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慨◆|南方都市报 2010-10-10 报纸网络版西语字符排版不确，故重贴本文在此。同期亦有曾园兄对MVL获奖后各界反响的综述文章| 巴尔加斯·略萨的数十部小说，与其人生经历和政治实践不可分割。而他既多产又多事，本文势难面面俱到，但求择要。
【无爹的童年】
1936年3月28日，豪尔赫·马里奥·佩德罗·巴尔加斯·略萨（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生于秘鲁南部大城阿雷基帕，乃公共汽车司机埃内斯托·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和大家闺秀多拉·略萨·乌雷塔的独子。马里奥父姓巴尔加斯，母姓略萨，所以对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新贵，我们不可以只称“略萨”，这样叫人家，既不对又失礼。若只以姓氏呼之，应以“巴尔加斯·略萨”或“巴尔加斯”为确。
波澜壮阔的一生，从他未出世时便已开始。1936年新年前后，小马里奥尚在母腹，双亲却已反目。事出于妈妈孕期，爸爸竟与一德国女子不干不净，而后离家出走。但更深层的原因也许是，埃内斯托出身底层劳工家庭，身上流着他革命者爷爷的血，骨子里仇恨贵族阶层，更受不了老婆一家对他的轻慢。总之，男婴呱呱落地之后，没有爸爸在身边逗弄，只能在姥姥家继续啼哭。一周岁时，妈妈与公交司机正式离婚，姥爷此时奉派出使玻利维亚，小马里奥也随母一起，去了玻国的科恰班巴，并在此城度过童年。河滨加州大学西班牙语文学教授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L. Williams）曾在所著《巴尔加斯·略萨：弑神者别传》（Vargas Llosa: otra historia de un deicidio，2001年）中记述，小马里奥常问周围人，我爸在哪儿？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你爹死了。
【强娶了姨娘】
姥爷要养活全家，终在几年后谋得调令，返回秘鲁西北边境城市皮乌拉任地方长官，马里奥遂在此城上教会小学，1946年再迁首都利马，首次见到生父埃内斯托。父母重修旧好并共同生活，马里奥次年起就读于教会中学，而这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异母弟弟恩里克·巴尔加斯和小埃内斯托·巴尔加斯。他日后提到亲生爸爸，曾以“这位突然成了我父亲的先生”称之，父子关系终生不睦，爸爸甚至会突然一个大耳瓜子把他搧翻在地，就像多年以后，巴尔加斯·略萨在墨西哥城的电影院里挥舞铁拳，暴揍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
1950年，马里奥被送入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士官生的黑暗生活、对父亲的怨怒仇恨，后来成了他首部长篇小说《城市与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的素材。军校的生活是这样的：
“他被拉到室外，带到体育场上。他已经记不清那是白天，还是夜幕正在降临。在那里，他被脱光了衣服。那个声音命令他在跑道上围着足球场‘仰泳’一圈。接着，他又被弄回寝室，命令他铺好床，站在衣橱上唱歌、跳舞，模仿电影演员的动作，擦拭短靴，舔净地板，用力骑压在枕头上，喝尿……”（《城市与狗》，赵德明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两年后他退了学，回到皮乌拉读完中学，同时在当地报社实习，并初试文学创作。1953年，巴尔加斯·略萨入读利马的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修法律与文学，期间爱上了舅舅鲁乔的玻利维亚小姨子、因无法生育而离婚不久的胡利娅·乌尔基迪。大学生帅的不像话，姨妈更是风情万种，结果两年后他便娶之为妻。此时新郎年方十九，而新娘子比他大了整整13岁。
