以只称“略萨”,这样叫人家,既不对又失礼。若只以姓氏呼之,应以“巴尔加斯·略萨”或“巴尔加斯”为确。
  波澜壮阔的一生,从他未出世时便已开始。1936年新年前后,小马里奥尚在母腹,双亲却已反目。事出于妈妈孕期,爸爸竟与一德国女子不干不净,而后离家出走。但更深层的原因也许是,埃内斯托出身底层劳工家庭,身上流着他革命者爷爷的血,骨子里仇恨贵族阶层,更受不了老婆一家对他的轻慢。总之,男婴呱呱落地之后,没有爸爸在身边逗弄,只能在姥姥家继续啼哭。一周岁时,妈妈与公交司机正式离婚,姥爷此时奉派出使玻利维亚,小马里奥也随母一起,去了玻国的科恰班巴,并在此城度过童年。河滨加州大学西班牙语文学教授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L. Williams)曾在所著《巴尔加斯·略萨:弑神者别传》(Vargas Llosa: otra historia de un deicidio,2001年)中记述,小马里奥常问周围人,我爸在哪儿?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你爹死了。

【强娶了姨娘】
  姥爷要养活全家,终在几年后谋得调令,返回秘鲁西北边境城市皮乌拉任地方长官,马里奥遂在此城上教会小学,1946年再迁首都利马,首次见到生父埃内斯托。父母重修旧好并共同生活,马里奥次年起就读于教会中学,而这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异母弟弟恩里克·巴尔加斯和小埃内斯托·巴尔加斯。他日后提到亲生爸爸,曾以“这位突然成了我父亲的先生”称之,父子关系终生不睦,爸爸甚至会突然一个大耳瓜子把他搧翻在地,就像多年以后,巴尔加斯·略萨在墨西哥城的电影院里挥舞铁拳,暴揍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
  1950年,马里奥被送入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士官生的黑暗生活、对父亲的怨怒仇恨,后来成了他首部长篇小说《城市与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的素材。军校的生活是这样的:

  “他被拉到室外,带到体育场上。他已经记不清那是白天,还是夜幕正在降临。在那里,他被脱光了衣服。那个声音命令他在跑道上围着足球场‘仰泳’一圈。接着,他又被弄回寝室,命令他铺好床,站在衣橱上唱歌、跳舞,模仿电影演员的动作,擦拭短靴,舔净地板,用力骑压在枕头上,喝尿……”(《城市与狗》,赵德明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两年后他退了学,回到皮乌拉读完中学,同时在当地报社实习,并初试文学创作。1953年,巴尔加斯·略萨入读利马的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修法律与文学,期间爱上了舅舅鲁乔的玻利维亚小姨子、因无法生育而离婚不久的胡利娅·乌尔基迪。大学生帅的不像话,姨妈更是风情万种,结果两年后他便娶之为妻。此时新郎年方十九,而新娘子比他大了整整13岁。
  在天主教传统深厚的秘鲁社会,这段不伦恋情几同丑闻。赶在爸爸从美国返回利马,“拿着手枪”力阻儿子成婚的前夜,巴尔加斯·略萨与姨娘私奔外省,花钱贿赂地方干部——“一个笨蛋市长”,方得以成功登记。生米煮成了熟饭,爹妈无奈,又禁不出儿子苦苦哀求,终于收起枪,天要下雨,儿要娶姨,随他去吧。这段故事后来被巴尔加斯写成了自传体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La tía Julia y el escribidor,1977)。他在书中回忆了与太太的第一次见面。“已经中学毕业了,是吧?”姨妈问日后的丈夫。“我真恨死她了。”大三学生马里奥暗想,“没有什么比‘马里多’这个称呼更叫我恼火的了,我觉得这个小指词又把我送回穿开裆裤的年代去了。”
  但不久关系升华了以后,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姨妈说:“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十八岁了,而且五年前就不是童男了。”
  “那么我呢,我已经三十二岁,十五年前就不是处女了,那我又该是什么样的人呢。”胡利娅姨妈笑着逗这傻孩子,“一个老掉了牙的女人。”(《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赵德明、李德明、蒋宗曹和尹承东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爆炸”出新星】
  可惜,与姨妈的好日子只持续了不到十年。1964年,巴尔加斯·略萨与胡利娅离了婚,转年又娶了自己的大表妹帕特里西娅·略萨。这段婚姻日后虽起波澜,却总算持久。帕特里西娅为他生育两子一女:作家阿尔瓦罗、商人贡萨洛和摄影师莫尔加娜。
  1958年,从圣马科斯大学毕业后,巴尔加斯·略萨转赴马德里孔普鲁腾塞大学深造,次年赴法国,却未获准入学,于是与胡利娅困居巴黎,以文谋生,终在法新社西语部和法广电(RTF)得到两份兼职,方得以安定生活,并投身文学创作。
  1959年,巴尔加斯·略萨以短篇小说集《首领们》(Los jefes)获得了西班牙莱昂波尔多·阿拉斯文学奖,1960年开始创作长篇《城市与狗》,两年后出版,大获好评,并为他赢得了著名的西班牙评论奖,亦坚定了他在文学道路上持续前行的勇气和信心。此书在秘鲁国内却遭非难。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尤为动怒,将巴尔加斯·略萨当年的成绩单张榜公布,意在羞辱作家,同时在军校阅兵场上公开焚烧了一千册《城市与狗》。
  1966年出版的《绿房子》(La casa verde)于第二年获得了委内瑞拉的罗慕洛·加拉戈斯奖,并让巴尔加斯·略萨得以在加拉加斯机场与初登文坛不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相识。小说中讲述皮乌拉“绿房子”妓院的兴衰史,所以另一版本的汉译书名《青楼》倒也不失贴切。此书还穿插了其余四个故事,莫不揭露政党的残酷,社会的黑暗,军警的暴虐和宗教的虚伪。
  1969年的《酒吧长谈》(Conversación en la catedral)强烈揭露奥得利亚将军1948-1956年野蛮统治秘鲁期间的社会现实,亦成西半球的畅销书。及至《潘上尉与劳军女郎》(Pantaleón y las visitadoras)在1973年出版,则取得“空前绝后”的成功(巴尔加斯·略萨语)。小说讲述潘上尉奉令,“鉴于在森林地区最边远地方为祖国服务的士兵们的利益”,组建流动妓院,以“特服队”(此据英译本,中译本作“服务队”)的名义,送花姑娘去连队,下基层。
  潘上尉给首长打报告,详细而科学,却也反衬出这一腐化行为的荒唐可笑:

  服务队服务对象的潜在数字:8,726人(捌仟柒佰贰拾陆人)
  每人每月平均所需次数:12次(拾贰次)
  每人每次平均所需时间:30分钟。

  除服务计划外,潘上尉还附有一份极为详细的当地特服业考察述职报告,在“一位名叫波费里奥·黄的华人”带领下,他夜访“秋秋蓓妓馆”,心得如下:

  “俗语说,‘暗中难辨色’,确宜一度春风。如以并非苛求的实用主义观点进行评论,这大部分女人,虽说年近三十,但远远看去,可以说全部体态圆突引人,特别是臀、乳部分在祖国此地尤为丰满发达。脸蛋也尚属漂亮,但走近观察却不无缺欠,然此丑相并非天生,乃面疮、天花、掉齿所致,皆因亚马逊地区气候恶劣,不忌饮食,故掉齿乃该地区之常见病。”(《潘上尉与劳军女郎》,孙家孟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之所以转引此段,非本文作者有此爱好,实因此书喜剧色彩突出,当在巴尔加斯·略萨大多数作品之上,不引不足以止痒;亦因孙先生译笔出色。人民文学出版社后于2009年重出此书,更名为《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收入西语版1999年的再版前言。巴尔加斯·略萨在其中写道:“我一开始曾打算写成一部严肃的故事。但是我发现这是难以做到的,因为这故事要求的是嘲讽和笑声。也仅仅在那时,一种得到了解放的感觉向我显示,在文学里存在着游戏和幽默的可能。我以前写作时总是大汗淋漓,而这次却不同,我写起来很顺利,而且很开心。”
  作家本人也对此作有新的希望,在出书的同时,电影剧本也完成了,他自任联合导演之一。影片两年后公映,却遭败绩,巴尔加斯·略萨也就此止步,死了向影坛发展的雄心。2000年时,秘鲁导演弗朗西斯科·隆巴迪将《潘上尉与劳军女郎》第二次搬上银幕,显然要更为成功。
  无论如何,巴尔加斯·略萨仅以15年时间,便跻身拉美甚至世界一流作家之列。此时他可以放胆忆旧,晒一晒年少时那段刻骨铭心的情史了。《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又一次成了街谈巷议的畅销之作。好莱坞看准了其中的情色卖点,终在1990年将此书拍成美国版电影《明日广播》(Tune in Tomorrow,汉译《情人有约》),伍迪·艾伦名作《汉娜姐妹》的主角之一芭芭拉·赫希出演了胡利娅姨妈——依美语发音为“朱丽娅阿姨”,主演过《生死时速》和《黑客帝国》的基努·里弗斯则扮演年经的剧作家马丁——同样不再是我们的大作家马里奥了。

【暴打加西亚·马尔克斯】
  彼时的拉丁美洲,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只有文学从中受益,但见才子辈出,世界刮目,若不用“爆炸”这等极端词汇,便无法形容文学的超常态繁荣。
  “拉美爆炸”(Boom Latinoamericano)诞生了四大耀眼明星: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哥伦比亚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其中又以后两位亮度最强,知名度最高。
  事实上,巴尔加斯·略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本是文学知己和生活密友,早在加博享誉世界之前很久,马里奥便曾为他写过热情洋溢的马德里大学博士论文《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传》(García Márquez: historia de un deicidio,1971),对年长自己九岁的大哥,颇有提携之功。旅居欧洲期间,两人亦曾为近邻,往来频密。但在1976年后,好友突然反目,再也不同对方讲话。其中原委曾长期不明,成为文坛公案,直至31年后的2007年,加博八十大寿时,方有知情人揭开部分谜底。
  那是1976年的2月,情人节前两天,众多拉美文艺名流会聚于墨西哥城,参加一部电影的首映。在影院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见到巴尔加斯·略萨,便欢喜地叫着:“马里奥……”,上前欲拥抱老友。谁知人高马大的“超级马里奥”目露凶光,突施重拳,正中加博面门,令他当即坐翻在地,鼻子大出血,“满脸浴红”,妻友忙将他架回家中服侍。可怜的作家,鼻血流了一夜。
  两天后,情人节到了。左眼乌青,鼻梁带伤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去摄影记者罗德里戈·莫亚家中串门,莫亚趁机给了拍他几张带伤照片,三十余年秘不示人,2007年才以为加博贺寿为名,发表于墨西哥《每日报》。
  根据莫亚的说法,加上《泰晤士报》援引的传闻,就巴尔加斯·略萨暴打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原委,我们大致可以找到些脉络。原来两人之间的梁子,早在同住巴黎(一说巴塞罗那)时便已结下。当时马里奥在外追求一位瑞典美人儿,太太帕特里西娅发觉,遂往加西亚·马尔克斯处寻求安慰,加博便给朋友妻出主意,劝她离婚。未几,巴尔加斯·略萨两口子和好,帕特里西娅为表忠心,主动向丈夫献出加博给她的秘计,引发巴尔加斯的怒火,终于酿成著名的血溅墨西哥电影院事件。
  这也许就是巴尔加斯·略萨当年出拳击倒老友之后,大喊如下言辞的起因所在:“你在巴塞罗那对帕特里西娅做完了那事儿,怎么还敢来这儿跟我套近乎!”
  什么事儿?不知道。莫亚欲言又止,但似乎在暗示还有更大的背叛。“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将来的传记家们吧。”他说。