在天主教传统深厚的秘鲁社会，这段不伦恋情几同丑闻。赶在爸爸从美国返回利马，“拿着手枪”力阻儿子成婚的前夜，巴尔加斯·略萨与姨娘私奔外省，花钱贿赂地方干部——“一个笨蛋市长”，方得以成功登记。生米煮成了熟饭，爹妈无奈，又禁不出儿子苦苦哀求，终于收起枪，天要下雨，儿要娶姨，随他去吧。这段故事后来被巴尔加斯写成了自传体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La tía Julia y el escribidor，1977）。他在书中回忆了与太太的第一次见面。“已经中学毕业了，是吧？”姨妈问日后的丈夫。“我真恨死她了。”大三学生马里奥暗想，“没有什么比‘马里多’这个称呼更叫我恼火的了，我觉得这个小指词又把我送回穿开裆裤的年代去了。”
但不久关系升华了以后，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姨妈说：“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十八岁了，而且五年前就不是童男了。”
“那么我呢，我已经三十二岁，十五年前就不是处女了，那我又该是什么样的人呢。”胡利娅姨妈笑着逗这傻孩子，“一个老掉了牙的女人。”（《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赵德明、李德明、蒋宗曹和尹承东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爆炸”出新星】
可惜，与姨妈的好日子只持续了不到十年。1964年，巴尔加斯·略萨与胡利娅离了婚，转年又娶了自己的大表妹帕特里西娅·略萨。这段婚姻日后虽起波澜，却总算持久。帕特里西娅为他生育两子一女：作家阿尔瓦罗、商人贡萨洛和摄影师莫尔加娜。
1958年，从圣马科斯大学毕业后，巴尔加斯·略萨转赴马德里孔普鲁腾塞大学深造，次年赴法国，却未获准入学，于是与胡利娅困居巴黎，以文谋生，终在法新社西语部和法广电（RTF）得到两份兼职，方得以安定生活，并投身文学创作。
1959年，巴尔加斯·略萨以短篇小说集《首领们》（Los jefes）获得了西班牙莱昂波尔多·阿拉斯文学奖，1960年开始创作长篇《城市与狗》，两年后出版，大获好评，并为他赢得了著名的西班牙评论奖，亦坚定了他在文学道路上持续前行的勇气和信心。此书在秘鲁国内却遭非难。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尤为动怒，将巴尔加斯·略萨当年的成绩单张榜公布，意在羞辱作家，同时在军校阅兵场上公开焚烧了一千册《城市与狗》。
1966年出版的《绿房子》（La casa verde）于第二年获得了委内瑞拉的罗慕洛·加拉戈斯奖，并让巴尔加斯·略萨得以在加拉加斯机场与初登文坛不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相识。小说中讲述皮乌拉“绿房子”妓院的兴衰史，所以另一版本的汉译书名《青楼》倒也不失贴切。此书还穿插了其余四个故事，莫不揭露政党的残酷，社会的黑暗，军警的暴虐和宗教的虚伪。
1969年的《酒吧长谈》（Conversación en la catedral）强烈揭露奥得利亚将军1948-1956年野蛮统治秘鲁期间的社会现实，亦成西半球的畅销书。及至《潘上尉与劳军女郎》（Pantaleón y las visitadoras）在1973年出版，则取得“空前绝后”的成功（巴尔加斯·略萨语）。小说讲述潘上尉奉令，“鉴于在森林地区最边远地方为祖国服务的士兵们的利益”，组建流动妓院，以“特服队”（此据英译本，中译本作“服务队”）的名义，送花姑娘去连队，下基层。
潘上尉给首长打报告，详细而科学，却也反衬出这一腐化行为的荒唐可笑：
服务队服务对象的潜在数字：8,726人（捌仟柒佰贰拾陆人）
每人每月平均所需次数：12次（拾贰次）
每人每次平均所需时间：30分钟。
除服务计划外，潘上尉还附有一份极为详细的当地特服业考察述职报告，在“一位名叫波费里奥·黄的华人”带领下，他夜访“秋秋蓓妓馆”，心得如下：
“俗语说，‘暗中难辨色’，确宜一度春风。如以并非苛求的实用主义观点进行评论，这大部分女人，虽说年近三十，但远远看去，可以说全部体态圆突引人，特别是臀、乳部分在祖国此地尤为丰满发达。脸蛋也尚属漂亮，但走近观察却不无缺欠，然此丑相并非天生，乃面疮、天花、掉齿所致，皆因亚马逊地区气候恶劣，不忌饮食，故掉齿乃该地区之常见病。”（《潘上尉与劳军女郎》，孙家孟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之所以转引此段，非本文作者有此爱好，实因此书喜剧色彩突出，当在巴尔加斯·略萨大多数作品之上，不引不足以止痒；亦因孙先生译笔出色。人民文学出版社后于2009年重出此书，更名为《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收入西语版1999年的再版前言。巴尔加斯·略萨在其中写道：“我一开始曾打算写成一部严肃的故事。但是我发现这是难以做到的，因为这故事要求的是嘲讽和笑声。也仅仅在那时，一种得到了解放的感觉向我显示，在文学里存在着游戏和幽默的可能。我以前写作时总是大汗淋漓，而这次却不同，我写起来很顺利，而且很开心。”