【总统竞选败给藤森】
  1981年,巴尔加斯·略萨出版了新长篇《世界末日之战》(La guerra del fin del mundo),不仅是他首度涉足历史小说,此书也将成为他日后多年里的最后一部大长篇。我们会看到,他的小说篇幅将显著缩短,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进入了政坛。
  像众多其他的拉美知识分子一样,青年巴尔加斯·略萨自然地选择了左派阵营。早在大学阶段,他便曾加入共产主义读书会,深入研读过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后又折服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领导下的古巴革命,反对美帝。然而渐渐地,古巴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其知识分子政策,让他与左翼渐行渐远,用他的话说,便是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者”,即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维护者,而不以左派或右派划分。他甚至一度因此自认为不会受到瑞典学院的青睐,因为“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永远都得不到诺贝尔奖。2008年11月,他在接受埃菲社采访时说,“我做好了一切必要的预防,以备他们到死也不给我(这个奖)。”
  加博向左,马里奥向右。所有的闺中传闻,以及电影院里那一记重拳,不过是两人分道扬镳的表面原因。政治立场的对立可令兄弟阋墙,父子成仇,何尝不会使马里奥和加博反目?在政治立场上,巴尔加斯·略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越行越远。加博是卡斯特罗的好友,身体不好时,就到哈瓦那疗养。菲德尔生病后,加博也亲往探视,陪他散步,聊天。而在1971年,古巴政府将诗人埃尔维托·帕迪利亚下狱后,巴尔加斯·略萨曾公开参与签名,抗议卡斯特罗政府,就此成为左翼的叛徒,此事亦成他与一众故旧决裂的分水岭。
  到了1989年,他又代表右翼,以民主阵线党主席之身,出马竞选秘鲁总统,要求推行国企和银行私有化改革,最终在1990年的第二轮投票中,败给了阿尔维托·藤森。竞选期间,他的对手使出绝招,摘选他小说中的淫猥段落在电台广播,令其保守的选民阵营惊惧至极。败选后的巴尔加斯·略萨重新回到书桌,不再身体力行地参与政治。
  “如果说第一轮选举是肮脏的话,第二轮就是臭不可闻的了。”巴尔加斯·略萨败选后说。(赵德明《巴尔加斯·略萨全集总序》)于是他再度远走欧洲和美国,并于1993获西班牙国籍。第二年7月,他和帕特里西娅访问了中国。

【超级马里奥反独裁】
  尽管被目为右派,但巴尔加斯·略萨多次声言反对一切左的或右的独裁政权。仇恨专制的种子,想必在父亲的大耳光和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的森严校纪中便已埋下。成年以后,国内黑暗的现实则让这种子迅速发芽,开花。
  胡利娅姨妈和巴尔加斯·略萨新婚不久,便被政府的“打狗队”抓走了家养小狗,马里奥愣是跑去狗狗拘留营,将爱犬夺回,一路小跑,不料又与打狗队狭路相逢,“小狗吓得瑟瑟发抖,他连忙抱着狗躲进了一家酒吧。落座之后,巴尔加斯·略萨联想到老百姓面对独裁政权的恐惧心理,萌发了创作《酒吧长谈》的动机。”(赵德明《巴尔加斯·略萨全集总序》)这部小说所写,正是记者圣地亚哥·萨瓦拉与父亲的老司机安布罗修在狗场相遇后的酒吧长谈。
  打狗队往往是独裁政权专政工具的外化,运动式的打狗行为,实际反映的是独裁政权不受控制,没有感情的本质。昆德拉亦曾在《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写到相似的场景,戴红臂章的老头们在公园里追打小狗和男孩:

  “一条德国种猎狗从灌木丛中溜出来。茹泽娜的父亲朝它伸出长竿,但是这条狗躲过了套索,向男孩跑去。男孩抱起来,把它按在怀里。另一个缉捕队员过来帮助茹泽娜的父亲,从男孩手中抢走了德国猎狗。男孩又哭又嚷,扭来扭去,老头不得不把他的手扭到背后,捂住他的嘴巴,因为叫声正引起过路人的注意。他们转身观望,但是不敢干涉。”

  在这本书的另一个部分,当雅库布带着那条狗到田野中去:“狗再次舔舔雅库布的半边脸(也许它感到雅库布正在想它)。雅库布对自己说,他的国家既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糟,而只会变得越来越可笑。”
  打狗队唯一的好处,就是刺激了昆德拉和巴尔加斯·略萨这样的作家,让他们写出伟大的作品,再以这些作品,去触动那些仍然生活在独裁体制下的万千读者之心灵。《酒吧长谈》由打狗开始,一口气谈了近七百页,其中写到政府贪污腐化,横征暴敛,百姓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大学生萨瓦拉要闹革命,却因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天然地意志不够坚定;而书中的内政部长卡约·贝穆德斯,掌管全国警政大权,一方面推行血腥统治,残酷镇压争民主、求自由的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包养情妇,夺人妻女,腐化堕落,十足是独裁之恶的象征。
  巴尔加斯·略萨说:

  “……在历史上,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不信任虚构小说的,对它实行严格的书刊审查,甚至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禁止整个美洲殖民地出售小说。其借口是:那些胡说八道的故事会分散印第安人对上帝的信仰,对于一个以神权统治的社会来说,这是唯一重要的心事。与宗教裁判所一样,任何企图控制公民生活的政府和政权,都对小说表示了同样的不信任,都对小说采取监视的态度,都使用了限制手段:书刊检查。前者和后者都没有搞错:透过那无害的表面上看,编造小说是一种享受自由和对那些企图取消小说的人一一无论教会还是政府——的反抗方式。这正是一切独裁政权、法西斯、伊斯兰传统派政权、非洲和拉丁美洲军事专制政权——企图通过书刊检查强迫文学穿上拘束衣来控制文学。”(《中国套盒:致一位青年小说家》,赵德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7页)

  1993年,他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次年再获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最高奖——塞万提斯奖,此后除了诺贝尔,也许他再也不需要其他什么奖了。
  2000年,《公羊的节日》(La fiesta del chivo)出版,通过三个不同的角度,再现了暴君特鲁希略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血腥统治,以及他在1961年5月31日的遇刺事件。此书再次大获成功,并被广泛视为巴尔加斯·略萨最好的作品之一。
  他晚年写作不停息,《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El paraíso en la otra esquina)和《坏女孩的恶作剧》(Travesuras de la niña mala)先后于2003和2006年出版。今年又有新作《凯尔特人之梦》(El sueño del celta)问世,其灵感来自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朋友、20世纪初英国驻刚果的领事罗杰·凯斯门。

【“结构现实主义”存在吗】
  虽然同为爆炸期的明星,但加西亚·马尔克斯被视为魔幻现主义的代表,巴尔加斯·略萨则被中文学者冠以“结构现实主义”。
  对结构现实主义,林一安先生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

  “结构现实主义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立体感。巴尔加斯·略萨认为应该全面地、艺术地反映现实。所谓‘全面地’,就是在各个层次上,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因此,结构现实主义作品也称立体小说,或全面体小说,可以说立体感是结构现实主义作品的灵魂。为此,作家把一个故事的一条或几体线索,分别切割成若干小块,然后打乱时空关系,重新加以组合,每一小块则依据它与其他小块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存在,而起作用,而具有意义,这样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立体的感觉。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认识事物并不总是由头到尾按照事物发展的时空次序认识的,而往往是从某个角度、某个地点、某个时间开始认识的,有时先看到事物的结尾,有时则是先从事物发展的某个层次看到的。这样进行结构安排,就把小说创作从线索发展推到了立体再创造,因而也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巴尔加斯·略萨〈绿房子〉赏析》,引自《奇葩拾零》,林一安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1页)

  朱景冬先生更具体地分析说:

  “巴尔加斯·略萨把这种手法概括为三种,即‘中国套盒术’、‘连通器法’和‘突变法’。按照他的解释,‘套盒术’就是‘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再讲故事,他的故事中可以再套别的故事’;‘连通器法’就是把不同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人物和情境放在一个大故事中,联合成一个新的整体;‘突变法’就是‘不断积累一些因素,或者说制造紧张气氛,直到描写的事物突然发生变化为止’、‘使读者产生好奇、疑惑和惊讶’,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拉丁美洲小说史》,朱景冬、孙成敖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68页)

  我不太清楚“结构现实主义”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文学流派,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流派,或这样一个主义,它至少应该有一些纲领性的、共性的东西出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有巴尔加斯·略萨一个孤独的代表。实际上,他的这些创作方法并不出奇,20世纪的许多现代主义作家远比他走得更远。
  基斯·布克(M. Keith Booker)在所著《巴尔加斯·略萨在现代主义者中间》(Vargas Llosa Among the Postmodernists,佛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里, 以《绿房子》到《潘上尉与劳军女郎》等中早期作品为例,分析了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变易。埃弗兰·克里斯塔尔(Efrain Kristal)则写出《语词的诱惑: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Temptation of the Word:The Novels of Mario Vargas Llosa,范德比尔特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更为具体地指出,巴尔加斯·略萨在取用历史事实或传记材料,为其文学目标而予以转化时,全无不安之感。他会在创作过程中修改这些素材。“他始终依赖但从不忠于他的个人经验,亦不会到专门的档案馆或图书馆去做研究,”克里斯塔尔警告我们,“所以要想理解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创作过程,首先就要研究他如何转化和修改这些素材。此外,如果无视他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经历的变易,就不可能理解其文学主题所由何来。”(此书前言,第8页)。这也就是说,至少对巴尔加斯·略萨而言,秘鲁和拉美的近现代历史,以及他个人的生平,皆无法与其作品分而论之。
  无论如何,巴尔加斯·略萨作品中的大部分,经赵德明(绍天)、孙家孟、尹承东、段玉然、赵振江、林一安、朱景冬、孟宪臣、李德明、蒋宗曹、马林春、王成家、韦平、韦拓、申宝楼、柳苏等一大批翻译家长达三十年的不懈努力,皆已有中译本面世。想想看,在一百多年的诺贝尔奖历史上,还有哪一位得主的作品曾经如此全面、众多而“及时”地被引介到华文世界!巴尔加斯·略萨是头一人,这不仅说明他足够长寿,熬得过瑞典学院的十八位终身评委,也说明我们的翻译家有足够的眼光和毅力——至少这一次如此。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正是对他们的回报
  我不敢张口就代表全国人民如何如何,所以只以我个人的名义,在此感谢赵德明先生,感谢前文中提到的、以及因为疏漏而不曾提及的所有巴尔加斯·略萨的翻译家们。而作为读者,我想我们毕竟是有福的。

June 20, 2010

加油吧,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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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慨|北京晚报 2010-6-19 - 刊出时略有删节| 前晚希腊与尼日利亚的世界杯小组赛,负责解说的CCTV贺老师介绍说,希腊人的姓都以“斯”结尾,只有11号文特拉例外,因为他爸爸是捷克人。这些话说得多余而且错误。希腊人的尾“斯”之姓固然常见,却非人人如此。该国现任总理小帕潘德里欧就没这个斯。而在这支希腊队中,还有另一位无斯的帕察措格卢,本场比赛坐在替补席上。
  希腊人的姓氏多有格的变化,以“斯”结尾的大抵是主格,其他格,如宾格、呼格或从属格,则通常很无斯。
  世界杯是个大舞台,五花八门的球员名字及其各种译法,也呈现出其背后的多彩文化。
  如果有位香港朋友写信给你,就谁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球员咨询你的意见:是美斯呢,还是基斯坦奴朗拿度?你多半会很晕,及至弄懂所指乃梅西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你会不会以头撞墙?
  内地与港台译名之不同很常见。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台湾叫“布希”,在香港叫“布殊”。现总统奥巴马去年访华时,驻北京美国使馆一度采用了“欧巴马”的台式汉译。馆方解释说如此更近英语发音,我倒私下觉得,这可能与新大使在台湾学过汉语有关。
  中国的体育媒体一惯乐于将复杂的外国人名本地化,所用的办法不外两种,一是只用其名甚至爱称,一是将姓氏腰斩。中国联赛曾经出现了许多谢尔盖或萨沙(俄国人对亚历山大的爱称),可这些名字如此常用,搞到最后,观众往往弄不清是哪个队的谢尔盖。至于腰斩,则已呈泛滥之势。米卢(米卢蒂诺维奇)之后,又有范尼(范尼斯特尔鲁伊)、伊布(伊布拉希莫维奇)、贝巴(贝尔巴托夫),以及奇怪的小小罗或C罗(基斯坦奴朗拿度),源源不断。只叫小名或腰斩姓氏,皆不合礼仪,轻者说过于亲近,让人起腻,有失尊敬,往重了说,则冒犯了姓名权这一基本人权。
  这世界上叫“米卢”的人还真不多,倒是漫画书《丁丁历险记》里有条小白狗与塞尔维亚教头同名。狗叫“米卢”(Milou),源自其作者埃尔热的初恋女友玛丽-路易丝。英译《丁丁》改“米卢”为“小雪”(Snowy),中文版依英译而来,遂有“白雪”。
  欧洲媒体也有将外国人名本地化的做法,但文艺小狗可以改名,对大活人下手还是比较慎重,一般也就是发音上的变通。于是,法国人旺热到了阿森纳(阿仙奴),便被英国电视台叫做“温格”,发音不同但拼写完全一致。葡萄牙人若泽·穆里尼奥到了切尔西(车路士),则成了“周瑟”(周警官),有时被打趣地唤做“特别的那一个”(语出穆帅自许,类似于中国媒体常用的“狂人”)。不知若泽今年到了皇家马德里,会不会成为西班牙语里的“何塞”呢?
  英国再怎么自绝于欧洲大陆,电视主播也不至于像中国同行那样,把1990年代的意大利前锋西尼奥里称做“西格诺里”。对法国球员,他们有时也少做变通。比如对前锋亨利(Henry),便依法语习惯,滤掉了他姓氏中那个不发音的H,成为“昂瑞”。但是对中场大将里贝里,还是按英语发音“蕊拜蕊”来。我女儿学法语,她念出的里贝里活像“黑白黑”,也不怎么好听。
  英国主播们可能懂一点法语或意大利语,但显然对汉语拼音一窍不通。孙继海和李铁到了英超,就成了“三继海”和“李太”,遇到更无知的记者,还会上来叫你“太先生”。
  法国人对法语珍爱得要命,但海峡对岸的英格兰队长杰拉德,还不至于成为他们口中的“热哈赫”,惟有遥远的中国仍显陌生。还是由于那个不发音的H,以及法语的连读习惯,上海始终是“山盖”。
  回到我们前面说起的那位香港朋友,那些译名只是在纸上看似古怪,其实若以广东话念出来,也便与原音相去不远。问题只在于汉字不是表音文字。淮南的名字到了淮北,味道就大不一样了。但表意的汉语也别有一番滋味,身高两米的英格兰前锋克劳奇,香港译为“高治”,有身高才有治空权,这不正与他“高佬”的爱称产生了奇妙的呼应吗?
  世界美如斯。加油吧,美斯!