作家本人也对此作有新的希望，在出书的同时，电影剧本也完成了，他自任联合导演之一。影片两年后公映，却遭败绩，巴尔加斯·略萨也就此止步，死了向影坛发展的雄心。2000年时，秘鲁导演弗朗西斯科·隆巴迪将《潘上尉与劳军女郎》第二次搬上银幕，显然要更为成功。
无论如何，巴尔加斯·略萨仅以15年时间，便跻身拉美甚至世界一流作家之列。此时他可以放胆忆旧，晒一晒年少时那段刻骨铭心的情史了。《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又一次成了街谈巷议的畅销之作。好莱坞看准了其中的情色卖点，终在1990年将此书拍成美国版电影《明日广播》（Tune in Tomorrow，汉译《情人有约》），伍迪·艾伦名作《汉娜姐妹》的主角之一芭芭拉·赫希出演了胡利娅姨妈——依美语发音为“朱丽娅阿姨”，主演过《生死时速》和《黑客帝国》的基努·里弗斯则扮演年经的剧作家马丁——同样不再是我们的大作家马里奥了。
【暴打加西亚·马尔克斯】
彼时的拉丁美洲，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只有文学从中受益，但见才子辈出，世界刮目，若不用“爆炸”这等极端词汇，便无法形容文学的超常态繁荣。
“拉美爆炸”（Boom Latinoamericano）诞生了四大耀眼明星：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哥伦比亚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其中又以后两位亮度最强，知名度最高。
事实上，巴尔加斯·略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本是文学知己和生活密友，早在加博享誉世界之前很久，马里奥便曾为他写过热情洋溢的马德里大学博士论文《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传》（García Márquez: historia de un deicidio，1971），对年长自己九岁的大哥，颇有提携之功。旅居欧洲期间，两人亦曾为近邻，往来频密。但在1976年后，好友突然反目，再也不同对方讲话。其中原委曾长期不明，成为文坛公案，直至31年后的2007年，加博八十大寿时，方有知情人揭开部分谜底。
那是1976年的2月，情人节前两天，众多拉美文艺名流会聚于墨西哥城，参加一部电影的首映。在影院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见到巴尔加斯·略萨，便欢喜地叫着：“马里奥……”，上前欲拥抱老友。谁知人高马大的“超级马里奥”目露凶光，突施重拳，正中加博面门，令他当即坐翻在地，鼻子大出血，“满脸浴红”，妻友忙将他架回家中服侍。可怜的作家，鼻血流了一夜。
两天后，情人节到了。左眼乌青，鼻梁带伤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去摄影记者罗德里戈·莫亚家中串门，莫亚趁机给了拍他几张带伤照片，三十余年秘不示人，2007年才以为加博贺寿为名，发表于墨西哥《每日报》。
根据莫亚的说法，加上《泰晤士报》援引的传闻，就巴尔加斯·略萨暴打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原委，我们大致可以找到些脉络。原来两人之间的梁子，早在同住巴黎（一说巴塞罗那）时便已结下。当时马里奥在外追求一位瑞典美人儿，太太帕特里西娅发觉，遂往加西亚·马尔克斯处寻求安慰，加博便给朋友妻出主意，劝她离婚。未几，巴尔加斯·略萨两口子和好，帕特里西娅为表忠心，主动向丈夫献出加博给她的秘计，引发巴尔加斯的怒火，终于酿成著名的血溅墨西哥电影院事件。
这也许就是巴尔加斯·略萨当年出拳击倒老友之后，大喊如下言辞的起因所在：“你在巴塞罗那对帕特里西娅做完了那事儿，怎么还敢来这儿跟我套近乎！”
什么事儿？不知道。莫亚欲言又止，但似乎在暗示还有更大的背叛。“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将来的传记家们吧。”他说。
【总统竞选败给藤森】