June 19, 2010

曼德拉的体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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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son Mandela

  康慨|中国新闻周刊 - 刊出时有删节| 这一天曾经是不可想像的。一个殖民主义溃败后失落的大陆,贫穷的渊薮,一个因暴力、镇压和种族歧视而内部分裂、并被国际体坛多年孤立的罪恶国度,如今成了世界上最奢华、也最受关注的单项体育赛会的主办地,正如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6月11日的世界杯开幕式上所言:这是“梦想成真”的一天。
  91岁的前46664号囚徒纳尔逊·曼德拉做到了,并且活着看到。

  从空中鸟瞰,壮美的新球场兀然独立于荒郊,不远处便是贫民窟,无边无际。世界杯耗资空前巨大,新南非却情愿承受,所图决非仅止于足球,尽管这是非洲人最爱的运动。
  体育从来不只是体育本身,当国家参与其中,便尤其如此。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利用过足球世界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也利用过奥林匹克运动会,莫不态度傲慢而用心邪恶,终使体育沦为宣扬种族之优、主义之盛的工具。
  曼德拉和新南非亦有图于世界杯,所求却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截然相反:不是为了粉饰,而是展示;不是为了合理化暴力,而是要告别暴力;不是为了将世界踩到脚下,而是要与世界共生且俱荣。曼德拉为此拖行老迈身躯,两赴苏黎世,以其超凡魅力面陈于国际足联大会,终使世界杯首临非洲。事实上,他始终深知体育对社会进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种族和解以至国家集体信念的积极作用。南非已经主办了1995年的世界杯英式橄榄球赛、1996年的非洲国家杯足球赛和2003年的世界杯板球赛,终至今年的第19届世界杯足球赛。
  过去三年,至少有两部纪实风格的电影描写过南非人民倾注于体育的希望。一为好莱坞出品的《打不倒的勇者》(Invictus),述及1995年的橄榄球世界杯,由大明星摩根·弗里曼和马特·戴蒙主演,去年以来热映全球。另一部《不只是比赛》(More Than Just a Game)为2007年的南非土产,追述罗本岛政治犯自发的监狱足球联赛,虽无大卡士,少有人知,却同样感人。
  在南非,黑人多喜足球,视橄榄球为白人运动,南非国家橄榄球队亦以白人球员为主,所以即使主场出赛,黑人也总是为客队加油。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举行前一年,曼德拉已赢得南非历史上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成为总统。他的当务之急是国家与社会重建,因而迫切需要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宣示种族和解,减缓白人少数族裔对翻身黑人的恐惧。世界杯赛正中其下怀。
  《打不倒的勇者》描述了曼德拉的一片苦心。他先压服国家体委,使之放弃更改球队名称与球衣颜色的冲动,再以口号“同一个球队,同一个国家”诉求于全国,复接见球员,大加关怀,以自己在罗本岛坐监期间的经历,激励他们奋勇求胜,为国争光。南非队果然不孚热望,一路过关,闯入决赛,将与不可一世的新西兰队争夺冠军。决赛开始前,曼德拉着国家队服和球帽,走入赛场,在数万观众和电视摄像机前慰勉球员,场内白人观众亦受感染,由衷高呼曼德拉之名。南非队受此激励,以勇毅力战强敌而终于夺冠。全国陷入狂喜,人民无分黑白,皆从胜利中找到国民自豪感与国家认同感。
  这一切对新南非而言弥足珍贵。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族际仇杀,国家亦未鼓动阶级斗争,支持穷人剥夺旧社会的富人财产,全赖《临时宪法》中确认大赦的“夕阳条款”。南非的和解是有代表性的。主持该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图图大主教将其理念称为“班图”,其核心是:“我们宽恕别人,欢迎他们回到我们共同的人类大家庭中来的做法并不是利他性的,它是启发自我利益的最高方式。我们肯定了他人的人性,也就肯定了我们自己的人性,从而有助于修复共同体。”他担心,尽管“我们完全能够实现处罚性的正义,但南非将躺在废墟之中”。(安德鲁·瑞格比著《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译林出版社,2003年)
  不可否认,《打不倒的勇者》是感人而振奋的,却仍不免带有好莱坞此类电影的天然缺陷,我们或可称之为左派幼稚病。和解和重建永远不可能只通过一场比赛完成,而是一个漫长的、不无痛苦与怀疑的过程。宽恕针对的是过去,着眼的却是未来。
  2010年的足球世界杯与15年前的橄榄球世界杯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出于巧合,前后两支南非国家队的队长都姓皮纳尔。但1995年弗朗索瓦·皮纳尔率领的橄榄球队所创造的冠军奇迹,几乎不可能复制在以史蒂文·皮纳尔为首的足球队身上。因此,南非今天的任务不是夺取世界杯冠军,以此聚合并提振民心,而是“当好东道主,办好世界杯”,最大幅度地减少暴力事件,保证全部32个国家的参赛队员以及40万访客的安全。

  相较《打不倒的勇者》,南非电影《不只是比赛》的纪实风格更为强烈,全片穿插多位当年政治犯面对镜头的叙述,追述体育之于黑牢的独特意义。1960年代中期,世界革命似乎一触既发,南非亦更加动荡,对反种族运动和共产党活动的双重恐惧,使当局的镇压愈加残酷。黑人青年时常聚在一起,秘密研读毛泽东著作《游击战》(Yu Chi Chan, sic)。一俟警察发动搜捕,报纸便发出耸人听闻的报道,仿佛整个红军已在南非登陆,即将开展武装夺权。政治犯们被判了重刑,送到距开普敦海岸7公里的罗本岛监禁,并在岛上的采石场从事苦役。曼德拉也在该岛另一个监区服刑。
  罗本岛的严酷环境,慢慢逼使囚犯们滑向毁灭。幸得几经争取,囚犯获准踢球。乱踢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开始尝试规范:先组成不同的球会,进而组成协会,自名为马卡纳足协(名称出自一位反抗英国殖民者的土著烈士),有球员约200名,约占岛上囚犯半数。马卡纳足协创办了自己的联赛,将各队分编入甲、乙、丙三级,前两级各有三队,丙级为两队,分别竟争各级别联赛的锦标。甲级联赛设委员会,选出主席,并同时担任马卡纳足协主席。
  可贵的是囚犯们对规则的尊崇。他们遵照国际足联的规则手册,制定并通过了马卡纳足协宪章,同时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健全的联赛管理机构,以及有效的官僚体系,甚至设有纪律委员会,聆讯比赛争议,就球队或球员上诉做出裁决。通过足球,囚犯们不仅健体寻乐,短暂逃离残酷的受迫现实,也学会了认同规则、公平竞争、合理谈判和必要的妥协。
  体育此时也显示出其有能力超越政治的一面。囚犯们组队时,并不以各自的政治派别为依据,非国大(ANC)、泛非大(PAC)和南共党员皆可并肩作战。
  许多当年的囚徒至今感念足球带给他们的这一切,认为足球拯救了人生,免使他们在漫长的刑期和摧残身体的采石场内死去。他们为足球而感谢上帝。
  1987年,荷兰的苏里南裔球星路德·古利特将当年所获的欧洲金球奖献给了尚在狱中的曼德拉,当时有人批评他不该混淆体育与政治。但如今,既使是国际足联也在公开向曼德拉致敬,并为他献上一份厚礼:第19届世界杯。前往南非世界杯赛的许多球员和访客,亦以参观罗本岛监狱博物馆、接受思想教育为必须行程。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曼德拉还未脱去46664号的囚服,如果种族隔离的恶法仍未废除,世界杯在还会在这里举行吗?
  2007年7月18日,国际足联在罗本岛举行仪式,吸收马卡纳足协为荣誉成员。
  体育由此提供了另外一个示例:比赛可以不为名,不为钱,甚至不为胜利,而只是为了心灵的解放与情感的自由。与奢华的世界杯相比,马卡纳联赛似乎更接近体育的真谛。曼德拉个人的受难史和奋斗史,他的斗争、信念、宽恕,以及他通过体育比赛所追求的一切,同样比比赛更接近体育,也更应该作为曼德拉的遗产,使2010年世界杯长存于未来的记忆。

November 15, 2009

共产主义电影节

  11月9日开幕的第20届贝萨克国际历史电影节(Festival du film d’Histoire de Pessac)正在举行,年份很特别,日期很醒目,海报很亲切,因为本届主题是……共产主义。
  Il Était une Fois: Le COMMUNISME
  不控拆,不缅怀,只做见证。
  明天会有参赛片的颁奖,我更喜欢的是这份80部影片的展映目录,有不少看过了,或正在排队候看,如L’Aveu[招供,1970],Le Chêne[橡树,1992],Good Bye Lenin ![再见列宁,2002],Katyn[卡廷,2007],Papa est en voyage d’affaires[爸爸出差了,1985],Tito et moi[铁托和我,1992],La Vie des autres[别人的生活,2006],La faute à Fidel![都怪菲德尔,2006],以及前苏联的La Commissaire[女政委],J’ai 20 ans[我20岁,1964),La Vérification[检查站,1971]……其余的也都想看。
  其中还有几部中国电影,好坏姑且不论,它们太新了。
  RFI的报道提及:电影节“周日最后一场大型讨论会也以中国为主题《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否还是共产主义?》”。
  要做见证,样板戏更适合。或者《千万不要忘记》、《创业》、《决裂》……像海报上那样。

November 8, 2009

Das weiße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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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weiße Band

  144分钟的 Das weiße Band (白色缎带)是一部极其缓慢、压抑、晦暗的影片,头绪众多,人物繁杂,线索混乱,亦无明确结局,但非常好看。
  幸得从始至终村中奇案不断,支撑和推动故事,加上绝对一流的导演技巧和摄影水准,终令我一口气看完。
  它既是悬疑剧,也是心理剧、宗教剧和社会剧。导演Michael Haneke曾另外点明其现实的政治寓意:“alle Formen von Terrorismus” (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皆有相同的根源。
  不适合儿童观看。此无关性与暴力,两者皆点到即止,盖因片中只有三个好人(纯真的人):乡村教师、男爵家的小保姆,以及牧师的幼子。
  全片黑白,固定机位,洗练而无损流畅,画面语言精致,足以令人反复咀嚼;农民收获、雪景和谷仓大火亦令人印象深刻。全片无人工音乐,即使片头片尾的字幕,也皆为静场。
  Das weiße Band 得到今年戛纳的Palme d’or,实至名归。

October 23, 2009

伊萨耶夫同志

Filed under: Movie┊电影

  我看完了《Исаев》(伊萨耶夫)的первая серия(第一集,俄语好像总是用серия),由于听不懂,不打算继续看下去。粗浅的观感是它远不如博特科的《大师和玛格丽达》。10月11日首播时,好像收视率平平,因为正赶上周日晚的黄金时间,俄国人民多数在按惯例看综艺喜剧。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当年断续看过,如今已无重温的耐心。早年我最喜欢的苏联电视剧是《苦难的历程》。
  《Исаев》的片头很有特色,我截图两枚。叠印的文字一是片名,二是第一部分(前八集)的名称:《无产阶级专政的钻石》或《钻石为了无产阶级专政》。
  片中有些记录片画面,描述布尔什维克掌权初期的大饥荒,用以说明收缴资产阶级珠宝(包括教会圣器)的必要。
  大概一个月前,我无意间看到一组照片,记录1921(?)年俄乡民不聊生的惨剧,其上有汉字说明,很好奇,但画面太残忍,所以只保存了一枚。现在想起来,或应为同一事件。无奈照片出处已不可考。
  后附见报的报道。这里是《Исаев》的官方网站预告片