1981年，巴尔加斯·略萨出版了新长篇《世界末日之战》（La guerra del fin del mundo），不仅是他首度涉足历史小说，此书也将成为他日后多年里的最后一部大长篇。我们会看到，他的小说篇幅将显著缩短，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进入了政坛。
像众多其他的拉美知识分子一样，青年巴尔加斯·略萨自然地选择了左派阵营。早在大学阶段，他便曾加入共产主义读书会，深入研读过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后又折服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领导下的古巴革命，反对美帝。然而渐渐地，古巴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其知识分子政策，让他与左翼渐行渐远，用他的话说，便是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者”，即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维护者，而不以左派或右派划分。他甚至一度因此自认为不会受到瑞典学院的青睐，因为“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永远都得不到诺贝尔奖。2008年11月，他在接受埃菲社采访时说，“我做好了一切必要的预防，以备他们到死也不给我（这个奖）。”
加博向左，马里奥向右。所有的闺中传闻，以及电影院里那一记重拳，不过是两人分道扬镳的表面原因。政治立场的对立可令兄弟阋墙，父子成仇，何尝不会使马里奥和加博反目？在政治立场上，巴尔加斯·略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越行越远。加博是卡斯特罗的好友，身体不好时，就到哈瓦那疗养。菲德尔生病后，加博也亲往探视，陪他散步，聊天。而在1971年，古巴政府将诗人埃尔维托·帕迪利亚下狱后，巴尔加斯·略萨曾公开参与签名，抗议卡斯特罗政府，就此成为左翼的叛徒，此事亦成他与一众故旧决裂的分水岭。
到了1989年，他又代表右翼，以民主阵线党主席之身，出马竞选秘鲁总统，要求推行国企和银行私有化改革，最终在1990年的第二轮投票中，败给了阿尔维托·藤森。竞选期间，他的对手使出绝招，摘选他小说中的淫猥段落在电台广播，令其保守的选民阵营惊惧至极。败选后的巴尔加斯·略萨重新回到书桌，不再身体力行地参与政治。
“如果说第一轮选举是肮脏的话，第二轮就是臭不可闻的了。”巴尔加斯·略萨败选后说。（赵德明《巴尔加斯·略萨全集总序》）于是他再度远走欧洲和美国，并于1993获西班牙国籍。第二年7月，他和帕特里西娅访问了中国。
【超级马里奥反独裁】
尽管被目为右派，但巴尔加斯·略萨多次声言反对一切左的或右的独裁政权。仇恨专制的种子，想必在父亲的大耳光和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的森严校纪中便已埋下。成年以后，国内黑暗的现实则让这种子迅速发芽，开花。
胡利娅姨妈和巴尔加斯·略萨新婚不久，便被政府的“打狗队”抓走了家养小狗，马里奥愣是跑去狗狗拘留营，将爱犬夺回，一路小跑，不料又与打狗队狭路相逢，“小狗吓得瑟瑟发抖，他连忙抱着狗躲进了一家酒吧。落座之后，巴尔加斯·略萨联想到老百姓面对独裁政权的恐惧心理，萌发了创作《酒吧长谈》的动机。”（赵德明《巴尔加斯·略萨全集总序》）这部小说所写，正是记者圣地亚哥·萨瓦拉与父亲的老司机安布罗修在狗场相遇后的酒吧长谈。
打狗队往往是独裁政权专政工具的外化，运动式的打狗行为，实际反映的是独裁政权不受控制，没有感情的本质。昆德拉亦曾在《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写到相似的场景，戴红臂章的老头们在公园里追打小狗和男孩：
“一条德国种猎狗从灌木丛中溜出来。茹泽娜的父亲朝它伸出长竿，但是这条狗躲过了套索，向男孩跑去。男孩抱起来，把它按在怀里。另一个缉捕队员过来帮助茹泽娜的父亲，从男孩手中抢走了德国猎狗。男孩又哭又嚷，扭来扭去，老头不得不把他的手扭到背后，捂住他的嘴巴，因为叫声正引起过路人的注意。他们转身观望，但是不敢干涉。”
在这本书的另一个部分，当雅库布带着那条狗到田野中去：“狗再次舔舔雅库布的半边脸（也许它感到雅库布正在想它）。雅库布对自己说，他的国家既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糟，而只会变得越来越可笑。”