Исаев

Бриллианты для диктатуры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starvation

  康慨[10月21日/中华读书报]俄罗斯的“俄罗斯”电视台正在播出一部观众强烈期待、描写苏联大特工施季里茨青年时代的电视系列剧。
  施季里茨系苏联时代最成功的间谍剧集《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主人公。人民艺术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扮演的苏联侦察员施季里茨,多年潜伏于纳粹德国,官至负责反间谍任务的保安局六处上校,于二战后期领命,在敌人心脏苦斗十七个日夜,终于获得德与美英单独媾和的证据,令斯大林占得政治主动,揭露美英阴谋。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于1973年首播,大受欢迎,施季里茨亦成文艺作品中最伟大的苏联秘密警察和特工英雄,比007那样的个人主义花花公子更受尊崇。中国改革开放后曾引进播出,观者甚众。
  此番制作的《伊萨耶夫》(Исаев)共十六集,由谢尔盖·乌苏里亚克执导,英俊小生丹尼尔·斯特拉霍夫主演,2008年1月12日开机拍摄,今年10月11日开始播出。
  《伊萨耶夫》改编自尤利安·谢苗诺维奇·谢苗诺夫(1931-1993)所著施季里茨系列小说中的三部作品——《无产阶级专政的钻石》(Бриллианты для диктатуры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无需密码》(Пароль не нужен)和《温柔》(Нежность)。此时的男主人公尚未成为战斗在纳粹心脏的冷面特务马克斯·奥托·冯·施季里茨,而是刚刚由毛头后生弗谢沃洛德·弗拉季米洛夫变成青年侦察员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同志。
  剧集描写了伊萨耶夫1920年代刚出道时完成的多项特殊任务:在列宁颁令没收全俄资产阶级的珠宝,以换取食品和弹药后,伊萨耶夫前往日瓦尔(今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破获为抗拒苏维埃法令而兴起的走私活动;奉捷尔任斯基之命,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搜集白军情报;出国打入流亡者团体,调查白俄的反革命活动。剧集因此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无产阶级专政的钻石》为八集,后两部《无需密码》和《温柔》各四集。
  片中有斗智,亦不缺斗勇,时有爱情婉转其间;既有枪战,追车,坠楼,也有广阔平原上的内战战场。剧中的部分场景设置在中国上海。在rutv.ru提供的剧照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包车等旧中国色彩强烈的画面。
  俄国电视片改编的一大特点,即高度忠实于文学原著(近几年有机会看过弗拉基米尔·博特科执导的《大师和玛格丽达》及《白痴》的观众,大概会有同感)。谢苗诺夫的施季里茨系列创作于苏联时代,无法摆脱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伊萨耶夫》在今日的俄国难免引起争论,尤其关于当时谁才是俄罗斯的爱国主义者,又是谁摧毁了俄罗斯——这实在是个复杂而严肃的问题。
  放下沉重的东西不表,施季里茨也能创造出幽默。在苏联时代,他是那么有名,以至于进入了许多民间笑话。其中一个是这样的:施季里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捕了。“谁抓的我?我现在该用哪个名字?”他想,“我得看看,如果他们穿黑色制服,我就说我是施季里茨上校。如果他们穿绿色制服,那我就是伊萨耶夫大校。”门开了,一个穿蓝制服的警察走进来,对他说:“您确实该少喝点伏特加了,吉洪诺夫同志。”
  ◇注:黑制服是盖世太保,绿制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 НКВД)的秘密警察,蓝制服是苏联民警。

April 17, 2009

Товарищ Сунь Юэ on Russian TV

Filed under: Gossip┊闲话

Слово за слово

  孙越同志3月底受邀赴俄罗斯Мир(蜜儿/世界)电视台,参加该台的时事辩论节目Слово за слово(孙译:话赶话,我译:以牙还牙),话题为俄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
  “吵了一架,痛快!”达瓦里什孙事后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
  节目完整录像在此:Слово за слово,亦可下载至本地后观看:flv格式,时长54:29,约259M。
  我完全听不懂,但他一定在捍卫。卫东。
  截图一幅。字幕为:

  Сунь Юэ
  孙越
  ПИСАТЕЛЬ, ПЕРЕВОДЧИК
  皮萨泰尔 и 佩莱沃德奇克 / 作家、翻译家

April 1, 2009

Bon anniversaire, Monsieur Kundera!

Filed under: Revolution┊革命

Mian Kundera 80 ans
  从今天开始,米兰·昆德拉将跨入80后一代。  C. Hélie / Gallimard

  康慨 |  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大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今天(4月1日)迎来自己的八十大寿,其祖国捷克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将以研讨会、音乐会等方式向他致敬,但素来远避公众舞台的作家本人决不会出席。
  1929年4月1日,昆德拉生于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在这里读完高中,才前往布拉格查理大学求学。今年5月27日,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将举办一场为期三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纵论昆氏作品及其影响,包括其作品的翻译与改编,主题是“米兰·昆德拉或文学何为”。
  美国文艺工作者另辟蹊径。早在今年2月,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的几位高手,便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等地举办了名为“捷克对位:亚纳切克与昆德拉”的系列音乐会,不仅演奏捷克大作曲家亚纳切克的音乐,还请演员现场朗诵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片断。
  之所以将亚纳切克与昆德拉“对位”,不仅由于许多人认为两人作品灵魂相通,亚昆两家也实有渊源。虽然在昆德拉出生前近八个月,亚纳切克便已去世,但昆德拉的父亲路德维克(昆德拉首部小说《玩笑》的主人公也叫这个名字)乃亚大师的学生,日后成长为捷克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并担任布尔诺亚纳切克音乐学院院长长达13年。昆德拉从小接受音乐训练,弹一手好钢琴,年轻时一度当爵士琴手赚外快。
  3月26日,伽利玛出版社在法国推出了昆德拉的新著《邂逅》(Une rencontre),收入30篇文学随笔,继其前作《小说的艺术》(1986)、《被背叛的遗嘱》(1992)和《帷幕》(2005)之后,继续探讨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涉及拉伯雷、法朗士、培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法国大知识分子阿兰·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也在《新观察家》杂志刊出书评,称此乃昆德拉的“神殿”,系他再以此书向历代大师偿情,还债。

  无论对1989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是此后的捷克,米兰·昆德拉的政治面貌都是个复杂的问题。1948年,19岁的昆德拉加入捷克共产党,两年后即因“反党行为”被开除。1956年他二度入党,但1970年再遭开除。对当代东欧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不难看出这些年代所对应的大事件。
  乔迪·威廉森(Geordie Williamson)3月28日在《澳大利亚人报》撰文指出,西方评论界不假思索地认定昆德拉为异见者,指称他意在以小说反抗制度,但他本人不愿意承认这一外界强加的身份,尤其反对西方对其作品简单的政治解读。1985年,他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宣称:“当文化被简化为政治,其阐释便完全成了政治化的,以至于最终无人能理解政治,因为纯粹的政治思想根本解释不了政治现实。”
  此前,他还对美国大作家菲利普·罗斯讲过:“政治揭示了个人生活的哲学,个人生活则揭示出政治的哲学。”
  这种态度很难不让他在国内苦熬的作家同仁感到不平。他和瓦茨拉夫·哈维尔——真正的异见者——的关系一直不好,早在国内,两人便一度就路线问题爆发激烈争执。他温和,哈韦尔激进;他批评现状,但多以嘲讽而非上街的方式,哈韦尔则反对现状,其态度毫不妥协。1968年之后,昆德拉谋求在体制内渐进改革的梦想终告破碎,他甘愿退出斗争,自认只是小说家。1975年,他流亡法国,六年后获得法国国籍。他不仅抛弃家乡,而且抛弃母语,逐渐转向法语写作,宁愿以生硬的外语筑起与青春和故国之间的高墙,政治隐喻更多地被哲学思考所取代,他不再写活生生的同胞,不再为同胞们写作,也不再把同胞们当作读者。家乡那些盼着他为自己代言的人们又何尝不会失望。
  捷克斯洛伐克长期禁止发行他的作品,后来解禁了,但昆德拉是个记仇的人,硬是不卖捷语版权。他最有名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直到2006年才在捷克出版,已是此书问世22年之后。此前,他的同胞只能以盗版书充饥。
  中国读者远比捷克人幸运。早在1987年,韩少功由英文转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经面世,影响巨大。
  昆德拉现隐居于巴黎第六区,在阅读、听音乐、严格选择的友情,以及与太太薇拉在家门口的小饭馆吃午餐之外,也乐于冷眼观察这个“畸媸”(Kitsch,媚俗)的、到处充满了故作感伤和自我愚弄的世界。他讨厌记者,已有20余年未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等一下,也许有一次例外。几年前,《世界文学》杂志主编余中先访法,以译者而非媒体工作者的身份拜访了昆德拉夫妇。回来后接受国内记者采访时,余先生详细描述了此番交谈的内容,算是一次非正式的、但难得一见的访谈。(《余中先:我所见到的米兰·昆德拉》,《北京青年周刊》2003年9月11日。)
  昆德拉与评论界和新闻界的关系都不好。法国媒体批评他,他不高兴,照样用版权武器报复社会。2000年的《无知》先在别国出版译本: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英文版、德文版……围着法国边境,在外面转了一圈。三年后,他才批准法语原版隆重上市。

  2008年10月,布拉格极权主义研究院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根据警方档案,在捷克新闻周刊《Respekt》上撰文,指控昆德拉1950年曾向当局告发同学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切克为西方特务,导致后者被判刑22年,并处罚款1万克朗及财产充公。警方报告明确显示,线人名叫“米兰·昆德拉,学生,生于1929年4月1日。”
  此事引发轩然大波,但昆德拉断然否认上述指责:“我的记忆不会骗我,我没有为秘密警察工作过。”他打破沉默,要求《Respekt》道歉,后者拒绝。而捷克有关部门随后否认了前述警方报告系伪造的可能。
  当年的旧事实在扑朔迷离。德沃拉切克与昆德拉的确素不相识,他秘密潜回布拉格后,寄住于一位朋友的前女友伊娃·米利特卡的学生宿舍,后者当时正与同学伊万·德拉斯克约会,德拉斯克认识昆德拉。警方报告称,米利特卡告诉德拉斯克,德沃拉切克回了布拉格,德拉斯克又告诉了昆德拉,昆德拉则报告了警察。
  德沃拉切克在劳改营服刑14年后出狱,并活到了现在。他告诉捷克媒体,他始终相信是伊娃·米利特卡背叛了自己。他妻子也质疑了针对昆德拉的“所谓证据”。另一位捷克文学史学者则指称:德拉斯克才是本案中真正的告密者,并相信他是怕恋人米特利卡受“破坏分子”德沃拉切克牵连,才向警方告发的。
  但此事的关键证人德拉斯克已于20世纪90年代去世,死无对证。
  “昆德拉事件”的真相至今不明。今年3月号的《立场》(Standpoint)杂志刊出迈克尔·魏斯(Michael Weiss)的长篇特写,以《悲伤与遗忘的故事》为题,极为详尽地回顾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其描摹与推理,宛如一篇侦探小说,不仅论到嫉妒与虚荣,恐惧与卑劣,亦兼及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特殊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氛围,甚至从昆德拉本人的作品——包括《玩笑》——中找出蛛丝马迹,以此揣测他与此事的关联,是我所见对昆德拉事件最为详尽的描述。文章也不忘提到昆德拉强悍的个性、深居简出的生活,以及他与捷克媒体交恶的历史,皆丝毫无助于他的辩白。魏斯最后指出:“作为一个保守自己秘密的大师,现在昆德拉面临的指控是,他深藏着同代人可能隐藏的最肮脏的秘密之一。”
  结论呢?没有结论。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要向昆德拉先生道贺,为他八十年的丰富人生,为他硕果累累的文学成就。二十多年来,他的书一本接一本在中国出版,无数的中国读者尽管对他本人所知甚少,对他的作品却总是如数家珍。这个人难道不是有恩于我们吗?
  Bon anniversaire, Monsieur Kundera! 昆德拉先生,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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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me Ishmael - 叫我以实玛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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