打狗队唯一的好处，就是刺激了昆德拉和巴尔加斯·略萨这样的作家，让他们写出伟大的作品，再以这些作品，去触动那些仍然生活在独裁体制下的万千读者之心灵。《酒吧长谈》由打狗开始，一口气谈了近七百页，其中写到政府贪污腐化，横征暴敛，百姓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大学生萨瓦拉要闹革命，却因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天然地意志不够坚定；而书中的内政部长卡约·贝穆德斯，掌管全国警政大权，一方面推行血腥统治，残酷镇压争民主、求自由的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包养情妇，夺人妻女，腐化堕落，十足是独裁之恶的象征。
巴尔加斯·略萨说：
“……在历史上，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不信任虚构小说的，对它实行严格的书刊审查，甚至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禁止整个美洲殖民地出售小说。其借口是：那些胡说八道的故事会分散印第安人对上帝的信仰，对于一个以神权统治的社会来说，这是唯一重要的心事。与宗教裁判所一样，任何企图控制公民生活的政府和政权，都对小说表示了同样的不信任，都对小说采取监视的态度，都使用了限制手段：书刊检查。前者和后者都没有搞错：透过那无害的表面上看，编造小说是一种享受自由和对那些企图取消小说的人一一无论教会还是政府——的反抗方式。这正是一切独裁政权、法西斯、伊斯兰传统派政权、非洲和拉丁美洲军事专制政权——企图通过书刊检查强迫文学穿上拘束衣来控制文学。”（《中国套盒：致一位青年小说家》，赵德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7页）
1993年，他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次年再获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最高奖——塞万提斯奖，此后除了诺贝尔，也许他再也不需要其他什么奖了。
2000年，《公羊的节日》（La fiesta del chivo）出版，通过三个不同的角度，再现了暴君特鲁希略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血腥统治，以及他在1961年5月31日的遇刺事件。此书再次大获成功，并被广泛视为巴尔加斯·略萨最好的作品之一。
他晚年写作不停息，《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El paraíso en la otra esquina）和《坏女孩的恶作剧》（Travesuras de la niña mala）先后于2003和2006年出版。今年又有新作《凯尔特人之梦》（El sueño del celta）问世，其灵感来自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朋友、20世纪初英国驻刚果的领事罗杰·凯斯门。
【“结构现实主义”存在吗】
虽然同为爆炸期的明星，但加西亚·马尔克斯被视为魔幻现主义的代表，巴尔加斯·略萨则被中文学者冠以“结构现实主义”。
对结构现实主义，林一安先生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
“结构现实主义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立体感。巴尔加斯·略萨认为应该全面地、艺术地反映现实。所谓‘全面地’，就是在各个层次上，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因此，结构现实主义作品也称立体小说，或全面体小说，可以说立体感是结构现实主义作品的灵魂。为此，作家把一个故事的一条或几体线索，分别切割成若干小块，然后打乱时空关系，重新加以组合，每一小块则依据它与其他小块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存在，而起作用，而具有意义，这样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立体的感觉。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认识事物并不总是由头到尾按照事物发展的时空次序认识的，而往往是从某个角度、某个地点、某个时间开始认识的，有时先看到事物的结尾，有时则是先从事物发展的某个层次看到的。这样进行结构安排，就把小说创作从线索发展推到了立体再创造，因而也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巴尔加斯·略萨〈绿房子〉赏析》，引自《奇葩拾零》，林一安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1页）
朱景冬先生更具体地分析说：
“巴尔加斯·略萨把这种手法概括为三种，即‘中国套盒术’、‘连通器法’和‘突变法’。按照他的解释，‘套盒术’就是‘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再讲故事，他的故事中可以再套别的故事’；‘连通器法’就是把不同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人物和情境放在一个大故事中，联合成一个新的整体；‘突变法’就是‘不断积累一些因素，或者说制造紧张气氛，直到描写的事物突然发生变化为止’、‘使读者产生好奇、疑惑和惊讶’，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拉丁美洲小说史》，朱景冬、孙成敖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68页）
我不太清楚“结构现实主义”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文学流派，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流派，或这样一个主义，它至少应该有一些纲领性的、共性的东西出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有巴尔加斯·略萨一个孤独的代表。实际上，他的这些创作方法并不出奇，20世纪的许多现代主义作家远比他走得更远。
基斯·布克（M. Keith Booker）在所著《巴尔加斯·略萨在现代主义者中间》（Vargas Llosa Among the Postmodernists，佛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里， 以《绿房子》到《潘上尉与劳军女郎》等中早期作品为例，分析了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变易。埃弗兰·克里斯塔尔（Efrain Kristal）则写出《语词的诱惑：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Temptation of the Word：The Novels of Mario Vargas Llosa，范德比尔特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更为具体地指出，巴尔加斯·略萨在取用历史事实或传记材料，为其文学目标而予以转化时，全无不安之感。他会在创作过程中修改这些素材。“他始终依赖但从不忠于他的个人经验，亦不会到专门的档案馆或图书馆去做研究，”克里斯塔尔警告我们，“所以要想理解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创作过程，首先就要研究他如何转化和修改这些素材。此外，如果无视他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经历的变易，就不可能理解其文学主题所由何来。”（此书前言，第8页）。这也就是说，至少对巴尔加斯·略萨而言，秘鲁和拉美的近现代历史，以及他个人的生平，皆无法与其作品分而论之。
无论如何，巴尔加斯·略萨作品中的大部分，经赵德明（绍天）、孙家孟、尹承东、段玉然、赵振江、林一安、朱景冬、孟宪臣、李德明、蒋宗曹、马林春、王成家、韦平、韦拓、申宝楼、柳苏等一大批翻译家长达三十年的不懈努力，皆已有中译本面世。想想看，在一百多年的诺贝尔奖历史上，还有哪一位得主的作品曾经如此全面、众多而“及时”地被引介到华文世界！巴尔加斯·略萨是头一人，这不仅说明他足够长寿，熬得过瑞典学院的十八位终身评委，也说明我们的翻译家有足够的眼光和毅力——至少这一次如此。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正是对他们的回报
我不敢张口就代表全国人民如何如何，所以只以我个人的名义，在此感谢赵德明先生，感谢前文中提到的、以及因为疏漏而不曾提及的所有巴尔加斯·略萨的翻译家们。而作为读者，我想我们毕竟是有福的。
